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卦]卡普車禍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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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普車禍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6-18 2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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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男性平面攝影師宰制的20世紀電影界,自學成才的伊娃.塞雷尼(Eva Sereny)是少數例外。不過讓她成為攝影師的契機,居然是一場車禍。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家庭主婦。


    義大利攝影師、導演伊娃.塞雷尼辭世,享壽86歲。她在數十年的平面攝影生涯,拍攝了無數明星與電影名家,包括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羅美.雪妮黛(Romy Schneider)、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塞吉歐.李昂尼(Sergio Leone)、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以及拿著兩罐啤酒東張西望的保羅.紐曼(Paul Newman)。


    伊娃.塞雷尼出生於瑞士蘇黎世,雙親是匈牙利裔。五歲時因為二戰爆發,隨家人移居英國。20歲時,她搬到了義大利生活,隨後嫁給了當地的一名工程師,從此生根。1960年代,一場車禍幾乎奪去了他丈夫的性命。在醫院裡,她恐慌地想著如果自己真的成了一個寡婦,帶著兩個兒子,又無一技之長,該如何維生?


    「我想說我總得做些什麼。我想起自己很有藝術細胞,雖然不會畫畫⋯⋯但拍照如何?」2018年接受《衛報》採訪時,塞雷尼如是說。


    幸好丈夫後來沒有大礙,在他的支援下,她在家中地下室建立了暗房,開始自學攝影。當時塞雷尼的一名友人正好是羅馬奧運的承辦人員之一,便請她去記錄各地的體育中心外觀以及訓練中的運動員群像。她的朋友們後來看完作品都紛紛驚嘆,認為相當有水準。塞雷尼卻不願輕信,決定親自飛往倫敦,帶著自己的作品直奔《泰晤士報》的辦公室,由報社來裁決。


    在沒有事前預約的情況、同時沒有輝煌履歷的情況下,她以素人之姿成功見到了《泰晤士報》編輯諾曼.霍爾(Norman Hall),而且他還收下了她的作品,在三日後以全版刊出,標題是〈為1980年的奧運做好萬全準備〉(雖然後來成功申辦1980年奧運的不是倫敦,而是莫斯科)。塞雷尼事後卻謙稱自己只是運氣好,因為當時沒什麼別的大新聞發生。


    回到義大利之後,塞雷尼獲得英雄式歡迎,沒有人想到一個家庭主婦可以轉型成攝影師。無數雜誌報刊都開始對她提出邀約,這使得她得以開始職業生涯。她因緣際會從電影的現場側拍工作入行,首部深入片場拍攝的作品是麥克.尼可斯(Mike Nichols)執導的《第22條軍規 Catch-22》(1970)。


    1971年,當約瑟夫.羅西(Joseph Losey)執導的《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1972)在羅馬拍攝時,她受聘到現場拍攝。當時女星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來到片場探丈夫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的班,塞雷尼舉起攝影機,拍下了兩人互動的過程。塞雷尼無心插柳的拍攝,被解讀成紀錄下了兩位明星已然冷卻的婚姻關係,外界戲稱這簡直是《靈慾春宵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1966)的續集。


    伊娃.塞雷尼回顧這張照片說,其實當時她出現在現場的主要目標不是衝著李察.波頓,而是打算拍攝飾演刺客的亞蘭.德倫(Alain Delon)。但在伊麗莎白.泰勒突然出現在現場的時刻,她下意識地拍下了她與李察.波頓的互動。她說這兩人看待對方的神情顯然並不親密,「你可以感覺他們之間根本沒有所謂『偉大的愛情』」。兩年後,結縭十年的明星夫婦宣告離婚。


    參演《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的還有一位巨星,是奧地利女星羅美.雪妮黛。她們起先是在片場相識,數天後,雪妮黛絲下邀請塞雷尼為她拍一系列的獨照。這些作品而後也奠定了她的職業生涯。


    塞雷尼總是身穿低調,以牆壁上的蒼蠅自居,經常得以趁明星不注意的時候,拍攝他們私下真實的樣貌。一向對攝影師沒有好感的馬龍.白蘭度在與之初次見面時對她說:「我不喜歡攝影師,妳知道嗎?」但最後在塞雷尼以實力勸服下,點頭同意讓她拍攝自己。後來許多名片如《日以作夜 Day for Night》(1973)、《1900》(1976)與《魔宮傳奇 Indiana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Doom》 (1984)的拍攝現場都能見著她的身影。


    到了1980年代,對電影製作有了進一步理解的伊娃.塞雷尼也開始打算執導電影,她說自己會有這個念頭,是受到了合作過的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維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費里尼等人的啟發。


    而且她確實才華獨具,首部短片《The Dress》 (1984)便榮獲英國金像獎最佳短片殊榮,不過十年後完成的首部長片、英語愛情喜劇《Foreign Student》(1994)卻慘遭滑鐵盧,該片改編自菲立普.拉布侯(Philippe Labro)的同名小說,是關於法國交換生與非裔女孩之間的一段愛情故事。


    1990年代,隨著攝影集的陸續出版,塞雷尼的聲望日益提升。她的作品被認為記錄下了偉大的平凡片刻,讓明星個個看起來像是大學宿舍的學生,有其閒散、疲憊的樣貌,不再顯得花俏。後世經常以「女性攝影師」稱呼她,但伊娃.塞雷尼卻覺得不以為然,她曾怒斥:「我從沒想過要成為一名『女性攝影師』!」


    雖然不願以性別被定義,但在女性攝影師欠奉的20世紀,伊娃.塞雷尼確實是業界的女性先驅。她的攝影集等同於一個電影史的彙整,從美國好萊塢商業大片到歐洲文藝片,從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到荷索(Werner Herzog),影史上少有一位平面攝影師有過如此輝煌的拍攝紀錄。其作品一概都在權威媒體上發布,散見於《Elle》、《時代》、《泰晤士報》、《時尚》等媒體。


    2021年5月25日,伊娃.塞雷尼因中風後引起的併發症辭世。



    (附圖一為馬龍.白蘭度;附圖二為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附圖三為《魔宮傳奇》花絮照;附圖四為羅美.雪妮黛;附圖五為李察.波頓與伊麗莎白.泰勒;附圖六為保羅.紐曼;附圖七維克林.伊斯威特;附圖八為艾爾.帕西諾(Al Pacino);附圖九為拉寇兒.薇芝(Raquel Welch);附圖十為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與凱特.卡普肖(Kate Capshaw);附圖十一為伊娃.塞雷尼。)
    #EvaSereny

  • 卡普車禍 在 Readmoo讀墨電子書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0-05-07 14: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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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鄉人》篇幅不長,與卡繆之後的作品也不大一樣(雖然也沒有多「後」,畢竟卡繆四十六歲就出車禍死了),但《尋找異鄉人》的作者卡普蘭追查出許多線索,甚至幫我們找出了那個在小說裡丟了性命卻無人聞問的阿拉伯人。

  • 卡普車禍 在 陳德政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2-13 13: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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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謠搖滾之父——現在,他當然多了一個新的頭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 生涯寫了將近400首詞。

    驚人的數量,直接體現在份量上,由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分為七冊,拿在手裡,就像磚頭一樣重(這不是誇飾)。

    在一月號《文訊》雜誌寫了一篇書評,貼在這裡。

    〈用藍調和詩歌唱醒了一個時代—10首歌讀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歌詩集》並不是一本書的名字,它的英文書名《Bob Dylan, The Lyrics: 1961—2012》簡單向讀者交代了幾個關鍵字:巴布.狄倫、歌詞選集,以及它所跨越的年份。

    《巴布.狄倫歌詩集》也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套叢書的集合,繁中譯本將它劃分為七冊,每一冊在線性的時間序列中相連(這意味大歷史之河),並以不同的創作時期為分野(這代表個人的轉型與探索)。是的,想料理狄倫學(Dylanology)這門繁複的、處處鑄下謎語的學科,非得這麼大費周章不可,尤其在狄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世人熟知的狄倫印象,是民謠歌手,是搖滾巨星,「作家」狄倫大抵只出過兩本書:1960年代摹仿垮世代風格,晦澀難解的小說《狼蛛》,以及發表於千禧年之初備受讚譽的回憶錄《搖滾記》。狄倫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憑藉的仍是他的歌詞,或者說,歌詞中藏孕的詩意與想像力。

    這套書集結了將近400首詞作,時間跨度從1961年狄倫發行首張專輯之前,延伸至2012年的晚近作品《暴風雨》。台灣的出版社邀集了詩人、學者與音樂人共同翻譯,期盼這七冊書能成為華人世界狄倫歌詞的最佳譯本。

    要在短短數千字的規格內評論橫跨半世紀的歌詞,原先就不可能(另一個衍生問題是:我是要評論狄倫的詞本身呢?還是譯者的譯筆?),此外,在紙上「閱讀」歌詞也有其不適切性(倘若你是個從未聽過狄倫歌曲的讀者)。

    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我拉出一條動線,它類似時間的廊道,有清晰的軌跡,讓人見證那個當初從明尼蘇達搭便車到紐約闖蕩的小伙子,如何穿透各種思潮的迴聲,遊走於不同的文化圈子,最終形塑出20世紀一面輝煌的心靈景觀。

    這條廊道同時也收納了「時代的聲音」,即狄倫透過他自己的作品,替身處的各個時代拓印出的集體奮鬥、思索乃至於陷落。漫漫的時光中,新的聲光覆蓋上舊的,他的洞見和寓言,都在音樂休止處沖積成一片豐美的文字綠洲。

    我精選了十首歌,它們是我理解狄倫的索引,也具備導讀的功能。

    ⚡️ 你是我繼續上路的原因(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1963)

    文學中有所謂的「行路文學」文類,音樂裡也有「行路歌謠」,以孕育狄倫的美國來說,行路歌謠可溯及山歌、草根民謠與源自南方各州的庶民音樂。〈別再多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是歌者將踏上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前(that long, lonesome road),和有緣無份的心上人別離的時刻,給自己的一次精神喊話:即使我在路的暗處,前方困頓難行,別多想,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首歌收錄於狄倫第二張專輯《自由不羈的巴布.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那時,狄倫剛抵達紐約的藝文漩渦格林威治村,與長他幾歲的女友談著戀愛,〈別再多想,沒事了〉洋溢出的樂觀,是他彼時的心境寫照。

    ⚡️ 如果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

    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典禮上,新任總統手按《聖經》,隨著首席大法官宣讀誓詞,最後一句便是:「我祈求上帝的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宗教與道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支柱,而宗教與道德,向來是狄倫詞作中探討的主題。

    〈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收錄於狄倫生涯最富政治意識的一張專輯《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值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燃點,狄倫在詞句間來回替換上帝的位置,有時祂與敵人(西班牙人、德國納粹)站在一起,有時又回到我們這一邊。

    年紀輕輕的狄倫,世故老成地向人探問:什麼是正義?以上帝之名,是否惡也可以為善?

    ⚡️ 每個人都在做愛,就在荒蕪街(Desolation Row, 1965)

    1960年代中期,狄倫「封印」了抗議歌手的形象,他戴上墨鏡,揹起電吉他,舞台上鋒芒畢露,轉型成一名搖滾歌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便是狄倫替吉他「接上電」(go electric)的產物,專輯中塞滿咆哮呼嘯的歌曲,唯獨收尾曲《荒蕪街》(Desolation Row)延續出道時的民謠語彙。我以為,這是狄倫刻意採用的編曲手法,如此,才能把那條街的故事說得完整,講得清楚。

    《荒蕪街》長十一分鐘,比制式的三分鐘流行歌更有容量收納一長串的人物和奇想: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奧菲麗亞,《聖經》裡的諾亞與撒馬利亞人,扮成羅賓漢的愛因斯坦,他們交相行走於荒蕪街,在那裡活了又死,死了又活。歌詞中有一句「我必須重新排列那些臉,再一一取上別的名號」(I had to rearrange their faces, and give them all another name)。

    那條幽幽的荒蕪街,兩側貼滿浮浪者的臉。

    ⚡️ 星星不會墜落,去找點樂子(Goin' To Acapulco, 1967)

    狄倫化身搖滾巨星的那幾年,有一支五人樂隊陪著他世界巡演,那支樂隊來自加拿大,當時名為The Hawks。1966年,狄倫騎摩托車時遭遇了一場車禍,逼使他暫離公眾視野,退回烏茲塔克的屋舍隱居、療養。

    狄倫於是召來The Hawks(他們即將更名為The Band),陪他在地下室閉關寫歌,眾人洋洋灑灑Jam了一百多首,灌錄為傳說中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去阿卡普爾科〉(Goin' To Acapulco)是這段沉潛時期的產物。

    阿卡普爾科是墨西哥的一座港市,以夜生活聞名。海港會引來水手,有水手上岸處就有妓女戶。「地下室」階段的狄倫不再文以載道(以現時的說法是:放下偶包),他在〈去阿卡普爾科〉換上一副輕鬆姿態,「她喜歡去巨大的地方,安頓在那裡等我靠近」(she likes to go to big places, and just se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come),明眼人都讀得出來,狄倫在暗示什麼。

    ⚡️ 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1968)

    狄倫初抵格林威治村,便與當時的民謠皇后(Queen Of Folk)瓊.拜亞相遇,1963年,兩人在金恩博士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一同上台演出,那是歷史性的一天—就在同一場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了震古鑠今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狄倫與拜亞的感情一如60年代的時局,起起伏伏。最早拜亞是狄倫的樂壇先進,很快地,狄倫的巨大名聲就淹沒了拜亞。1968年,拜亞錄製了一張全是狄倫作品的翻唱專輯《任何一個今日》(Any Day Now),包含一首狄倫本人未曾詮釋過的原創曲〈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愛只不過是個髒字」(there was nothing more absurd than that: 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錄音室裡,拜亞船過水無痕似地輕聲唱著。時至今日,狄倫從未在任何場合演唱過這首歌。

    ⚡️ 我自靈魂深處為你而寫(Tangled Up In Blue, 1975)

    〈鬱結衷腸〉(Tangled Up In Blue)公認是整個70年代狄倫最好的一張專輯《血路斑斑》(Blood On The Tracks)的開場曲,也是狄倫做為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集大成之作。歌裡,時間的概念消解了,昨日、今日、未來都幻化成一個浮想。

    地域的限制也被打破,東岸、西岸、北方的林地、南方之城、布魯克林的蒙塔格街,美國各地處處是歌者搜索舊情人的所在。在那既被濃縮又無限拉長的時空中,狄倫安插了各種可能性,他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自如,也在「說的」與「唱的」之間自由擺盪(其實,你要說這是一首饒舌歌也沒有問題)。

    「夜晚的咖啡館樂聲迴盪,革命在空中飄揚」(there was music in the cafés at nigh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ir),狄倫如此形容地下室的同黨們。越戰結束的年代,他們藏身在那裡發出抒情的噪音。

    ⚡️ 魔鬼或上主,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 1979)

    狄倫是猶太人(另一位頗具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歌手李歐納.柯恩同樣是猶太人),70年代晚期他受洗為基督徒,個人創作跟著宗教信仰而變動,帶來所謂的「宗教三部曲」,1979年的《慢行列車駛過來》(Slow Train Coming)正是第一部,專輯封面清楚出現了十字架。

    雖然信的是神,狄倫比誰都知道他的歌是唱給世俗大眾聽的,他在〈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創造了一種眾生平等(或者,眾生同樣精神匱乏)的世界觀,無論名醫或董事長、街頭太保或高官巡警、喝威士忌的或啃麵包的、打地舖的或睡彈簧床的,每個人都得服事某個人,向他告解,赦免自己的罪。

    諸多人物角色中,包括用毒的性成癮搖滾樂手、叫Bobby的或叫Zimmy的,狄倫毫不避諱將自己置入這首歌的情節座標內,反正上主會保佑他的,他沒在怕。

    ⚡️ 活在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 1989)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冷戰告終,蘇聯即將解體。種種價值瓦解而待重新建立,狄倫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回到他擅長的政治歌曲領域,〈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依他自己的說法是:「這幾乎像是〈上帝在我們這一邊〉的更新版本。」

    狄倫用激烈的、帶著攻擊性的言語,拆解那政治掛帥的世界:愛沒有生存的空間、智慧被關進監獄裡、慈悲被除名流放、勇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這樣不留情面把現實端到世人眼前,要人好好逼視它,那股憤怒與憂心,直追出道時寫下的〈戰爭大師〉(Masters Of War)。

    如今,時間又過了三十年,這世界變本加厲的,只剩政治。

    ⚡️ 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Things Have Changed, 2000)

    〈今非昔比〉(Things Have Changed)是狄倫替電影《天才接班人》(Wonder Boys)譜寫的主題曲,電影主角是一名遇上寫作瓶頸的小說家(多麼熟悉的遭遇啊)。狄倫先到剪接室看了毛片,替歌曲準備寫作材料,後來完成的成品中,歌詞不無對電影的指射(譬如,他明白提到了好萊塢),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為一個商業市場上的創作者,狄倫很清楚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

    〈今非昔比〉發表於1997年的《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與2001年的《愛與盜竊》("Love And Theft")之間,正值世紀的交界,狄倫在歌中編織了一幅世紀末的圖像:「世界將會爆炸,如果聖經正確無誤。」「我站在絞刑台,隨時等待地獄大門洞開。」

    整首歌的核心是這四句話:「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我曾經介意,然而今非昔比。」(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律動的韻腳中,狄倫冷眼旁觀著,他已經是過來人了,不會隨意掉入興奮的陷阱。

    ⚡️ 褪色的歌謠,沉入深藍的海底(Tempest, 2012)

    2011年,狄倫在眾人千呼萬喚下首度來台演出,隔年,他發行生涯第三十五張錄音室專輯《暴風雨》(Tempest)。往後幾年,狄倫接續帶來另外三張專輯,卻都以翻唱曲目為主,因此存有一個可能性:《暴風雨》不無可能,會是狄倫最後一張以原創曲目為主的作品。

    專輯同名曲〈暴風雨〉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狄倫扮演一個老練的說書人,娓娓講述鐵達尼號沉船的故事(無獨有偶,《荒蕪街》也曾提到鐵達尼),狄倫在史實中融入他擅長的超現實意象:注滿淚水的酒吧、張開大門的宇宙、夢中下沉的船身。

    「大船乘著海浪向前,航向一個預言中的黃金年代。」其實,狄倫自己也是一艘大船,一艘破冰的大船,打破了民謠與搖滾的疆界,粉碎通俗歌謠和嚴肅文學的界線。他用文字構築出一座座迷宮,文體自成一個江湖。

    曾有人問他:「你的歌都關於什麼呢?」狄倫給了一個很狄倫式的回答:「哦!我的歌啊,有些關於四分鐘,有些關於五分鐘,還有一些,無論你相信與否,關於十一或十二分鐘。」

    是啊,別忘了,狄倫文字的質地再好,負載的思想再精純,那畢竟是歌詞,與歌曲一體雙生。放在紙上閱讀,只得其一半,想完全潛入那條時間光廊,被狄倫的「聲音」醍醐灌頂,你仍得用聽的。

    (註:文內歌詞中譯,取自馬世芳、陳黎、張芬齡、葉覓覓、崔舜華、蔡琳森、曾珍珍、余三奇、楊嘉的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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