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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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券辯論之一

我「沒頭沒臉」，想和柯文哲辯論振興券有沒有效，大概也被當成「沒唸書」。我雖然不學無術，但經濟學文獻，肯定是比柯文哲懂的，為正視聽，讓我自己進行一場單人紙上辯論，解釋為什麼「三倍振興券」很好。

問：馬政府2008年發消費券，民進黨砲轟沒效。蔡英文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馬英九不行，為什麼自己發振興券就可以？

答：如果振興券和消費券長得一樣，那民進黨當然該受批評，不長進只能拾人牙慧，還抄一個「失敗」的政策，該罵。但消費券和振興券不一樣，時空不一樣，政策內容也不一樣，根本不該混為一談。一個治病的藥，吃的劑量不一樣，吃的時程不一樣，甚至是診斷的症狀不一樣，都會有不同的結果。同樣是政府發錢，發法不一樣，效果當然可能不一樣。人民真正該害怕的，不是政治人物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而是不會從過往失敗裡學習，從中尋找改進之道。民進黨政府的振興券，就著過往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全球獨到，先不管成效，在政策制定上，就已經是進步了。反觀國民黨，不但沒有從消費券的問題裡學習，反而加碼過去的錯誤，還主張發現金，沒有進步的國民黨，輸了一褲子，都換了位子，還不換腦袋，才令人害怕。

問：所以振興券如何解決替代效應問題？和消費券，或是現金有什麼不一樣？

答：這樣的問題，就比較有水準了。發錢無用論的理論來源，是傅利曼大師的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主要就是說，人在決定消費行為的時候，會把一生的所得拿來一併考量，盡量讓收入和支出，以一個平穩的方式進行，不要一年吃飽飽，隔一年餓肚子。在這樣理性的考量下，突來的現金補貼收入，不會被當成是一筆天外飛來的財富，非花掉不可，而是存起來，提高未來整體的消費水準。如果人人都照PIH來思考，政府發的錢，就會被存起來，而沒有刺激景氣的效果。

小布希政府在2009年，金融風暴時發的一戶800美元現金，果如PIH預測一樣，消費幾乎沒有因為收入增加而提升。人民前途茫茫，工作都不知道有沒有得保，錢不存起來，還買新手機嗎？馬政府的消費券，在設計上比現金好，至少強迫要拿出來用，但因為消費品項沒有限制，民眾把它拿來買平常會買的東西，反而把平常的花費存起來。這個替代效應，據估算超過九成，消費券幾乎完全被當成現金補貼了。

但唐鳳設計的振興券，不但消費品項有限制，已經先部份擋住了替代效應，要民眾拿一千出來換三千之舉，更是逼迫消費的絕妙好技。這之中至少牽涉到兩個行為經濟學的改變行為效應。第一種叫Mental accounting(腦內會計，和House effect賭場效應類似)，逢年過節有小賭一下的民眾，大概都知道，同樣的一百元、一千元，平常可以拿來吃東西、買東西，很珍惜，但一旦上了牌桌，錢好像就不是錢，人的腦子，會自動把錢分類，而低估了牌桌上的錢的價值。拿了一千換來的三千，多的兩千，好像是撿來的錢，「隨便花」，應該是不少人會有想法。當然，柯文哲這麼理性，這麼異於常人，當然不承認有這種效應存在。

另外的一個行為經濟學效應，叫framing(框架效應，這裡的中文，都是我亂翻的，我們這些沒唸書的，只會看英文文獻，還請有唸書的大德，指教一下)。同樣是政府花兩千，兩千直接打到你戶頭，和拿一千換三千，那是不一樣的感覺。消費券會被當成現金存起來，振興券卻會被當成百貨公司的禮券花掉，差別就在於這個「拿一千出來」的動作。當然，買東西都是佩琪在買，與實體經濟活動脫節的柯文哲，完全沒有辦法想像這些「非理性」行為，自然認為是無效的。

振興券的新花招，讓好多商家，平白多出許多的點子，來配合促銷，這也是消費券看不到的額外效應。柯文哲本來不也打算加碼？現在又罵無效。位子沒換，腦袋一直換，到底要聽哪一個柯文哲講話？

問：廢話那麼多，到底振興券會增加多少GDP？

答：總經政策沒辦法實驗，只能用模型推估。馬政府估算的2008消費券，大概增加了0.5%的GDP。模型參數不同，結果就會不同。但從上面的分析來看，振興券的效果一定會比消費券好。而且現在的經濟情勢，遠比2008年那種不知未來的情況好。世界雖然因為武漢肺炎停擺，但現在已經逐漸恢復。而台灣不但安全，還一直吸納出走中國的製造業商機，真正受疫情傷害的，就是缺乏國際觀光客的國內消費，振興券打蛇打七寸，刺激景氣效果當然超過無差別打水漂的消費券。

如果最後的經費支出類似消費券，也許可以達到1%的效果。在全世界一片景氣低迷的時候，可以用相對輕鬆的手法，製造出1%的GDP成長，那是很好的事。當然這些數字都是推估，最後2020年台灣的經濟指數，多少是來自振興券，沒有人可以說得準。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零年代，面對經濟大蕭條，採取了許多前史未見的新政策，統稱「新政」。這些政策，很多最後證明都是垃圾，但經濟學家不管立場與背景，都同意一點，羅斯福的政府不因為政策的失敗，就停手不進行新政策的嚐試。一個政府面對困境，要發想解決方法，研究可行方案，不斷努力，不斷嚐試，才能帶給人民希望，不是事情不如己願，就怪東怪西，在民主社會還嫌棄民眾水準不夠，對，就是在說你，柯文哲。振興券有這麼多的好處，但最大的好處，是這個政府，沒有陷入「無招」的困境，反而用創意，帶給人民希望，配合世界一流的防疫政策，台灣人民相信國家會向上，有希望的人民，才會放膽消費，這才是該給振興券拍拍手的真正理由。

問：這麼好用，年年來發振興券？

答：我第一個拍手叫好。如果你以為傅利曼了解人性，所以有PIH，所以一定反對政府發錢，那你就錯了。發振興券，是實質減稅，傅利曼說，「任何」的減稅都是好的，因為減少政府可用資源，才是削減政府規模的長久之道。政府永遠在變大，如果不讓這怪獸餓一下，不可能縮小。如果政府年年發振興券，要籌措財源，就要減少支出，那當然是好事。

但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柯文哲，坐擁台北大金庫，不用管撙節支出，才會隨便加碼振興券。但你要中央政府年年發振興券，是要砍哪一個部門的預算？少撥一點給你蓋社會住宅，還是鄉下地方不要蓋捷運，又或者是把國防部預算砍多一點，讓敵人輕鬆一點攻台？

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那是當家的人，得想辦法的不得已。年年發振興券，很好，但先把要砍的預算，列出來，好好吵一吵。沒頭沒臉的經濟學家，樂見其成。

(後面還有幾個自辯自答，待續，也歡迎讀者朋友留言提問，一併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