文學臺北，都市地景

劉玉皙
2004/4/11

文學從來不是獨立於現實之外的夢土﹔相反的，文學是對現實的反映與諸多詮釋
競逐後的結果。不論是散文或小說，皆再現了一整個世代的愛慾與地景。台北，
這個城市的面目也在文學中流變﹔它反映的，不只是城市建設的進步，更是台北
人認同與慾望的轉折。

陳芳明曾經以「孤臣文學」、「孤兒文學」作為臺灣戰後文學訂下兩大主題。對
於流離遷徙到台灣的大陸移民作家而言，他們懷抱著對母國的懷想，在文學中永
遠遙望著故國，在當下的台北總是「不在」，因此是種孤臣文學﹔而本土作家卻
背負著日本殖民政權及國民黨統治的雙重壓抑，失落感更強，更加空虛苦悶，這
是孤兒文學（註一）。

由於族群聚集地的差異，早年「孤臣文學」似乎比「孤兒文學」更著重於台北地
景的描繪。孤兒文學的代表有吳濁流、鍾肇政等﹔孤臣文學的代表則有白先勇的
《台北人》、或是李渝的《溫州街的故事》、甚至是朱天心的《擊壤歌》或其他
三三成員的作品。其中，《台北人》即是一群心不在台北的最後流亡貴族，室內
場景恐怕多過於室外，光就場景著墨而言，對於沒落貴族而言，台北似乎與舊金
山、紐約無異﹔《溫州街的故事》一派恬靜﹔少女朱天心則受胡蘭成式美學的影
響，對父國的嚮往結合青春期的絕對姿態，成為「少年法西斯」的純潔範式，在
總統府前、中山北路、重慶南路證成自己。有位朋友感嘆，雖然同為綠衣少女，
但朱天心在《擊壤歌》裡的生活動線對她而言卻全然陌生。在這些作品中，台北
的都市地景確實存在，然而場景非常限定，例如眷村、台大、西門町等，悄悄洩
漏了當時不同族群的不同生活氛圍。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持續書寫與混血的第二代與第三代，不論省籍，台灣的作
者們對於台北市地景的描繪更加活潑起來。或許，這從白先勇的《孽子》就可窺
得其轉變：從《台北人》到《孽子》，從流亡貴族的故事變成新公園青春鳥的歷
險，孽子們似乎是叛離父兄的國，卻是最在地的慾望鮮活。八十年代，都市化開
始成為台灣文學家歌詠的奇觀，例如林耀德的《大東區》與《惡地形》﹔其他寫
盡台北人與地的風景的，還有張大春的《公寓導遊》，或是朱天文《世紀末的華
麗》，除了描寫台北的「醜陋的天際線」之外，還描繪了某一台北族群的生活氛
圍。邁入九十年代，都市文學一詞已經不再適用，高度都市化的台北已經不再是
一種使人驚異的奇觀，而是慣常的佈景。台北主角的認同也曖昧起來﹔不再只有
流亡貴族才視台北為異邦，故鄉與異國的界線也飄搖起來，例如包括生於斯長於
斯、卻永遠拆解不開身份辯證的外省第二代作家，例如駱以軍的《月球姓氏》和
朱天心的《古都》﹔對於同性戀作家而言，台北也同時是個原鄉與異鄉，既是所
有青春慾望場景的所在，也是橫眉拒絕承認同性戀身份的殘酷父國，例如杜修蘭
的《逆女》和邱妙津的《鱷魚手記》。

文學台北，都市地景。可以拆解和述說的故事還有很多，連帶那些已說出的和未
曾說出的，當我們走在台北這個城市，重疊了你所喜歡的文學場景，以及讀者最
私人的情感，都難免有月迷津渡的恍惚剎那，例如走在德惠街時，便會想起當年
振筆疾書青春日記的詩人﹔走過醉月湖畔，想起拉子在秋風中佇立湖邊的孤決﹔
走過溫州街，總記得探頭看看初安民或舒國治是否在Lane 86喝杯小酒﹔ｌ走過
中正紀念堂，想起駱以軍那些弄錯地圖的故事。那是最個人的記憶與歷史，是所
有讀者與作者曾經共有、卻又無比私祕的台北。

註一：參考楊佳嫻＜孤兒意識」與戰後「臺北 / 人」小說書寫的發展＞，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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