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 #中國歷史 #玄奘 #唐三藏 #大慈寺

林家餐桌角落放著兩把木劍，是林生祥夫妻幫著女兒一起手作的，其中一把劍刃是一道長長的凹槽，那正是《鬼滅之刃》裡胡蝶忍的配劍。女兒阿 kiki 最愛胡蝶忍，因為她現在的身高和胡蝶忍一樣高。談笑間林生祥的妻子從窗邊拿來兩小罐玻璃瓶，裡頭裝著不明液體，瓶身標籤寫著日期，說是阿 kiki 自己在煉毒，要學胡蝶忍那樣塗在劍上的。
⠀
⠀
那毒藥水當然沒有真的毒，成份是林家住宅周邊的植物榨汁摻水。去年疫情之後，林生祥工作接得少，在宅邊種了一排鐵砲百合，自嘲休息時只做不動腦的事，老在拔草。後院有金桔、龍葵，不遠有剛翻過的一小塊田 —— 林生祥的母親去年摔傷腳，擱下農事，最近才剛又整土，準備重歸耕栽人生，恰如生祥樂隊 2020 年因疫情而停步，年底重新從《野蓮出庄》發片場、接著 TIFA 與衛武營兩場演唱會、再來還有遲到的《臨暗》十五週年場，一年蓄勢，轉眼待發。
⠀
⠀
沙發旁躺著全套《鬼滅之刃》漫畫，不是林生祥夫妻買給女兒的。阿 kiki 就讀的原住民學校日前率學生登嘉明湖，林生祥的友人聽說後，對阿 kiki 開支票，約定成功登頂就有禮物，任選。林生祥則樂見女兒在一次次攻克山峰的過程裡學會忍耐，「之前老師要她們自己做上山要用的刀鞘，她天天抱怨；有天忽然不抱怨，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抱怨的話就得不到祖靈的祝福了。」林生祥很得意，「我就在心裡默默想，嗯，真不錯。」
⠀
⠀
他自己也是衝過的。跑運動、上街頭，職涯目標每兩年出一張專輯，做專輯時規定自己一週寫一首歌，「我後來才知道我算是有紀律的。」2013 年，《我庄》發行，被公司視為年度大片、上下一心齊推，他北中南來回跑，最多一天上五個廣播訪問，有些主持人他連聽都沒聽過。離開錄音間，上計程車，一句話都不想講，只是看著車窗外的風景如河面的雲，一一流過疲憊眼睛。
⠀
⠀
那年，他的身體就這樣壞了。
⠀
⠀
「有次表演在台上，我嚇到，怎麼手不聽使喚。」也是那刻起他心境一轉，真正成了中年林生祥，「以前會誇下海口說，下一張專輯要比這一張專輯更好！但現在的心情，真的是做一張算一張，不知道有沒有下一張。」
⠀
⠀
然而不是得過且過，「我們現在不會說下一張要更好，但是會知道，我們這一次挑戰了什麼之前沒有挑戰過的東西。」
⠀
⠀
2021 年，他在 Facebook 上戲稱是生祥樂隊的「古典元年」。和作曲家張玹合作，是林生祥這一次要挑的山頭。
⠀
⠀
⠀
#
⠀
早在去年，生祥樂隊便已默默醞釀與古典樂的合作計劃，除了張玹之外，還邀請了另一位作曲家。林生祥說起這事眉開眼笑，但口風緊鎖，終究沒有告訴我們另一人是誰、要做什麼，只說接下來，或許會有一張和古典樂相關的錄音室專輯。
⠀
⠀
林生祥和古典聲響淵源的開端，是兩年前做《陽光普照》配樂。導演鍾孟宏要求納入弦樂，林生祥自稱一竅不通，詢問一起合作的盧律銘如何尋找樂手、打點溝通。那是第一次他與 NSO 的演奏者們有了聯繫。
⠀
⠀
「我沒有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我連譜都不會看，都是靠記憶的，當然沒辦法弄管弦樂的譜。我就對盧律銘說，那這塊都交給你。」
⠀
⠀
相較之下，生祥樂隊的另一具靈魂鍾永豐，反倒比林生祥更加浸淫這一切。2016 到 2018 年間，鍾永豐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經手世大運的音樂事務，認識了不少年輕作曲家。「永豐非常欣賞張玹的作品，正好 TIFA 邀請生祥樂隊，就趁勢找來一起合作。」
⠀
⠀
訪談間，林生祥重複表達自己真的不懂古典。然而，林家客廳有一大櫃黑膠唱盤，不乏名盤。他笑說鍾永豐的收藏才叫多，自己只不過吃飯抽菸時，放一張《海上鋼琴師》便已心滿意足。黑膠櫃旁，放滿了書，啟發《圍庄》中被空氣污染包圍的村鎮與人事、也被林生祥寫成同名曲的攝影集《南風》也在櫃上。和張玹開會時，林生祥常對張玹說的一句話是「盡量發揮」，演出曲目也全由張玹定奪，唯一一次介入是對張玹選接的一套組曲，用上了《圍庄》裡的幾首歌；林生祥說，這幾首歌詞的意思這樣接，沒有意義。
⠀
⠀
「我們和這些歌相處比較久，比較清楚這些曲子想表達的意涵。只有這個部份我們需要把作曲家拉回來一點。」
⠀
⠀
看似樂見其成，其實柔中有剛。確認合作以《我庄》三部曲來發展之後，張玹偏向以聲響作為曲序安排的判準，林生祥與鍾永豐則負責從原曲歌詞與故事性來控制拆解的幅度。為了與張玹描述《野蓮出庄》中「B 級音樂」的概念，林生祥不能只像發片那陣子受訪時一樣說「就是我爸爸媽媽會聽的音樂」、「蠟筆小新《B 級美食大作戰》裡頭的概念」，必須借用鍾永豐腦中的古典樂辭典來翻譯。
⠀
⠀
「我說完 B 級音樂，永豐就轉過頭對張玹說，就像布萊希特的《三便士歌劇》那樣，是與庶民文化相關的音樂⋯⋯張玹一聽，就懂了。」
⠀
⠀
「其實我的歌就是兩個字，簡單。」林生祥說，「結構就是那樣，頂多是多跑幾次，樂團的樂手一定都知道自己要彈什麼，不複雜。但這樣是很困難的，因為簡單的東西人人都會，誰能夠從一樣的東西做出自己的味道，是考驗。」
⠀
⠀
球是圓的，只看怎麼揮拍。這考驗，打向張玹手上。
⠀
⠀
⠀
#
⠀
若張玹親訪林家，來到這座客廳，應該會倍感親切。張玹的父親從商前練二胡，嗜聽古典樂。林生祥偶爾配《海上鋼琴師》抽菸，張家人天天配貝多芬吃飯。如此長大，張玹從未想過自己「為什麼要做古典樂」，從小立志當作曲家，「雖然現在不知道在寫什麼東西。」
⠀
⠀
聽慣古典樂的他，少年時期嫌二胡難聽，困惑怎麼滑音這樣滑、聲音這麼粗。2014 年，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主修作曲的他與友人合創《海島計劃》，當時的訪問裡，他說：「身為台灣人，我想要演出真正跟我們心靈，文化有共鳴的音樂。」
⠀
⠀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我只有對自己滿滿的批判。」張玹說，「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我要怎麼知道我們是誰？如果我沒有累積足夠的作品和群眾對話，我又怎麼知道共鳴是什麼？」
⠀
⠀
十二年前的秋天，他在密爾瓦基拜訪朋友，在湖邊坐一整天，看浪。雖然不知道湖為什麼會有浪，但張玹算著潮來潮去的速度，忽然覺得自己感受得到地球的呼吸。點開張玹作品集，第一首作品《武僧》以鋼琴單音點破，伴隨弦樂如動物吼聲低鳴，沒有色彩明確的旋律推移，仿似自然環境的聲響流動卻讓人專心。林生祥口中「帶點實驗的」音樂，對張玹而言卻是尋找自我的斷代史。
⠀
⠀
「網路上的作品集裡面沒有放我全部的作品，因為有些歌我現在不會承認是我寫的⋯⋯」曾經，他從中國傳統音樂中找尋所謂「東方人」熟悉的樂句，套進古典樂處理聲響的方式中作曲，「聽眾聽起來一定非常熟悉，但對我來說，那時候就好像把滷肉飯和義大利麵放在一起。」
⠀
⠀
「一種附庸風雅的譁眾取寵吧，」他說，「那是我剛開始尋找自己的時候。」
⠀
⠀
自己是誰，這問題何其大哉，他一問就是七年。「是該去找自己的前世嗎？但就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我這一生死後就要上天堂了。」他開玩笑，自己卻沒怎麼笑出聲來。祖父過世之後收歸佛光山，母親要他抄經，張玹心想，要抄也要知道意思，鑽研起佛學，經文也一抄至今。
⠀
⠀
或許因為如此，他的音樂常被形容有禪意。去年與雲門舞集合作《定光》，讓舞者在動作間發出非吟非唱也非旋律、林中鳥獸蟲鳴般的聲響，那是他已經想通第一關之後的創作了：
⠀
⠀
「2016 年做完《扁舟》之後，我有一種感動，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誰，但在那之前，我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我是一個讓音樂盡可能通過他人的導體。如果音樂是一扇門，我要穩固這扇門的門框。」
⠀
⠀
如果生祥樂隊的音樂是一扇門，張玹無意以流行音樂概念中的「編曲」來求取新意，而更偏向用作曲手法來輔佐生祥樂隊最初的表達。他引用劇場藝術領域中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特定場域表演）的概念來解釋：「藉由作曲手法，來與演出發生的場域、環境完成各種構成性的『互動』。我不讓管弦樂團的聲響去打擾生祥樂隊的音樂。」
⠀
⠀
生祥樂隊的音樂在這樣的關係裡，成了密爾瓦基那座湖，張玹不碰浪花，只是回應。「生祥樂隊的作品最讓我佩服的，一是永豐的詞，二是生祥永遠可以找到一個聲腔來讓聽眾直接有所感受，就算他們不知道歌詞的意思是什麼。」
⠀
⠀
「對我來說，循環看似重複，但事物是不可能完全重複的，就算人待在同一個地方，地球也轉到不同地方了。每一個新的重複就是一個開始。」林生祥口中「很難的簡單」，恰似張玹口中的「循環即是開始」。深耕我庄、以音樂表述自我的歌者，和尚未找到自我、把音樂當作理解介質的作曲家，兩方在這裡有了交集。
⠀
⠀
⠀
#
⠀
接下 TIFA，前往國家音樂廳場勘時，生祥樂隊的貝斯手早川徹試彈廳內的鋼琴，一聲酥麻，對林生祥說：「This is national piano!」（這是國家的鋼琴啊！）
⠀
⠀
「我就想說對欸，國家的鋼琴，有專人保養的鋼琴。我們說古典樂是嚴肅音樂，都要照譜來的，要很精確，這也是不簡單啊。」林生祥說。
⠀
⠀
服了中年後的某場演出，生祥樂隊按習慣，讓樂手在樂曲行進中有極大的即興空間。樂句間，林生祥聽出身後的早川徹試著在 solo 時嘗試全新的演奏，但失敗了。下台後，早川徹向他道歉，林生祥擺擺手，「我對他說，不用道歉，我永遠都希望你們在舞台上不斷挑戰，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失敗了我們下次再來。」
⠀
⠀
然而這份寬以待人，並不適用林生祥自己身上的壓力。對於表演，林生祥是出了名的焦慮。這次合作，張玹往三種方向進行作曲：整體偏向管弦樂團、整體偏向生祥樂隊，以及樂隊與樂團涇渭分明；這三條取逕分別套用在不同樂曲。最後一種方向要求大小聲的細微控制、和聲結構的精確變化。訪談間，林生祥顯然還是在意：
⠀
⠀
「我已經開始叫我們鼓手練習打小力一點，而且不是只打小力，是打小力還要有 power。」
⠀
⠀
「我們的樂器是接音箱的，但是和管弦樂團一起，這次決定要配合他們的聲響，偏 accoustic，收音主要收現場反射，這也是個大挑戰。」
⠀
⠀
「不知道 Toru 這次是要帶 Double Bass 還是電貝斯⋯⋯人家管弦樂團的樂器都是無琴格的、pitch 要很準的⋯⋯他以前是彈電貝斯，這兩年才開始練 Double Bass⋯⋯」
⠀
⠀
2018 年，生祥樂隊與歌手舒米恩同台，請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共演，「練團的時候，我發現樂團的樂器離我很遠，他們聽不到我的聲音，整個節奏就會鬆掉。」所幸當年正式舞台，交響樂團前多放了幾台監聽，林生祥一到現場就叫 PA 把自己的聲音往交響樂團送。這回國家音樂廳空間不能擺設提詞機，他得更用力背歌詞，「以前叫記憶力，現在叫忘記力，我的忘記力現在真的太高了。」
⠀
⠀
三月初，張玹寄來完成的 DEMO 檔，林生祥一聽，糟了。「樂手也馬上傳訊息來群組，〈仙人遊庄〉當初錄音時是 F 小調，但是我後來唱不上去，都改成 E 小調；張玹照著專輯作曲，我忘記提醒他，現在不知道要不要改⋯⋯」
⠀
⠀
張玹收到可能要改調的消息，沒有多說，找來協助打譜的朋友開線上會議，一個音一個音對。「雖然只是改音，但是要顧慮的事情很多。比方說有些樂器就彈不到更低的音了；或者某個音原先在大提琴的空弦上，空弦發出的力度共鳴比較大，移調之後就沒有一樣的聲響效果。」張玹改好樂譜，沒讓林生祥知道花了五個小時，「因為再晚一點樂隊的老師就來不及練習了，我就先改好再說。」
⠀
⠀
收到改好的譜，林生祥在 Facebook 上發文：「樂譜 180 頁 90 分鐘，我犯了一個錯誤，想要更改 key，才知道工程浩大。」文停在這裡，讀來卻體會得到那恩不言謝的感念。
⠀
⠀
「發最早幾張專輯的時候，鍾理和老師的小兒子很喜歡我們的音樂，可是又跟我說『生祥，可惜你們歌詞裡面有一些粗話，這上不了國家音樂廳啊。』」想不到二十年後，生祥樂隊真要上國家音樂廳了。林生祥已不復當年憤怒、激情，待在邁入五十歲的身體裡，努力將自己校準如一架國家的琴，伴著他的是專注力下降、扳機手。「我在國家音樂廳舞台上，可以 talking 嗎？講多少話，才比較不失禮？」再幾週就要練團，此刻在美濃的家裡泡茶除草，挑一座新山頭的壯志裡，並不只有從容。
⠀
⠀
⠀
#
⠀
那年身體傷了，他才開始檢討自己在舞台上到底多操：自彈自唱手指要控制，歌聲要控制，腦子裡想著歌詞，每首歌結尾時已經在想下一首是什麼，「真的是在燃燒。」
⠀
⠀
人人皆知他愛打桌球，最近他卻開始練防守。「攻擊的時候這裡痛那裡痛的，想說好啦算了算了，給你們攻擊，除非真的反手過來我再意思意思殺一顆。留一點攻擊能力可以牽制對方就好啦。」
⠀
⠀
採訪前一日，我們在《男人與他的海》試映會上望見他上台發言，一貫的布衣布褲，拿起麥克風只簡單說，「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我們就看電影吧！」省話如斯。幸好採訪時他沒有這麼沉默，對我們說完《我庄》時狂跑宣傳的往事，繼續娓娓道來：
⠀
⠀
「我覺得，我不適合當藝人。」他為我們倒茶，「我有時候覺得我比較適合當幕後。」
⠀
⠀
自覺適合幕後，又為何積極演出？他說：「我喜歡和我的樂手做聲音。喜歡和他們工作。我們約時間碰面，大家都準時，去練團去錄音，把音樂做好，很單純的一件事。」他又提起往事，「大家很喜歡《菊花夜行軍》的音樂，但那反而是我自認不成熟的作品；我認為成熟的《野生》，反而是賣得最差的。」
⠀
⠀
說不介意，還是提了，只是帶著了悟。他說自己從不去想聽眾是誰，只聽說滿多建築師都喜歡生祥樂隊，「大概是因為結構吧？結構簡單、搭建起來的感覺。雖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改天你們去訪建築師，再幫我問問看。」
⠀
⠀
現在住的房子，也是某位身為結構技師的歌迷幫忙建的。擺滿黑膠的客廳，天花板呈漏斗狀傾斜，是林生祥為了聽音樂，特地請技師調整。簡單的前後院落，開門即是園圃，真如他的曲子單純。
⠀
⠀
這天，他不時滑著 TIFA 這場演出的購票頁，笑著說剩不到十張了，真好，一定賣得掉了。接下來開始，要推衛武營那場啦。
⠀
⠀
幾天後我們問了張玹同一個問題，「我也不會想像聽眾是誰，」他回答，「對我來說，音樂不是商品；它可以是商品，但成為商品的方式是製作人或經紀人要去想的。作為音樂的創作者，我認為我的責任是把音樂的世界開拓好，期待聽眾能一起經驗。」
⠀
⠀
原來他們也是等待有人登上的一座山。幸好，不少人已經跨上第一步。
⠀
⠀
⠀
⠀
⠀
⠀
防守的意志，專訪林生祥 ╳ 張玹 —— 真有必要，我再意思意思殺一顆球
https://bit.ly/2P7sEmt
⠀
專題統籌_ 游育寧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潘怡帆 Crystal Pan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
BIOS monthly
www.biosmonthly.com
instagram.com/bios_monthly
youtube.com/channel/UCckydP8ziXknEtPcySOlDTw
line.me/R/ti/p/@bios_monthly
⠀
⠀
2021 TIFA 生祥樂隊《我庄三部曲》演唱會
時間_ 2021.04.16（Fri.）
地點_ 國家音樂廳
https://bit.ly/3ckwIsh
⠀
生祥樂隊《我庄三部曲》演唱會
時間_ 2021.06.19（Sat.）
地點_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
https://bit.ly/3tWNofC

【#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