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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光榮革命 意義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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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革命」的推薦目錄
  • 東西縱橫記藝JunieWang

    光榮革命 在 東西縱橫記藝JunieWa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9-16 0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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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女王簡約風茶具】

    1598年4月13日，法國波旁王朝首位君主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簽署頒布「南特詔令」（Édit de Nantes），又名「南特敕令」。

    從此，法國境內信奉喀爾文主張的新教「胡格諾教派」（Huguenot）享有與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權利，無需再被欺壓或歧視，這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宗教寬容法令。回顧西方歷史，以宗教為名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亨利四世在那個年代就有此遠見，無論是否考量到自身政治利益或者信仰屬性，都可說是難得之舉。

    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亨利四世的不肖孫子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年-1715）在位時，為了徹底實踐君權神授和中央集權，建立絕對唯一權威，再也無法容忍國土之內新舊教並存，於是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否定南特詔令，開始迫害並驅逐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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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以宗教唯一策略加強君主集權，博取法國人民認同，雖然有其效益，然而卻使得至少數十萬胡格諾教徒因迫害行動出逃至歐洲其他國家，甚至遠赴北美。

    這些被迫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其實人才濟濟，他們之中有許多傑出的工匠，包含造紙業、絲織業、羊毛產業、長襪和手套製造等行業，不但掌握技藝同時控制法國大量出口貿易額。另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銀匠。隨著逃亡遷徙，他們將專業技術和知識帶到新的國度，不僅振興當地相關產業，也提高生產力，為他國創造大量財富。

    對於接納這些宗教難民的國家來說，手藝精湛的胡格諾工匠大師簡直是法國拱手送給他們的寶藏。

    與法國領土僅隔一道海峽，英國自然也成為胡格諾教徒選擇新家園的理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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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之前，路易十四便已經展開一連串行動驅逐新教徒，導致早有胡格諾工匠陸續移往英國。相較於英國當地工藝水準，胡格諾工匠超出水平許多的手藝自然受到矚目。儘管落腳之初難免引來英國同行嫉妒，幸虧隨著敕令頒布，迫害愈甚，皆屬新教的英國人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才讓遠來的胡格諾眾人覓得一處安身立命之地。

    這組銀製《茶壺、酒精燈和茶几》（Teakettle, lamp, and table）就是英國胡格諾銀匠大師賽門･
    潘坦一世（Simon Pantin I，c.1672-1728）約1724至1725年間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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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坦是18世紀初期在倫敦相當受到敬重的銀匠大師，他的客戶非富即貴，也都是當代時尚人士，其中最具影響力者就是英國君主。依據古代流行準則，在上位者個人喜好往往都會引來一群馬屁精群起效尤，進而形成潮流，潘坦的時代也是如此。

    《茶壺、酒精燈和茶几》就是約克郡一對顯貴夫妻跟潘坦大師下單訂製而成，形制簡潔優雅，茶壺和酒精燈可分別拿開，只留一座精巧茶几。這般超前時代的純粹凝鍊，即使置放於現代居家空間，看來仍舊雅致時髦舒心悅目，正有「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般的清麗明媚之態。

    300年前設計竟然如此前衛新穎，正是典型的〝安妮女王風格〞（The Queen Ann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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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女王（Anne，1665-1714）是司圖亞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最後一任君主，在胞姊瑪麗二世（Mary II，1662-1694）和姐夫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1650-1702）因1688年光榮革命夫妻共同繼位，卻未留下子嗣後登基上任。

    不同於姐姐瑪麗二世喜歡繁複華麗巴洛克裝飾，安妮女王反而偏愛樸實無華、簡單乾淨的格調，而精煉美感和絕佳品質，也成為安妮女王時代銀器的特色。

    要在節制的設計中創造視覺效果，卻不仰賴複雜雕刻工藝，更是考驗銀匠的能耐。正好已在英國落地生根的胡格諾工匠具備出色手藝，得以運用線條和鑲版，利用因光線照射在不同角度所形成的反光和偏轉效應，構成各種紋理，增添精緻美感。

    才能卓越的胡格諾工匠如潘坦，就像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一樣，都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再轉為己用。例如茶几的桌腳和八角形桌面，以及八角形水壺造型都於源自倫敦家具市場可見的中國瓷器和漆器，另外茶几的三角架中心柱軸靈感則由當代木製家具而來。

    因此這組銀製茶具不僅象徵安妮女王個人品味特質，更是結合英法兩國錯綜複雜的宗教發展背景，以及航海時代之後形成全球化貿易網絡，東西文化交流之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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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胡格諾教徒出走法國，宗教迫害只是原因之一，實際影響因素尚且包含路易十四為了籌措長期對外戰爭的軍費，持續大舉徵稅，同時還下令徵收金銀餐具和家具，用來鑄鍊成錢幣收歸國庫。波旁王朝至此盛極而衰，敗象已露。

    你可以說國王自己所擁有的鑽石數量絕對更值錢啊~捐幾顆鴿子蛋出來肯定勝過老百姓家裡那一疊又一疊的鍋碗瓢盆。但這都只是我們不懂事老百姓的天真想像。愛鑽石愛到恨不得吞進肚子裡的路易十四怎麼可能割愛？結果不但老百姓家裡的金銀器具和錢包被扒光，就連凡爾賽宮內的黃金器物也遭殃，通通進了鑄幣廠。

    這麼一來，連帶使得胡格諾工匠的訂單大量減少，即使好不容易來張訂單，也因為缺乏製造原料，根本很難做出成品交差。如果再加上宗教迫害帶來的公民權益受損、財產沒收、行動限制和殘酷刑罰等因素，五窮六絕的情況下，不走人另謀生路才奇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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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當年這項措施無疑造成法國極大損失，也被他國給撿了現成又好大的便宜。然而歷史無法重來，錯誤難以彌補。

    站在王權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路易十四，你會怎麼辦？

    #國王很難
    #老百姓更難
    #自由多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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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怡

    光榮革命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2021-09-03 07: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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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者回憶錄0903）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9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網頁摘出重點文字，其中一句是:「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

    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所想的，不過就是太平日子。過去數以百萬計的大陸人逃來香港，也不外想過太平日子。現在，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告訴人民，想過太平日子是不切實際的。

    前文講到我參與創辦《伴侶》半月刊時期的一些往事，網上留言中居然有四位讀友說曾經是《伴侶》的讀者，其中有記得他讀過的篇章，和與編輯的互動。真是像故友重逢那樣高興。
    在我的人生中，1967年前的太平日子，是我經日夜進修、磨練寫作和開始有點成績的十來年。1963年1月創刊《伴侶》，到1967年6月，這四年多我每月編兩本、其後是三本雜誌，每月寫幾萬字文章，認識了不少文化人，從他們身上獲得實際經驗和教益。

    從閱讀經典名著中，我領悟到任何寫實寫情的文藝作品，最終總會觸及到哲理。讀著托爾斯泰、契訶夫的小說，都往往讓人停下來思考；所有透過情節而宣示的哲理，都發人深省。於是我在寫輕浮小說的同時，也努力去啃一些大部頭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想豐富自己的知識，並將這些大部頭著作消化而寫成一本本入門的小叢書。那幾年，我在上海書局出版的有《哲學初步》《美學初步》《心理學初步》《邏輯學初步》《經濟學初步》等共七本。每本幾萬字，因為寫得顯淺，也受年輕人歡迎。1992年我應邀在馬來西亞幾個城市演講，還有讀者記得這些叢書，並向我詰難。我寫這些入門書時的思想，仍然是馬列主義佔主導，比如《經濟學初步》，介紹的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當然對讀者有誤導了。但像《美學初步》，卻是我讀了不同方面的著作，才綜合寫成的，花的時間較長，至今仍然不悔這本少作。寫這些入門書，無疑對我的邏輯和哲學思辨，有較好提升。

    那幾年我的另一個興趣是西方古典音樂，並因此結交了藝術家盧景文、鋼琴家溫其忠等年輕朋友。溫其忠是當年我所認識的「怪人」。他從馬來西亞來香港上高中，考入港大建築系，當年這是有最好出路的科系，溫其忠卻念了一年就輟學，醉心他的音樂去了。他喜歡教鋼琴，以此為生。有出名的演奏家來香港，他事先買幾張票，臨開場前打電話叫朋友來大會堂欣賞，也不管朋友有沒有空，和夠不夠時間趕來。我就是他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說幫我買了一座鋼琴，會送來我家。我那時只住一個小房間，左騰右移地挪出地方來放鋼琴。然後他就來教我鋼琴，我已經28歲，還來得及學鋼琴嗎？但他就是認定我可以學他可以教，我也真的在他的指導下半年就彈到第五級。他又教我樂理，教我聽歌劇，我也因此學會了作曲。《伴侶》雜誌還在大會堂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邀請歌唱家、演奏家演出，招待讀者。還組織了合唱團。1965年我去大陸旅行一個月，回來發現溫其忠已經離開香港，去英國學藝了。我的音樂課就停下來，音樂細胞也不活躍了。

    那四年的青年歲月，在太平日子中我們憑興趣而揮灑，不顧年齡去學鋼琴，不顧幼稚搞音樂會，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聽音樂、講音樂、講文學、讀小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知道那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精力，雖輕浮但也寫出那麼多文章，雖未經深入鑽研也出版了那麼多社會科學小叢書。也許因為年輕，因為沒有包袱，因為不知好歹，儘管收入少、稿酬低，但可以過日子就行了。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那感覺真好。

    1965年我參加出版界參訪團到大陸旅行一個月，那是文革前一年，是大躍進帶來大飢荒之後由劉鄧掌權的經濟回暖和文化小陽春的最後一年。我見到的北京領導者都溫和講理，對香港政策是尊重港英管治「長期存在」。其後參訪團西行乘火車去洛陽、西安，看了碑林、半坡遺址、華清池、黃帝陵等等古蹟文物，這些古文物引發我思古幽情，也增加了對華夏的認同感。而且，似乎中共政權對文物都很珍惜愛護。接著我們乘公車去了「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裡被灌輸中共版的毛澤東光榮革命史；然後去上海、蘇杭等地遊山玩水後回香港。

    回港後，按照我獲悉的中共對港政策，積極籌備再出版一本《文藝伴侶》月刊。但隨著大陸學毛熱潮升溫，大批判到來，言論趨於一元化。1966年文革爆發，那些我剛參訪過的文物遭到破壞。到1967年，文革病毒感染香港，一年多前在北京獲知的中共對港政策來了一個大顛覆。香港的太平日子遭到了挑戰。（58）

    圖1，9月1日《人民日報》「客戶端」的「重要講話」。

    圖2，1965年9月2日《伴侶》音樂會上的三重唱：盧景文、吳厚蕊、溫其忠。

    圖3，1965年伴侶合唱團郊遊時唱歌，右一是我，其他人認不得了。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 東西縱橫記藝JunieWang

    光榮革命 在 東西縱橫記藝JunieWa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9-02 07:34:21
    有 998 人按讚

    【伯爵家的織錦室】

    英法兩國自古愛恨交織，彼此情仇夾雜，歷代君主無不想方設法跨越英吉利海峽攻城掠地染指對方，光是14至15世紀的百年戰爭便綿延一百多年，再到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兩國又因宗教、政治情勢、殖民地利益…等複雜因素，各自拉著好朋友一同下水攪和，這一打又要到1815年拿破崙兵敗下台，英國才得意洋洋迎來「日不落帝國」威名。

    長年以來透過各種形式頻繁交流，兩國雖各自擁有不同習慣與文化，總難免相互影響，而且浸濡極深。儘管英國最終以國力取勝，然而自法國宮廷所輸出的奢華美感與享樂習性，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在任期間大力推動的奢侈品熱潮更是席捲整個歐洲。

    既浮誇又精緻的法式品味不只呈現於衣著、飲食或藝術層面，也反映在建築設計上。

    英格蘭第六代考文垂伯爵喬治･考文垂（George Coventry，1722-1809）就是法式風格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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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伯爵大人繼任爵位之前曾任下議院議員，襲爵之後便正式進入上議院，更在1752-1770年間，長達18年擔任連續兩位英國國王：喬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和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的「寢宮勛爵」（Lord of the Bedchamber ）。

    這職位表面上是要待在寢宮內伺候國王吃飯穿衣洗漱沐浴，無論在他舒暢開懷或是勃然大怒，坐擁情婦或者操勞國事時，都得陪伴在側，然而實際上許多勞動事務都有僕人代勞；因此身為寢宮勛爵最重要的好處便是得以貼近國王，成為心腹獲得垂愛，進而掌控資源與大權。

    從這個角度看來，考文垂伯爵確實是一代重臣，有錢又有權，他的鄉間別墅自然不能馬虎。

    考文垂伯爵在1751年繼承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克魯姆宅邸（Croome Court）。克魯姆宅邸興建時間可以往前追溯到1640年代早期，到了事業與前途一片看好的第六代考文垂伯爵一接手，便找來英國建築師羅伯特･亞當（Robert Adam，1728-1792）進行大改造，成為新帕拉迪奧式（Neo-Palladian）建築典範，也曾接待數位英國君主，如喬治三世、維多利亞女王等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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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遠在大不列顛，伯爵大人對於洛可可藝術的偏愛卻不因距離而削減。克魯姆宅邸有間織錦室（Tapestry Room），室內牆壁是由濃麗明豔的朱紅織錦畫綿延而成，這在當時是首創的新穎手法。

    織錦室原來是1763年，伯爵委託巴黎皇家戈白林織錦廠（Royal Gobelins Manufactory）的雅各･尼爾森（Jacques Neilson，c.1718-1788）工作室為他製作織錦，又有法國洛可可大師布雪（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操刀，以古典神話故事設計畫面場景，至1771年終於大功告成，在那年初夏運抵英格蘭，進行組合安裝。家具的鍍金框架則於 1769 年在倫敦製造，而織錦椅面同樣為巴黎戈白林織錦廠出品。

    一切就緒全體到位後，克魯姆宅邸的織錦室從此成為英格蘭鄉間最具法式風味的一道風景，也是伯爵招待賓客最引以為傲的華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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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人生與運途終有限制，傳承至1902年第九代考文垂伯爵時，他把這些織錦和座椅都賣給巴黎藝品商，1949年第十一代伯爵再把織錦室的天花板、地板、壁爐架、門和門框等室內設計配件，通通賣給美國克瑞斯基金會（Samuel H. Kress Foundation）。

    這麼一來，克魯姆宅邸的織錦室已經不復存在，蕩然無存。

    幸好，克瑞斯基金會1958年把手上持有的克魯姆織錦室收藏捐贈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甚至協助館方買回原來的織錦座椅並加以修復，而橡木地板則為織錦室原件，依照原來設計圖稿鋪設，至於天花板則是以複製品安裝在博物館內。經過多方努力，如今我們才得以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見到織錦室當年在大宅內的光彩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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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魯姆宅邸現在已經交給基金會管理並對外開放，訪客得以見識到綠意扶疏的庭園和可觀的藝術收藏，可惜織錦室早已遠離故土，落腳於異國。說來雖然不免遺憾，但若繼續留在英國，難保二戰烽火延燒時，這些珍貴的織錦和家具設計是否也會跟著遭殃。

    大都會博物館的室內裝飾情境布置和修復專業向來令人讚嘆，下回有機會拜訪的話，記得要多留點時間逛逛這些驚人的文化資產，那是最美的時光隧道，走過一個展覽室，便是跨越了不同世代與藝術風格。

    悠悠歲月，天涯近在咫尺。這就是博物館每每令人感動莫名的功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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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下兩百多年前，織錦室剛完工的精美面貌，你會想在裡頭做哪些事？喝茶？閱讀？彈琴？吟詩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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