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偷閒，說服自己用看笑料的心情，重看了這位要與解放軍比“跑步”的退將于北辰的這段發言。關於他鬧大笑話，鬼扯西漢/東漢、西晉/東晉/、北宋/南宋是同時存在互爭“正統”的政權，而現場來賓及主持人竟也都毫無反應，相信許多朋友都已看過了。但是你可能沒注意到，于北辰說這段話的原因，是為了呼應趙少康所謂“我們必須在‘親中’和‘反中’之外，尋找第三條路”，從而提出他認為國民黨應該重拾“反共”招牌，走出趙少康刺激大家思考的“第三條路”。

趙少康這種“第三條路”的說法，當然是典型投機取巧的說辭，但偏偏對一般人頗有迷惑性，尤其是多數偏好“理中客”、“溫良恭儉讓”的藍營群眾。所謂“第三條路”，似乎聽來就比較不偏激，還能為自己的懦弱加上一層冠冕堂皇的外衣，而趙少康所謂超脫“親中”與“反中”的呼籲，也不過就是重回老國民黨在1970年代喪失在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後，在島內提出的“反共不反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已。

那麼，何以趙少康不直接挑明“反共不反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要彎來繞去地說是“請大家思考”呢？首先，這其實就是政客慣用的話術，講得好像沒有定見，假裝很“開放”，實則是卸責。再者，趙少康既不想明着說“反共”，也不想直接講“統一”，因為前者會得罪大陸，後者則在島內的政治環境不吃香，“投機”如趙少康當然又要精算，只有繞着說了！

至於這種“第三條路”究竟可不可行？只要看看講這套的是誰就明白了！比如高舉“親美反共”的朱立倫，就是自稱他“反共”但不“反中”，但他同時又說要“和中”，這完全就是一系列的自我矛盾。試問：在當前美國對華不斷展現戰略清晰的態勢下，“親美”和“和中”有可能並立？當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中華民族來到離復興最近的時刻，“反共”和“和中”有可能共存？

尤其島內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的領導層，都沒人真的相信台灣能靠自己“反中”或“反共”成功。想想，如果真有能力自己對抗大陸，那國民黨各主席候選人，又何必搶着說自己最有能力與大陸和談，同時在前陣子阿富汗變天時一直熱議“美國不可靠”？民進黨表面裝得“抗中保台”多勇猛，但其領導的台當局最近才通過軍方發布“中共軍力報告”，直指解放軍已完全掌握台灣週遭海、空戰略優勢，又稱解放軍對台灣軍事情況也全然摸透，這不等同自我承認：台灣無力自己對抗大陸？

所謂“反共不反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講法，中心思想仍應建立在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並且有志扛起中華民族復興的重擔。但事實擺在眼前，今天惟有中國共產黨有能力擔負振興中華的責任，台灣不要成為扯後腿的漢奸島已是萬幸。看看至今還在扯這套舊思維的“于將軍”，對歷史的了解竟能如此無知、蒼白，真的是“人一獨腦就殘”，這根本已非“反中”、“反統”、“反共”的問題，而是徹徹底底的“反智”啊！

#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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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壺-90中期。水仙不開花（裝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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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品嘗重量級重砲級的訪談。適用當代紫砂壺上，細讀後盪氣迴腸。爽👏

陳傳席：陳傳席（1950年9月－），男，江蘇徐州人，生於山東，中國美術史學家、美術理論家、書畫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

當代國畫可以用「很差」兩個字來評價，甚至應該說是一敗塗地、全軍覆沒。挑不出一兩個代表性畫家。問題的關鍵在於畫家文化的缺失。沒有文化功底，畫畫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調也上不去。因此中國當代書畫沒有前途，難出大家。中國美術教育把畫畫淪為高考的終南捷徑。書畫是小道，當代國畫這麼差，主要是因為畫家沒有文化。
著名文藝理論家陳傳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稱：日前，韓國著名藝術家、美術評論家金兌庭對中國當代美術現狀提出了直率而尖銳的批評，認為「中國當代美術的確走到了危險的邊緣」、「藝術家寫得畫得都很快，自己的精神完全沒有了」。對此，向以直道而言行世的著名美術史學家、文藝理論家陳傳席表示完全贊同。在接受本報專訪時，陳傳席除了暢談自己的人生、學術歷程外，也對當下的中國書畫界進行了強有力的針砭—他強調，文化底蘊的缺失是當代書畫創作中的致命傷。
1、現代挑不出一兩個代表性的畫家
廣州日報：最近韓國的金兌庭教授對中國當代書畫現狀進行了「大批判」，您同意他的觀點嗎？

陳傳席：金兌庭的評論非常好，非常中肯，中國大多數評論家都難以說到這個點上。作為一個韓國人，能看得這麼清楚，很難得。
廣州日報：就您看來，中國當代書畫創作處於什麼樣的水平？
陳傳席：可以用「很差」兩個字來評價，甚至應該說是一敗塗地、全軍覆沒。早一點還有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鴻等名家，現在卻是挑不出一兩個代表性畫家。我想，問題的關鍵在於畫家文化的缺失。沒有文化功底，畫畫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調也上不去。因此，對中國當代書畫的前途，我個人比較悲觀，如果美術教育不改革，難以出大家。唐詩為什麼那麼昌盛？就是科舉考試要考寫詩，於是形成了社會風氣。現在美術學院招生，只看素描、色彩水平，不考傳統文化，不考《經》、《史》、《子》、《集》，畫家的文化修養能好到哪兒去？畫畫不過是淪為高考的終南捷徑。雖然現在很多美術院校中有所謂傳統文化教育，但那都是走過場。
一方面，畫家的素質不行，另一方面，當代的書畫熱卻可謂空前絕後，人人都想當書法家、畫家，對此，我很擔憂。像我認識的一位功力很深的醫生，他還在主持國家項目，卻拚命要調到畫院工作，他說當醫生很辛苦，而到畫院上班，每日優哉游哉，出去遊山玩水也是工作，錢也多，為什麼還要當醫生呢？畫畫變成了貪圖安逸的終南捷徑，能行嗎？
我始終認為，書畫是小道，不該孜孜以此為專業，更不該全民都想以此為專業。儒家強調「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首先「志於道」，再據德於仁，藝術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沒有大見識、大胸襟，每天寫寫畫畫，永遠只能在小道上轉悠。像毛澤東、魯迅、于右任，他們的字多好，他們哪位又是專業書法家？可見，書畫是意識形態，沒有文化底蘊和社會閱歷等大道為支撐，永遠做不好。
2、新文人畫僅是借用「文人」概念
廣州日報：對古代書畫，您的認識和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明清院體畫備受市場熱捧，常常拍出很高價格，在您看來，文人畫與院體畫的藝術價值有哪些差異？您更認可哪一種？
陳傳席：近現代學者常批評院體畫柔媚細膩，也常把院畫和院體混為一談，其實並不準確。我做過詳細的考證，五代、北宋有院畫而無院體，院體畫始於南宋李唐、馬遠、夏圭。南宋畫家有家國之恨，怒髮衝冠，故所作院體畫，用大斧劈皴，氣勢磅礴、剛勁濃烈，發人振奮。但院體畫就南宋最好，後來學南宋者，因為時代背景不相同，難得見好作品。

而文人畫講究文雅，以儒道思想為精神旨歸，道家認為柔弱勝剛強，儒家倡導「子不言怪、力、亂、神」，所以文人畫是反對院體畫那種直白強悍的。歷來文人攻擊院體也都說它粗而硬、污而燥，不曾說它柔媚細膩。
就兩者比較而言，文人畫的線條更變化多端，所以總體上略勝一籌
廣州日報：在您看來，今天的社會文化土壤還有利於文人畫的產生與發展嗎？
陳傳席：當今所謂的新文人畫，我認為只是借用這個概念罷了：現在多數人沒讀過《十三經》、《二十四史》，基本知識都沒掌握，哪裡稱得上是文人？
廣州日報：有外媒稱：「中國現代有三派：現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畫靠得太近，唯陳傳席畫派立得最遠。」對此您作何理解？
陳傳席：所謂「現代派爬得太高」，是指中國的當代藝術家認為繪畫不應該只追求形象和色彩，要有哲學，要有思想內涵，但他們自己並沒有哲學和思想內涵，更沒有真正創作出這樣的作品，有的認識也是錯誤的，更談不上有好的作品了；所謂「靠得太近」，是指當下很多畫家認為傳統有用，仍然走著傳統的路子，卻還遠遠沒達到古人的高度。

附：陳傳席：有些人越畫越差是因為文化底子
中國畫傳統：一個是書法，線條是書法線條，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得擁有國學基礎。
陳先生認為：中國畫有自己的一套語言，西方很多著名的藝術家都是學習了中國畫的語言而成功的，畢卡索臨摹齊白石的作品臨了二十多本。如果中國畫沒有了，西方繪畫也不能發展。
連外國人都講「中國的藝術是哲學的，外國的藝術是科學的」。既然是哲學的，是形而上的，那麼學好中國畫就要讀書，不讀書是不行的。有些人是越畫越差，雖然技巧越來越好，但是沒有文化底蘊也不行，技法、構圖都沒問題，就是沒有看頭。為什麼沒有看頭呢？沒有中國國學的底子，肚裡沒有墨水，畫出來就不行。
陳先生認為，藝術是自我表現的，你是什麼樣的人畫出來就是什麼樣的。沒有文化想表現出來有文化是不可能的。就像有個故事講的：一個書生寫不出文章，很苦惱地說：寫文章跟女人生孩子不一樣，女人生孩子，肚子裡本來就有孩子，而文章要想寫出來也需要肚子裡有「貨」才行。
沒有傳統文化就表現出「沒有傳統文化」，有傳統文化就表現出「有傳統文化」。 有些人一開始畫得好，後來畫不好，是因為年輕本身有朝氣，就像女孩子，十八九歲人生最美好的時候，怎麼樣都好看，可是年長了如果沒有文化內涵，就會失去那種靈氣。而齊白石、黃賓虹等這些大師越畫越好，是因為他們本身的文化底蘊支撐，黃賓虹的國學基礎很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