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老屋很多，但按照目前的更新進度，少說也要花個百年才能讓建築達到一定的安全規範；在台北其實推動更新的人很多，但也因為土地私有的問題，常常會讓推動遇到很多困難，這幾年重建的成本越來越高，再加上疫情的發酵，物價通膨的更加嚴重，未來市區內更新這塊市場，慢慢的地主優勢會逐漸的失去，因為分回的比例都被漲幅給稀釋了，為了要重建一個安全的家，成本只會更高。 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一個危老重建計畫，利用分回地主後多餘的樓地板面積作為銷售，將銷售後的金額作為負擔營造費用與後續管理費用，在地主不用出營造費用的情況下得到一個全新且安全的家。 不跟地主分面積，讓地主得到最大的效益 是我們希望在建築更新路上執行的方式 一個安全的家不難，難在有沒有決心完成 台北_延吉 垼程建築師事務所/浮見月設計 建築重建諮詢：02-29237608

「在發生之前，大家都不會相信是自己：社會安全網的洞怎麼補？」講座紀實 今天非常開心和 王婉諭（小燈泡媽媽、時代力量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和在地精神科醫師蘇偉碩醫師及 林于凱議員，一起對談如何完善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婉諭曾經說過，她這次參選最關心的，就是社會安全網究竟要如何真正實質、有意義地運作。而對我來說，「社會安全網」從來不是政策文字或漂亮的詞彙，一線一線編織成了網，穿梭裁縫的，都是由眼淚和嘆息聲所串起。從在學界參與倡議，一直到四年前真正進入政治工作，我所思考的更是如何把不同立場和領域，但有同樣目標的人拉在一起，看見問題、嘗試解決，今晚的對談正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我們從社會安全網的種種面向討論，包含育兒環境、教育、監所等前、中、後期的改善方向，到希望透過進入國會進行的制度改革。正如同主持人于凱最後的結論，我們希望，透過更多的對話和實踐，和大家一起往前走一步，往理想的、預防勝於補救的社會前進。 參政初衷 小燈泡媽媽談到，其實在決定參選前，就持續有在做相關議題的推動。過去跟時代力量並不頻繁，對於政治也不了解，甚至覺得有點黑暗和可怕，認為不是一般人、一個全職媽媽可以碰的。因此在受到參選邀約的當下，第一時間拒絕了，但在經過思考和與家人討論後，認為自己持續在關注的議題，也正是時代力量覺得重要的議題，幾經考慮後就決定出來試試看！「大家在印象中可能會覺得小燈泡媽媽是一位受害者，但卻不知道她在推動哪些事情。一開始也會覺得政治跟我不相關，但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才理解到，政治是跟每個人相關的。」王婉諭說。 陳惠敏談到，過去在學術界、在校園中體會到，在學校裡教給孩子的東西，如果孩子到社會上卻不能用的話，那麼老師是否成為了說謊的大人？堅持理念的孩子到職場卻被罷凌、不受歡迎。教育應該是要能夠讓孩子發揮價值，政治亦然。投入選舉是為了能夠進到國會去造成改變，「時代力量在堅持價值的部分，是毋庸置疑的！」陳惠敏說。 關於社會安全網 陳惠敏談到，自己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分別是在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前台北市立療養院）的急性病房以及台中女子監獄進行田野研究，經過六年的蹲點研究後，她發現，監獄竟然是沒有效果的，因此她也特別重視司法改革，那些從被支持網絡掉出去的人，會被另外一種網絡接納，在這個盛行文憑主義至上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光是功課不好就能讓人處於邊緣。而進到監所的人，對自己自信心不足因此也更沒有怕做什麼事。從數據上來看，其實初犯率是有在降低的，但再犯率卻在升高，這顯示了監獄的失能、所謂復歸社會的第二次機會其實幾乎是不存在的。我們是否能夠接納從監所出來的人，讓他成為社會共同助力？陳惠敏認為單純的監禁、一昧的重刑化其實是沒有效果的，反而可能造成惡性循環。在學校談的時候總會說「社區」是最好的方式，但在現實上，社區通常是最不友善的地方，即便我們常說台灣是很有人情的地方，但，在「復歸社會」這樣的議題中，沒有理解的人情，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不能夠在毫無幫助的情況下，把一個其實需要幫助的人丟到社區。 王婉諭則說道，她覺得每個人都像氣球，當有某些事情發生時氣球就充氣，越來越大到某個臨界點後會爆炸、傷及無辜，如果我們能夠在每一個環節都消一些氣，例如讓心理疾病有適當的協助，在每一個環節，大家都跟他一起努力，也許就可以減少很多憾事。監所處遇本身有很大的問題，其實在司改國是會議做成了很多決議，但真正落實的並不多。王婉諭也表示，她非常關心在事情發生前，到底有什麼樣的方式能夠防範？她認為社區鄰里的推動當然是困難，但同時也是必須的，如何納入專業人士去協助是重要的課題。這也連結到親子育兒的部分，社區型的聯絡網絡和情感網絡是否可能？王婉諭不相信有人一出生，就註定善惡、一定會犯罪，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很多原因，讓他走上這條路。除了後期的監所議題、中期的協助，在前期，有沒有可能讓這些孩子被好好對待的可能？是不是在前、中、後期，都有機制可以去做努力？ 談到監所的問題，陳惠敏表示，以北歐經驗來舉例，北歐的監所著重的不是在剝奪，而是能力的重建，這一塊，在台灣的監所看中的是復歸社會後，整合進到勞動市場的能力，而不是人跟人相處的能力。北歐的經驗著重在人與人距離的拿捏，以及社交技巧的學習，這也正是回到社會的關鍵。近年來，我們比較常談到「情感教育」，陳惠敏認為「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而非以病理化的方式去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精神科醫療專業的蘇偉碩醫生則談到，他觀察到環境對人的影響極大，在他的第一線觀察中發現精神科病房、監所似乎都像旋轉門一樣，病患過一陣子又回到病房、收容人過一陣子就會到監所，但社區卻好像不是旋轉門，一個人若是脫離了社區、被社區趕出去，便不容易回去、會被標籤。他也觀察到，精神科醫師的狀況其實很不好，有一些認同危機，通常病患在精神科會得到診斷跟得到一包藥，但根源上的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但他也認為，只要有一個對的立法委員，就可能轉動立法院、推動好的法案，國家不是沒有預算，而是預算是否花在了對的地方，他希望不管是政策或是預算分配上，都能夠放多一點在社會支持的建構和教育上。 教育 談到教育面向，王婉諭觀察到亞洲人包括台灣人，較內斂、害羞，對於自身的情感比較不敢表達，尤其男性對於情緒普遍是壓抑和緊繃的。她常常聽到家長對孩子說：「你不准生氣，不然我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