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 Q&A

Q48：有人主張「聯合國定義外來政權就是殖民是國際公訴罪」，這種說法正確嗎？

A48:
這有兩個斷言可以討論：
1. 外來政權就是殖民
2. 殖民是國際公訴罪

首先第一點，代管與殖民是兩件事情。
中華民國是受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以盟軍代理人的身份去佔領治理台澎，「代管」是這樣來的，是一個概念上的描述，不是一個專有名詞「代管」。

對被佔領的台澎來說，中華民國政權確實是「外來政權」，而且它也的確採用了「殖民統治」的手段。但日本其他部份的領土也被盟軍成員佔領代管，例如朝鮮被美國及蘇聯分區佔領，但沒有人會說美蘇殖民統治朝鮮。中華民國政權確實利用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僭越權限對台澎實施殖民，但不能說代管佔領就是殖民行為。

再舉例，聯合國託管制度，託管國管理託管地不會被當作「殖民統治」，不會有人說聯合國透過「殖民統治」手段來「去殖民化」，託管國這些「外來政權」來做託管，目的是協助該地去殖民化而後行使自決權決定自身未來。外來政權進行的統治是否是殖民的行為，要依據統治行為的目的及手段來判斷，直接將被外來政權治理等同於殖民是過度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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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國際公訴罪」在國際法上沒有這詞彙。
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國際法院」，可以google簡介：
國際法院（英語：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縮寫為ICJ），是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機關，是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民事司法裁判機構。

國際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對各國所提交的案件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仲裁。國際法院是具有明確權限的民事法院，沒有附屬機構，對其他國際法庭沒有管轄權。國際法院沒有刑事管轄權，因此無法審判「個人」，這種刑事審判由國內管轄或聯合國特設刑事法庭或「國際刑事法院」管轄。

👉🏻中華民國佔領台澎時，對日籍台澎人做出二二八大屠殺的行為，能透過國際法院追究責任嗎？
無法，因為國際法院只對聯合國中主權國家政府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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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英語：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常縮寫作：ICC或ICCt）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具有「國際法院法人格」，依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享有為行使其職能和實現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為能力，此羅馬規約於2002.7.1生效。

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在任何締約國境內，或以特別協定在任何其他國家境內，行使其職能和權力，由「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調查上述罪嫌再進行起訴，由「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審判。

至於「殖民統治」是不是違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此規約是要審判犯罪嫌疑人，而非審判「殖民統治」的手段，必須明確指出犯罪者是誰。

如果說要審判中華民國政權代表人物蔣中正，那就來看看「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第十一條 屬時管轄權
(一) 本法院僅對本規約生效後實施的犯罪具有管轄權。
(二) 對於在本規約生效後成為締約國的國家，本法院只能對在本規約對該國生效後實施的犯罪行使管轄權，除非該國已根據第十二條第三款提交聲明。

#第二十二條 法無明文不為罪
(一) 只有當某人的有關行為在發生時構成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該人才根據本規約負刑事責任。

#第二十四條 對人不溯及既往
(一) 個人不對本規約生效以前發生的行為負本規約規定的刑事責任。

👉🏻結論：蔣中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人，來台澎佔領時的所作所為都在此規約生效日2002.7.1之前，而且不是締約國。

———以下法普補充～感謝黃聖峰👍🏻———
最後關於「國際公訴罪」這個詞，請先將「國際」兩個字遮起來，只看「公訴罪」這三個字。
大家可能蠻常聽到「公訴罪」這個詞，但實際上法律並沒有所謂的「公訴罪」，僅有「非告訴乃論罪」。

檢察官在調查之後向法院提起訴訟，叫做「提起公訴」。公訴對應的概念是自訴，公訴是檢察官提起訴訟，自訴則是自訴人（通常是被害人）提起訴訟。
也就是說，自訴、公訴是在描述某個案件實際上是由誰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不是在描述犯罪行為的性質。

一般人口中說的「公訴罪」其實是指「非告訴乃論罪」；與「告訴乃論罪」必須要告訴人提出告訴之後檢察官才能提起公訴不同，「非告訴乃論罪」是即使告訴人沒有告訴，檢察官也能直接提起公訴的犯罪行為。

舉例來說，妨害名譽的誹謗罪是屬於「告訴乃論罪」，假設今天有人在網路上誹謗你，
如果你選擇去警察局、地檢署報案說名譽被人侵害，這是提出告訴，檢察官在調查之後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提起公訴」。
如果你選擇今天直接向法院提出訴狀告對方妨礙名譽，聲請法院下判決，這是「提出自訴」。

附帶一提，由於一般人通常對法律不太熟悉，很難獨自完成整個訴訟程序，所以如果要提起自訴最好委任律師。而中華民國政權《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則已強制規定提起自訴必須委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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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搜尋🔍國際法法理建國，敬請期待明天的問與答）

<受館長委任，黃國昌律師可以做什麼？>

最近受人矚目的社會新聞，莫過館長受到槍擊。剛剛，館長在臉書上委任黃國昌律師主張權益。

那麼，黃國昌律師在法律上，可以幫館長做什麼？

1️⃣幫館長提起告訴

涉嫌犯案的被告，可能會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持有槍炮子彈、刑法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或傷害罪嫌。

就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或傷害罪部分，館長是犯罪被害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都不是告訴乃論之罪，即便館長沒有提告，檢察官還是要偵查犯罪。但如果館長決定提起告訴，會讓自己在法律上的地位，從「被害人」變成「告訴人」。

而黃國昌律師，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6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擔任館長的告訴代理人。

不過，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就告訴代理人的身份並無限制，沒有一定要具有律師身分，和被告辯護人原則上要選任律師，並不相同。

2️⃣提起告訴，有什麼好處？

提起告訴的好處在於，「偵查」階段的地位不同。

假設，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後，案件交給法院審理，那檢察官就會成為公訴人的角色，這比較沒問題，不管館長是被害人、告訴人，法院在審理中，都會請館長到庭表示意見。

但如果檢察官對館長提告的對象，認為罪嫌不足而不起訴，或雖然構成犯罪，但給緩起訴，這個時候可以對檢察官處分不服，而聲請「再議」的是「告訴人」。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本文規定：「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對檢察官處分不服的救濟權放在「告訴人」身上，如果「被害人」館長沒提告成為「告訴人」，就沒有聲請「再議」的權利。

3️⃣如果，檢察官起訴之後呢？

目前案件偵查中，情況未明，假設檢察官偵查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的情況。

此時，不管館長有沒有提起告訴，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71條本文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法院都要在「審判期日」，讓館長到庭表示意見。

館長也可以委任告訴代理人到庭，如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

4️⃣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

去年12月10日三讀通過的刑事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特定犯罪的被害人，可以在起訴後、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聲請參與訴訟。

特定犯罪的範圍是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案件，包括：

👉故意過失致死、致重傷案件。
👉刑法關於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案件。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特定案件。

訴訟參與人可以選任代理人，並且準用許多被告選任辯護人的規定，如果訴訟參與人的代理人是律師，代理人享有完整的閱卷權，包括檢閱、抄錄、重製、攝影卷宗及證物。

如前面提到的，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對「訴訟參與人」來說，不管是「準備」或「審判」程序，法院都要通知訴訟參與人及代理人，並在準備程序應進行事項中，聽取意見。

在後續的證據調查過程中，每調查一證據結束，審判長也應該詢問訴訟參與人跟代理人，有沒有意見。最後，在科刑程序，審判長也要給予訴訟參與人及代理人、陪同人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的機會。

5️⃣如果要打擊犯罪

以上，大概是身為告訴代理人，或訴訟參與人可以做的事情。在館長公開的委任契約中，還表示要請黃國昌律師，盡力協同追查事實真相，打擊全體不法犯罪份子。

但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打擊全體不法犯罪份子，是檢察官跟司法警察的工作，並不是告訴代理人的角色。

不過，告訴代理人在過程中，可以協助檢察官搜集證據、形成足以說服法院對被告定罪的論述。

首先，告訴人對被害的案情最為熟悉，可以在代理人的協助下，提供有意義的資訊給偵查機關，讓偵查機關找到正確的偵辦方向。也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19-1條第1項規定：「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促請檢察官保全證據。

其次，告訴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4項規定：「告訴人得就證據調查事項向檢察官陳述意見，並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在偵查過程，可以向檢察官陳述關於證據調查事項的意見，在審理中可以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協助檢察官說服法院。

#刑事訴訟法 #被害人訴訟參與 #告訴代理人 #黃國昌

(補充說明：最後三段在發文後，經 李宣毅 （Essen Lee） 律師提供寶貴意見後，予以補充，感謝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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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一起讀判決學生徵文比賽」8/31-9/5收件，詳情見：https://casebf.com/2020/08/09/2020_student_writing_contest/

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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