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劍青檢改聲明(110.2.17)：請「萬年二審」走下神壇 都回一審辦案

針對法務部109年度檢察官職務評定有關高檢署標準，及台中高分檢主任建議中檢檢察官「自請評鑑」乙事，本會聲明如下：

一、檢察機關一二審輪調歷練應全面實施，請「萬年二審」回一審辦案

　　台中高分檢部分主任長期脫離第一線偵查實務，甚少體察基層檢察官工作負擔，案件不思自行依法偵查，常有不適當的撤銷發回，甚至針對性撤銷發回，為基層檢察官所詬病，案件因此懸未確定而招致民怨，亦非新聞。自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推動實施一二審輪調歷練制度後，此類「舊二審」晉升為「萬年二審」，幾乎無法管考、無人監督，少數人更恣意妄為，久佔稱王將直到退休，等於擁有無限的權力，已成為阻礙檢察機關進步之疾患。如今情況益發嚴重，濫以「重大缺失」為由，恣意累計缺失件數，針對未順己意或持不同法律見解之基層檢察官濫施懲罰，近日更放話要中檢檢察官「自請評鑑」。本會呼籲法務部正視「舊二審」改革阻礙，應開始研議推動「舊二審」回到一審辦案，或者勸說或者勸退(休)，亦籲請台中高分檢檢察長勿再坐視特定主任不當言行，禁止其等恣意發回、恣意評量缺失之權力，以免不懂裝懂胡亂命令，干擾中部地區基層檢察官辦案，保障中部地區民眾權益。

二、「高檢署審核意見表」程序及內容不當，請停止適用否則明文公告「僅供參考」

　　本會已於109年11月20日透過檢審會反映，法務部及高檢署「審核意見表」，已然違反法務部《檢察官職務評定辦法》之程序，架空各地檢署「職務評定審議會」獨立評定之權限，「審核意見表」更添加《檢察官職務評定辦法》所無的「高檢署業務檢查或再議評列重大缺失3件」指標，卻無完整配套，任由高(分)檢署檢察官自行秘密評判，其程序與內容均有違法不當，應予廢止停用。嗣經檢審會主席陳明堂次長當場裁示，審核意見表「僅供參考」，並請檢察司就函文語意誤解部分研議調整。
　　然本次職務評定過程中，「僅供參考」之審核意見表竟無端「死而復生」，淪為若干地檢署照抄引用之依據，使諸多地檢署職務評定審議會審查認為工作表現良好之檢察官，淪為遭提報法務部究責之羔羊，衍生程序混亂且考評不公的現象。當前基層偵查工作超重，風險極高，動輒得咎；反之，「萬年二審」高踞神壇，十幾年不辦案，重大缺失竟由「萬年二審」片面認定？法律見解或作法不同，是否屬於重大缺失？不符合「萬年二審」的習慣做法，是否屬於重大缺失？重大缺失的件數如何計算？內勤1件同時訊問4個被告，直接算你4件重大缺失，一次讓你超過3件破錶，是否有針對性？「萬年二審」迴避刑事訴訟法所定之自為偵查義務，「無辦案即無缺失」，輒以小故發回地檢署續查，同時片面濫行指謫基層檢察官「重大缺失」而大顯官威，制度面上顯已悖於「權責相符」之基本原則甚明。
　　高檢署「審核意見表」已遭台中高分檢有心人士濫用，本會建議直接停用，否則請法務部公告明示「僅供參考」，各地檢署收到高(分)檢署提報重大缺失時，若要納入職務評定不予良好的討論名單，應該提供該檢察官申辯機會，藉由一二審之間法理論述的相互說服形成案例與標準。

三、籲請優化檢察內勤實務，強化司法效能

　　我國現行犯逮捕後一律解送地檢署，未如歐美日法治國家解送法院由法官(或治安法官)辦理羈押具保，是有我國獨特之檢察官內勤制度。實務上，檢察官內勤24小時值班期間案量動輒7、80件，某些地檢署甚至破百件，春安或擴大臨檢期間，一個內勤檢察官連續訊問可能長達7、8小時，問到凌晨家常便飯，移送案件更是五花八門，小則酒駕吸毒，大則持槍殺人，近年來家暴、性侵、監護家中幼童等社會安全網繁複程序，最近司法院更開始研議推動精障罪犯「緊急監護」修法，這一切都必須在24小時內完成，扣掉警察16小時檢察官只剩8小時，未來內勤檢察官十八般武藝樣樣要會，少做一項就是懲處，高張力、長時間的內勤偵訊，可謂是內勤檢察官的嚴峻挑戰。
　　此次爭議肇因於台中地檢署內勤一次同時訊問多位酒駕犯，然而據本會訪查，此作法並非該檢察官首創，於若干地檢署皆曾經內勤檢察官使用。雖法無明文許可，法亦無明文禁止，允當與否，本就見仁見智。但保持開放心胸鼓勵革新，乃制度改革之基石。高(分)檢署一概以無此慣例直接封殺，直接提報4件重大缺失及年度考評不良好，不僅過苛，更是扼殺任何變革於萌芽。實則，檢察官內勤的目的，是要確認羈押具保與否，與一般訊問為求發現真實之目的不同，憲法及法律亦限制拘禁不得超過24小時。本會認為，倘若當日解送人犯過多，為能於24小時內妥善處理，不排除例外容許內勤檢察官得針對酒駕、吸毒等證據明確之案類(僅需確認人別及初驗報告)，在徵得被告同意後，可一次同時訊問多人或諭知多人具保、請回，使被告、家屬與辯護人能即早覓保處理之可能性，尤其在春安或擴大臨檢期間，更有開放彈性，簡化流程之實務需要，此與憲法保障人權本旨無違，實宜保持開放心胸，作為研議討論改良優化的作法之一。
　　多年來，法務部及高檢署未深入思索如何改良優化內勤，亦未賦予內勤足夠資源，連法警值班人力都不夠，那些「萬年二審」幾十年都不用熬夜值內勤，有何臉面指責地檢署內勤重大缺失。本會沉痛呼籲，請「萬年二審」回來一審辦案，如果捨不得放棄占缺，可以先申請回一審支援「內外勤辦事」，參加各地檢署之輪值排班(尤其高檢署緝毒安居專案期間)。國家法治能否進步，在於從憲法及法律精神去思索與推進制度改革，希望法務部及高(分)檢署能藉此機會，研議改進檢察內勤法制與實務，包括研議推動《刑事訴訟法》第92條有關准不予解送範圍自1年以下有期徒刑放寬至5年以下之修法，優化內勤制度，提供充足資源，於國於民皆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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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關於「高檢署審核意見表」適法性的討論：
🔥2020年10月，高檢署違法越權插手地檢署檢察官職務評定：
–〈檢仔聊齋（十五）：培養乖乖牌檢察官？高檢署插手職務評定的惡果〉 ：http://bit.ly/36Xa7iW

校園偷拍案警吃案？　專業進場比懲處調職有用！

台南市長榮大學女生被隨機擄殺，衍生出轄區派出所未能在九月底的擄人未遂案未開立三聯單，致分局長遭撤換；不料嘉義華南大學也傳出偷拍案，後續派出所是否吃案，引發爭議。

我國性騷擾防治法制針對不同場合與情境，建立了不同的法律和專門處理機制，先有性別工作平等法處理職場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校園性騷擾，因此最後制定的性騷擾防治法，主要處理排除職場與校園的其他性騷擾案，易言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優先適用的原則。

這些眉角，別說派出所員警不懂，恐怕連局長、分局長、所長都不會精確了解，一但面對外界質疑，自反而縮，找個倒楣鬼處分，記過、調職、撤換，還揹個吃案匿報的冷漠罵名。

其實，警察中有一群婦幼專業人員：各縣市警察局的婦幼警察隊，各分局的防治組家防官，他們在處理家暴、性侵、性騷擾案件時，已經習慣於網絡合作，要與法官、檢察官、社政、醫療、學校建立綿密的的合作。然而，第一線受理窗口的警察，在未有完善跨機關通案性的協調聯繫下，去處理後續流程時難免糾結於適用法令，恐怕不是第一件也不會是最後一件。太過放大開立三聯單、吃案疑雲，恐無助問題解決。另外，若是能善用資訊科技，第一線員警能馬上讓專業支援單位進場，更能鼓勵弟兄勇於任事。

近日因嚴重的耳鳴併發右耳聽力衰減，才發現是梅尼爾氏症，會造成失聰、嘔吐和暈眩，沒辦法堅守立院為警消與弱勢權益奮戰。許多好友捎來關心，但無論是保健的建議，還是推薦替代方案，都不如我的耳鼻喉科醫師能夠馬上對症下藥。治療貴在專精不在數量，儘速轉接到正確的科別，才能找到原因、解決問題。

警政也是一樣，民眾固然很在意受理員警的態度，但是若能明確告知法律與主管機關不同，並代為協調轉介，就像我們因病到醫院看病，醫生問診後告訴病人轉掛正確科別，病人可能會動怒掀桌嗎？我國性騷擾防治法律針對校園、職場、一般場合形式上有不同的法源，機制處理和重點也不盡相同。南華大學圖書館的偷拍案，行為人是學校的學生，如性別平等委員會機制調查認定屬實，除了記過等懲罰外，也可能要求心理治療、對被害人道歉等，這是警察機關沒有的教育功能。本案員警當下沒有受理報案，推給學校性平會，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畢竟加害人教育措施的部分，只有學校能夠處理，派出所無從代勞。

然而根據報導，受理員警其實有反覆與報案女學生確認被偷拍的部位，有沒有可能構成妨礙秘密，也確認並非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的隱私部位，吃案指控其實並不公允。何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3條也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得採取必要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學校有沒有義務主動關懷女學生，在警察報案或學校性騷擾申訴，給予程序協助？更進一步來說，有無什麼背後因素，讓第一線員警處理性別事件反覆拿捏？專業支援是否充足？

警政體系中婦幼警察隊是性別犯罪防治專業團隊，對詢問受害人時有性別敏感度、避免二度傷害的專門訪談技巧，也對相關調查處理程序如何轉接，非常熟稔。如果所有的家暴、性侵、性騷擾等案件，皆由婦幼警察隊專責受理，因為並不是每個員警都懂得婦幼安全案件的特殊性，也並非每個人都懂得怎麼安撫被害人， 再詢問出正確有用的資訊!

如果所有的婦幼性別案件報案，皆由婦幼警察隊專責受理再派案或做後續的協調其他單位接手，就不致發生像長榮大學、南華大學轄區派出所員警受理報案時，有努力偵查未開單，或是告訴學生直接向學校性平會遭質疑吃案。但是目前的困境在於各縣市警察局雖設有婦幼隊，但是除了幅員較小、人口較少的基隆市，由婦幼隊專責受理所有的性別案件外，其餘縣市並無法跟進，因為不可能讓報案人全部都要跑到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案。

針對這個問題，其實並非沒有辦法解決，以台灣的資訊科技發展在全球名列前茅，仿效1999、1955、1922其他客服專線，由婦幼警察提供線上專家諮詢，並以視訊受理在各地派出所的報案，在依其性質交警察，或協調其他單位續辦。

警政署與刑事局有頂尖的資訊專家，在資安打詐屢創佳績；各縣市婦幼警察隊，則是處理性騷擾事件的專家。中央應該提供地方專業的支援，供受理員警可立即以視訊轉接給輪值的縣市警局婦幼隊同仁，透過科技面對面瞭解案情，判讀應該進入刑事偵查，或是將初步調查的紀錄轉知給業管的性平會。若外界太過放大所為員警吃案，就容易忽略性別事件在第一線報案後續，處理機制上仍需要許多對被害人友善的思考。，

警察是街頭的公務員，是政府的門面，與民眾的第一線互動影響人民對政府信賴甚鉅。但性侵性騷事件，需要性別敏感度，不同的環境也要有不同的處理，難免需要專門訓練的單位、人員。在每次治安新聞後，就有行禮如儀的警察懲處調職後，我們還是要呼籲，有真正的專業支援進場，才能讓第一線員警無所瞻顧、也讓被害人得到最立即精準的協助。

新聞連結: 性騷案眉角多 讓專業接手吧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5008471

ps. 病中有很多時間可以做一些。過去沒有辦法。靜下來沒有辦法整理的想法。
最近因為長榮大學馬來西亞女生命案和嘉義南華的性騷擾吃案疑雲，為了平息外界的質疑，上級迅速懲處撤換基層，整個警察團隊的士氣差點被打趴了。

看在我這個婦幼老兵的眼裡，實在是很不然。因為，恐怕沒有人比我更瞭解，過去二十幾年來臺灣的警察在安全保護上工作進步多大，做得多好，即便如此，當然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但是我對中央不思從制度改良上著手，遇事即以鋸箭法抓一兩個倒楣鬼處分應付了事，深深不以為然。

因此昨天我整理了一些想法，想辦法警察找出路。文章很長，精簡版今天刊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全文借臉書與同道們分享。

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科技偵查法制公聽會
　
法務部在上個月月初（8日）公告了「科技偵查法」草案，但因為公告期只有5天，又涉及秘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及科技資訊權等基本權利，並明文授權包括被稱為「國家木馬」、有著高度爭議的設備端通訊監察在內的偵查手段，而遭到各界抨擊。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也在公告結束後表示，考量各界意見多，將進行研議後，再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為了讓官方跟民間在草案能有機會直接對話，我在9月25日星期五開了一場「科技偵查法制修法公聽會」，邀請司法院、法務部、國安局、調查局、廉政署、海巡署和刑事警察局等各執法機關，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永頌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周冠汝專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宜光律師、台北律師公會 王怡婷律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 陳奕廷律師、劍青檢改 林達檢察官，一起交流寶貴的意見。
　
因為與會來賓的發言都非常全面，為了方便閱讀及掌握爭點，我請助理把與會人員的發言，重新依據議題歸納整理。希望有助於聚焦討論。
（如果有誤解或任何錯誤，歡迎隨時指正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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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資訊接露和隱私保障】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周冠汝專員，率先分享國家監控的資訊透明狀況。台權會曾經在加拿大的學術報告中，發現台灣有間諜軟體伺服器，更曾經被偵測到在公共網路上有可以篩選封包、封鎖內容與進行監控的設備，但是從來不知道使用的單位和目的。
　
除了網路監控之外，還有位置的監控。周專員表示，依據法務部調查局2017-2018年GPS的使用統計資料，監控時間大多沒有超過60天。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超過2個月才有法官保留，會讓大部分的監控都不用經過法官的審查。
　
周專員強調，問題在於如何監督科技偵查手段的行使，也擔心會如同英國或德國般，促使監控產業的發展。專員表示，立法前應該盤點過去的使用狀況，了解足夠的資訊後，才能和社會溝通並決定調整的方向。
　
【司改與律師團體：草案規範有所不足】
　
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團體，則從法學專業與經驗出發，指出草案有待改進的面向。
　
１．隱私空間界定狹隘，不符社會通念和司法發展
　
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指出，草案規定非隱私空間就可以拍照、測量、錄音、錄影，但公開場合並不代表沒有個人隱私。此外，法律規定的要件只需要檢察官甚至警察認為「必要時」即可，非常地抽象而不明確，更不需要法官審查，林律師因而質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宜光律師也表示，草案中隱私空間的範圍是被縮小的。一般的搜索，進入大門就要搜索票，但現在庭院也不算隱私空間，因為並非住宅或其他具有隱蔽設施之地上物的內部空間，使得人民的隱私範圍被限縮到限於住家裡面。
　
台北律師公會王怡婷律師，引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說明現行司法實務已不是用單純物理空間決定隱私保護範圍：「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王律師質疑，公寓大廈有開放的大廳，是否也代表國家機關可以在大廳監看人員進出，不構成隱私侵害？這樣是否符合國家應該保障隱私權的作法？另外，公共場所如果能任意監看與聞，也可能涉及到人臉辨識等科技執法的問題。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陳奕廷律師表示，正如同美國Marshall大法官所言：「隱私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對個人來說，也不該只有『保有』或『失去』隱私兩種選項。」，草案採取二分法並作為強度設計的標準，會造成誤導。如同大法官解釋意旨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有隱私權，不應該再以物理範圍重新界定隱私空間。
　
２．隱私空間的隱私和第三人的隱私
　
李宜光律師認為，法案有株連過廣的問題。在對隱私空間的非侵入性偵查，例如對住家使用熱顯像儀的狀況，對先生蒐證時，配偶子女也會被偵測到。此外，蒐證還有馬賽克式的狀況，個人的行蹤和軌跡會被偵測到，並從破碎的拼圖變成一個完整的面，對隱私侵害很大，而且實施時間很長，可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陳奕廷律師指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已經明文禁止在私人住宅竊錄影音的「大監聽」。雖然科技偵查法的規定沒有涉及錄音，但一舉一動，無論洗澡、親密活動或其他人的資訊，都可以用如熱像儀等儀器一覽無遺。國家就像隱形人在旁邊看你活動，是對隱私更強大的侵害，也是大監聽的復活。陳律師認為，原則上要全面禁止，例外也要有更嚴格於通保法的規定。
　
３．位置追蹤與隱私保障
　
對於GPS等位置追蹤的偵查手段，草案規定的要件是「檢察官認有必要時」，且實施超過兩個月的話，要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對此，林永頌律師質疑無需法官保留的兩個月時間過長。陳奕廷律師也強調，這些監控不是驚鴻一瞥，是長期大量的監控，資訊量差異很大，因此要有令狀原則、通報紀錄和僅供本案使用等限制。王怡婷律師也指出了「必要時」沒有客觀標準的問題。
　
４．層級化法官保留
　
李宜光律師表示，針對科技偵查的必要性，規範方式有三種程度類型：「有必要」、「有相當理由」和「有事實足認」。如果「有必要」並且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就能認定，範圍真的太大，在比例原則和法官保留等要件上要重新思考。
　
陳奕廷律師則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不亞於監聽錄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檔案，都有機會透過草案第14條的規定授權獲取，遠比掛線監聽的範圍更大更多，並質疑草案規定比傳統監聽還要寬鬆。
　
５．違法取證怎麼辦？
　
王怡婷律師質疑，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什麼草案規定違法實施設備端通訊監察和洩密是告訴乃論之罪？甚至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不用事後通知受監察人，又怎麼提出告訴？陳奕廷律師也認為，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律己從寬到極致，刑度上還可能比通保法的規定少，因為沒有「意圖營利」的加重規定，並質疑這樣的刑責程度能否有效嚇阻公務員濫權。

在證據能力上，陳奕廷律師指出通保法第18-1條有「不得作為證據」（證據的絕對排除）的規定，但是草案第27條所規定科技偵查法實施前蒐證證據的證據能力，卻是採用權衡之相對排除的方式，是否能有效遏止國家機關違法蒐證，也有待釐清。此外，德國有外部中立單位的審查。草案條文規定監聽後要移除程式，有沒有任何監督機制存在？陳律師並主張應考量由中立客觀的單位，進行科技上的監督與管考。
　
６．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上，林永頌律師、王怡婷律師和陳奕廷律師都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以及數位證據的蒐集和保全等規定，涉及到既有通保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項，也都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草案更相當程度地準用了通保法的規定，並質疑是否修正整合修正通保法的規定，是更完整妥當的立法方式。
　
林永頌律師進一步表示，強制處分是程序法重要的概念，以目前的規範來看，應該由司法院提出法案，而且司法院會相對重視相關的法律原則──法務部不是不重視，但同時也有犯罪防治的業務目的。
　
【劍青檢改：犯罪訴追與合法性監督】
　
除了律師團體與人權團體，改革派檢察官的代表──劍青檢改的林達檢察官，也以基層檢察官的角度表達意見。林達檢察官表示，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能立法是好事。因為立法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作法，也就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如果沒有立法，執法人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法律沒有規定所以都可以做，另一種是沒有規定都不能做，但實務上前者比較多。此外，沒有立法的狀況下，也無法統計、知悉使用狀況，立法才能納入管制。只是，談到立法就會走入細節，就會有相關爭議。
　
對於科技偵查在實務上的需求，林達檢察官舉出了海上走私、盜採林木、製毒工廠和先前發生的略誘少女案件為例，因為環境與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相應的科技偵查手段，諸如GPS、M化車、空拍機和熱顯像儀等科技設備幫助，就會難以偵查犯罪。
　
最後，林達檢察官認為，應該思考是否要全部法官保留。全面法官保留是很極端的作法，案件也會衝進法院。然而，國家法律必須考量到司法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需要層級化的法官保留。林達檢察官也表示，要和各界溝通對檢察官的信任程度。其實在檢察官的工作上，常常和司法警察發生爭執，因為檢察官對於蒐證程度和證據調查的聲請，有著很高強度的合法性控制。
　
【執法機關：科技進步與偵查障礙】
　
執法機關各自分享了第一線人員的經驗和困境。國安局人員表示，當遇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作為時，例如網路駭侵行為，傳統偵查有其不足，而有更新法律的必要。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蔡旻峰副組長，指出了傳統通訊監察法制面對現代網路通訊應用的無力，除了無法及時掌握行賄的關鍵證據之外，還必須出動大量人力蒐證，而無法在更多貪瀆案件多所著墨。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蘇子廉副處長表示，科技偵查作為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的干預，所以執法機關需要法律授權才能確保符合憲法法治國原則。民眾期待司法警政機關抓壞人維護治安，但是偵查法令的設計似乎跟不上科技演進，例如通保法不及於加密的通訊軟體，就造成犯罪的死角，並強調犯罪者和偵查者必須武器平等。
　
海巡署孫世亮副組長強調，傳統偵查手段有時效延宕績效不彰和精準度不及的窘境，而如果有完整的證據，就可以避免誤判，讓嫌疑人證據確鑿或避免冤情。海巡署犯罪偵查科陳佐霖科長則以盜運砂石為例，表示嫌疑船隻一出海，就會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造成追查困難。因為法院認為要有法律授權才能使用GPS，海巡人員也就不能使用GPS調查。另外，海巡執法面積有13個台灣大，沒有科技偵查，很難阻絕犯罪於境外。
　
刑事警察局謝有筆科長表示，犯罪者為了躲避查緝，除了採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絡，工廠也在偏鄉或人煙稀少的地方。在沒有掌握的狀況下進行跟監，除了會被懷疑而撤掉工廠，也有警察人身安全的問題。因此，警方需要不受人力和時間限制的偵查手段，例如監視攝錄定位追蹤等方法，讓警方能掌握相關犯罪情資。
　
法務部林錦村司長表示，科技偵查的立法，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遇到困境。犯罪組織用先進科技躲避查緝，也要思考給執法部門相對應的科技偵辦犯罪。林司長強調，在給予執法部門科技偵查手段的同時，難免對人權有所侵害，並認為要兼顧犯罪調查和人權保障的面向。
　
林司長也對草案的立法體制進行了回應。法務部之所以不修正通保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因為通保法規範的是通訊秘密，GPS等科技偵查方法並不是通訊秘密的範圍。此外，設備端通訊監察不是台灣獨創，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都有。司長也表示，科技辦案難免會侵害權益，是否能依照侵害程度層級化法官保留。司長還特別說明，科技偵查是以刑事犯罪為前提，如果沒有取得令狀，很多無關的資訊應該立即銷毀，偵查結束後，設備端軟體要移除，其他檔案如照片行事曆等也不得使用。而未來將會建立流程，也會有不辦案的中立獨立的專責機關，並會強化資安的保障。
　
【司法院：保護人權與建立制度】
司法院的楊明佳法官表示，刑事訴訟法、通保法和科技偵查法等各部法律，如果標準不能齊一，會有操作上的混亂與困難。而在層級化法律保留上，應該從侵害基本權的種類和程度思考。例如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扣押，可能侵害到財產權和居住安寧，通訊監察則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和隱私權。至於科技偵查就可能非常廣泛，目前有熱顯像、M化車等設備，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將科技偵查規定在刑事訴訟法，或考慮用一部特別法將所有科技偵查進行統合性規範。
　
顧正德法官則認為，無論規定在哪部法律，最重要是內容，法制要完善，監督機制也必須有事後檢驗。顧法官並認為，採用專法較能進行完整的體系規範。在立法上，顧法官認為科技偵查有科技和偵查的兩個面向，最後也要回歸法律面和偵查機關的需求，法務部或偵查機關會更清楚知道犯罪人的手法和犯罪困境，以及必須借用哪些科技手段。
　
楊明佳法官另外指出，科技偵查要考慮隱私權侵害的程度。草案對於隱私空間的區分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民權利侵害的結果。此外，也要考量偵查方法究竟是秘密還是公開為之，更要考慮時間長短是否合理，或者有更細緻的規劃。楊法官並引述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解釋文：「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強調要件要儘可能合理明確。
　
楊明佳法官認為，監督機制也很重要。在通保法上，通訊監察分成建置機關和執行機關。建置機關的資訊是客觀而無法人為調整的，同時搭配相關的監督考核機制，讓建置機關的運作可以公正客觀。但目前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規定，大部分是誰有設備就可以做。例如手上有高倍數相機，就能對人家家裡拍照，有M化車就能今天開甲地明天開乙地。楊法官並質疑，如何透過事後監察達到有效管控。此外，證據能力的部分，草案第2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58-4條都是權衡的方式，是否還要在草案規定、目的是什麼。
　
顧正德法官也針對草案中的各種偵查手段提出其看法。首先，科技設備在特性上可以長時間進行紀錄，也可以進行分析，甚至可以侵入隱私空間偵查。而即使是非隱私空間，長時間的監看累積，也可以呈現圖像式的生活模式，就是憲法所要保障的隱私權範圍──時間短暫可能沒有侵害，累積到一定量時就會有侵害，所以沒有法官保留就會有違憲之虞。

關於戶外的非隱私空間，顧法官表示還是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可能性。至於法官保留的時間長短可以再詳細討論，例如德國規定實施連續24小時或者間斷實施2日，就要法官保留。而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追蹤位置在2個月以內是檢察官保留，超過才是法官保留，時間會不會太長？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和監督？顧法官並提出警告，如果沒有做好，會等於空白授權。

此外，顧法官認為，依法院的見解，GPS和M化車會侵害人民隱私權和資訊自主權，裝設裝置也侵害財產權，可能一開始就有法官介入的必要。也要進一步思考，人臉辨識能否使用在追蹤位置？外國有在進行，但會傷及無辜，因此雖然要允許追蹤位置的科技偵查手段，但有些手段是否也應該禁止呢？

至於對隱私空間的科技偵查，顧法官指出，問題首先在於是否允許國家透過科技手段偵查屋內隱私。如果真的有必要，除了法官保留，也要提高門檻和建立監督機制。草案雖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的立法模式，如果只需要「相當理由」，可能也無法發揮司法審查的功能。另外，如果未來技術允許，是否可以允許從戶外透過網路打開屋內的手機鏡頭或麥克風？如果不允許，或許要立法絕對禁止。

最後，關於設備端通訊監察的部分，顧法官認為這也是一種通訊監察，並建議可以放入通保法，不要立在專法再準用。此外，顧法官也質疑技術上是否能做到只擷取通訊隱私，以及如何區別通訊隱私和其他隱私（包括照片或上網紀錄等個人隱私）。如果要用人工識別而可以事前接觸資料，就會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議題，還有兩個問題被熱烈討論了一番。
　
【問題1：電磁紀錄搜索扣押，會不會及於雲端資料？】

周冠汝專員對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提出質疑。首先是透明程度的問題。周專員問道：過去台權會在看統計資料時，搜索票部分的電磁紀錄統計，有多少只涉及裝置，又有多少是取得裝置後再進入其他設備或登入雲端硬碟？周專員表示，如果搜索票聲請書單純只寫電磁紀錄，法官可能很難衡量侵害程度。第二，是否能搜索遠端電腦或雲端資料，涉及存取權的問題。例如協作的文件，是不是屬於通訊的一部分？而且雲端資料也不是單一個人擁有存取權限。周專員也質疑，會不會建置資料庫，供本案或他案使用？王怡婷律師也詢問，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是否包括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和連接後的交易資訊。

黃致中檢察官說明表示，對於電磁紀錄的搜索統計資料要再確認，但應該沒有單獨統計雲端的部分。而草案關於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的部分，只是澄清性的規定，立法理由也說明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性規定，所以不會成為遠端搜索的授權依據。至於協作文件的取得，和通訊並沒有關係，因為不是監視製作文件的往來過程。最後，設備端通訊監察的相關規定，是從通保法移植而來，因此不會包括諸如輸入帳號密碼等通訊以外的事項。如果會造成這樣的誤解，會回去研究怎麼樣不造成誤解。

林達檢察官也分享辦案的實務經驗。在偵查機關扣押手機後，會先用飛航模式斷開連線，避免檔案被從遠端消除。而遠端空間的規範，還涉及到軟體的具體功能，例如把擋案存在手機裡，或手機上只有檔名和路徑──如果涵攝到具體案例，就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陳奕廷律師質疑，搜索票有空間上限制，那如果要搜索電磁紀錄，是要在搜索票上表明針對具體硬體，還是可以對遠端附帶設備進行附帶搜索？美國法上正反意見都有，是有爭議的事項，是否能立法直接包含呢？就像搜索到鑰匙，是不是可以拿鑰匙去把門打開？

【問題2：對隱私空間進行科技偵查的重罪原則？】

李宜光律師表示，對隱私空間應該要特別重視，但是草案第9條第1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就能採取對隱私空間的監控，連竊盜和傷害罪等輕罪都會包含在裡面，因而質疑是否有寫錯字，並主張應該改成「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務部黃致中檢察官解釋說，這條規定並沒有寫錯，如果認為範圍過大可以討論。而如果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和誘罪就完全不能用，所以在討論犯罪範圍時，應該要思考哪些犯罪會用到這樣的偵查手段。法務部李濠松副司長補充說明，通保法關於調取票的要件，就是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訊監察書才是最「輕」本刑，這是因為隱私權干預程度不同，就設定不同的門檻。

對此，陳奕廷律師認為，該規定是「大監聽」的復活，因此不是法官保留的問題，而是國家能不能做的問題，並對本條規定持保留態度。

李宜光律師更表示訝異，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話，傷害罪等輕罪就能適用。另外，該規定涉及隱私空間，要件也只是「相當理由」，對人權的侵害將難以想像，因為條件寬鬆、罪名很輕，侵害範圍又是隱私空間，手段也有錄影，時間更可以到30天，所以從憲法來看，很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挑戰。此外，在一般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範圍內，雖然沒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一般是指在民事法律的狀況。國家動用公權力監察人民隱私，應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李律師並認為，只要是有隱私的合理期待，就像美國大法官說的，就應該要聲請令狀向法院聲請。如果有可能侵害隱私空間，應該檢具證據向法院聲請，而不要任意為之。

林永頌律師則表示，在法律設計上，不是只有「最重本刑」或「最輕本刑」的規範方式，如果有犯罪具體情形上有其需要，那就明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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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假公聽會真研討會之後，又到了時間吃午餐。我相信，這樣一場面對面的公聽會，是促進官方和民間理性討論和完善制度最好的方式，更期待未來在規範的制定和政策的研擬上，能有更多對話而非衝突的空間。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06月05日(100蚊花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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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政府周五起放寬多項社區防疫措施，同時宣布向市民派發港產可重用口罩。香港超過兩周沒有本地感染病例，雖未做到最理想的28天「零確診」，然而比起很多地區，香港確有條件「鬆綁」，關鍵是放寬步伐必須穩妥，一下子盡撤限制並不恰當。論時機，政府若能在3月疫情最嚴峻時全民派口罩，當然最理想，可是增產口罩無法一蹴而就，外圍疫情曠日持久，現在派發可重用口罩，有助抗疫持久戰準備，亦可鋪路未來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全民派口罩牽涉網上登記、郵遞等行政物流程序，規模龐大易生亂象，派發工作需要做得聰明，當局須設法減省行政費用，確保口罩人人有份，避免浪費。

蘋果頭條
勤+緣（2366，現稱星美文化）創辦人梁鳳儀及其丈夫、立法會前議員黃宜弘被指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期間，涉利用契媽等「人頭」挪用上市公司資金，被證監會入稟以民事控告。據悉此案會轉交執法機構作刑事調查。涉事期間，勤+緣董事名單星光熠熠，非執行董事包括「賭王」何鴻燊之女何超瓊及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獨立非執董包括著名藝人許冠文及前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黃梁夫婦兩年間促成勤+緣集資抽水，交易避過向公眾披露，當年累股價慘跌96%，股民受害。律師梁永鏗指若黃梁挪用資金屬實，涉刑事罪行，有機會判監，時任公司董事亦有可能上身，意味何超瓊、黃英豪、劉漢銓及許冠文統統有機會惹上官非。

東方正論
立夏驕陽似火，疫情稍緩，暴燄火頭便四處賁張，市民還未在肺炎驚魂中定過神，又要面對黑暴重臨，根本沒有機會喘息。街頭示威再現，更進化成恐怖襲擊，七百萬人被騎劫上戰車，政府一再跪低，止暴制亂希望落在執法者，紀律部隊儼然是維港的定海神針。
政府無能，縱暴容亂，連特首林鄭月娥也承認，只剩三萬警力可依靠。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受到泛民主派議員群起攻擊，情況像早前出席區議會受到不禮貌對待一樣，但鄧炳強沉着應戰，就如警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一哥新人事新作風領導下，迎難而上。

星島社論
經過多天零本地感染後，政府昨決定放寬部分防疫限制，七類暫關閉的場所可「解封」，食肆每枱人數亦增至八人，有關業界都稍為紓懷，起碼令生意由「危殆」轉為「嚴重」，是經濟復甦的好開始。然而，由內地與澳門來港的出入境口岸，仍實施嚴格限制，人流近乎絕迹，若情況繼續，旅遊、零售與運輸等行業難望好轉。目前內地疫情已基本消退，澳門連續二十七日無病例，等於回復正常，港府應積極研究一套較寬鬆的安全管制措施，再與兩地政府磋商，適時重開口岸，逐步增加人流，加速重振香港經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天說香港經濟已陷入「深度衰退」，預計第二季形勢亦難樂觀，可見經濟情況已十分嚴峻，必須注射多支強心針，才可脫離險境。

經濟社評
疫情緩和，港府昨宣布放寬限聚令，容許部分受影響行業復業，務求防疫和穩經濟同時兼顧。惟業界除要嚴守指引外，亦要因應疫情改變了市民生活形態的現實，設法迎合客人防疫要求的新常態，否則生意難復舊觀。
特首林鄭月娥昨宣布，將原定明天屆滿的限聚令和停業令延長14天至本月21日，但鑑於疫情緩和，後天起會放寬限聚令，食肆每枱上限由4人放寬至8人，並容許健身室、美容院、戲院、遊戲機中心、酒吧等行業復業，但須遵守防疫衞生措施指引，卡拉OK、夜店、浴室和派對房等4行業則繼續停業。學校則在5月27日起分階段復課。政府又會向全港市民派發可重用「銅芯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