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前希臘財政部長重磅巨作《房間裡的大人：我與歐盟、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債角力戰》安納金2000字導讀（抽新書3本）

【從局內人觀點檢視歐洲政經發展的一部活教材！】

對歐洲政經情勢較不熟悉的讀者們來說，在您閱讀此書之前，可以速覽以下由我簡要說明當時的時空背景，希望有助於您很快地融入到作者所描繪的世界裡。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歐洲整體經濟大環境並無明顯起色，自2010年起，歐洲先後有不少國家財政出現入不敷出的赤字、甚至步入債務可能違約的窘境，這一場從2010年開始蔓延開來，並且歹戲拖棚長達5、6年的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問題被泛稱為「歐債危機」。

希臘在2010年初財政已經率先陷入困境，來到破產邊緣，5月2日受援來自歐元區國家（以財政最穩健的德國和法國為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堪稱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1,100億歐元的紓困貸款，至此希臘便開始承受這些國際債權人所施加的壓力，接受種種撙節牽制措施，然而，也因此引發人民怨聲四起。希臘的遭遇事實上也是歐洲幾個財政相對弱勢國家所共同面對的難題，只是，希臘成了第一個、也是最具指標性意義的案例！愛爾蘭在同年11月也獲得總值85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而葡萄牙則在2011年5月獲得另一個總值780億歐元的援助。

先後取得紓困金援的歐元區內財政弱勢國家，雖然度過了眼前債務違約的危機，然而，這些政府受缚於國際債權人的要求節約度日，甚至犧牲民眾的退休金，以及從原本購買政府公債的持有者手中剝奪一部分權益來作為償還，如此罔顧民意的舉措使得民怨沸騰、民粹主義抬頭，如骨牌效應引爆歐洲許多國家的政治動盪（包括後來2016年5月英國脫歐公投通過，也是受此環境影響）。

2015年1月25日希臘國會大選，激進左派聯盟（Syriza）以逾36%得票率擊敗保守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 Party），贏得勝選，成為歐洲第一個公開反對撙節政策而當選執政的政黨，而本書撰寫者瓦魯法克斯就是當時由大學教授轉入政壇，成為當選的國會議員之一，隨後並接任了希臘財政部長這個當時全歐洲最具挑戰性的職位。

剛取得希臘國會主導權的激進左派聯盟，旋即要求與歐洲聯盟（EU）、歐洲中央銀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IMF）重新談判高達2,400億歐元的希臘紓困案，並削減部分沉重的外債，而瓦魯法克斯肩承著希臘人民的期待，有如架海金梁代表希臘這一方的談判者，周旋在歐美列強國家以及國際組織之間，希望與國際債權人達成債務重組協議。一方面他雖然獲得希臘人民支持，而另一方卻激怒了當時在歐洲掌握權力的政界菁英（也就是房間裡的大人們，當中一部分的既得利益者），若非由親身參與了這一切的作者，透過此書娓娓道來，抽絲剝繭這些事情發展的歷程、轉述他和幾位掌權的菁英間真實的對話，才得以揭示出主導整個局勢發展的關鍵核心，否則，許多政治現實與真相將不為人知！

或許對於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歐洲的債務危機離我們相距甚遠，種種因素難以具體瞭解整個政局發展的來龍去脈，也因此容易受媒體報導所偏向的角度所影響，比如說，以南歐人天性慵懶來解釋希臘的危機、或用民族性的差異來粗略解釋歐洲政治與經濟問題（包含在希臘之後接踵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債務問題，皆集中在南歐國家，而明顯與崇尚嚴謹、有紀律的德國形成強烈對比）。

由作者的描述不難看出，歐洲權力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各種虛偽與檯面下的運作，一切由歐盟那群「房間裡的大人」所操縱與決定。這本書雖記錄了一百六十二天之內所發生的事件，卻是攸關近幾年來，整個歐洲政局演變的一段重要史實，幫助我們理解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的背後成因。經由這段清晰描述，不僅有助於我們以更真確的角度來看待歐洲近十年來的政經發展，對於可能參與歐洲事務、或投資歐洲地區市場的人們來說，此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有關本書的架構，共分為三大部分、有17章，以2015年4月作者與美國前財政部長賴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酒吧會面，作為第一部分的開頭，當時他正深陷與歐洲三巨頭之間的談判激烈角力之中，能夠獲得來自動見觀瞻的美國權力核心人物之一的薩默斯支持，有如天賜甘霖。薩默斯明確的點出了「局內人」、以及「局外人」的差異，希望瓦魯法克斯當個局內人；然而，按照作者在書中所說的：「這正是權力網絡控制資訊流的方式：籠絡局外人，排除拒絕參與的人。他們會有機地隨時間演化，並受到超越意圖之外的驅動力所指引，這個驅動力不受個人控制，就算美國總統，或是那些掌控國際基金會或政府機關重要節點的官員也無法掌控。」以上這段真知灼見，堪稱將過去十年來整個歐洲地區政局的演變做出了最佳的詮釋，而觀察這些屬於局內人的政治菁英們動態發展（即便有些人出局了、有些場面失控了），到現在仍活生生上演著，這就是此書精彩之處！

此書並不完全是依照史實的發生順序來記載，而是因應解說之需要，中間穿插著不同時期所發生的故事，但主軸仍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歐美政經背景為起點，就如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學教授、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澤（Adam Tooze）在他的著作《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當中的觀察，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造成美國及歐洲當地開始反思民主資本主義的正當性，甚至進一步導致烏克蘭爆發戰爭、希臘財政混亂、英國脫歐、川普出頭等重大事件。圖澤認為：「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

通常，當世界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時，人們很容易會認定是權貴的陰謀搞出來的，彷彿總是有一群人在私密的房間裡運籌帷幄，謀劃著如何犧牲大眾以及弱勢族群的利益以獲取暴利。但以作者角度看，這樣的景象只是錯覺，因為牽涉其中的這群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是陰謀論中的一份子。在歐洲，整個事態的發展是動態的，並沒有按照權貴菁英們所期望的劇本在演，而且每一個角色都不斷在換人演出，當中也偶有演員不聽使喚。

您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

對歐洲來說，或許我們都是局外人，藉著此書的問世正可以引領我們從局內人思維去觀看整個歐洲政經局勢演變的一個好機會。

願善良、紀律、智慧與你我同在！

❤️ 2020/8/17(一)晚上20:20之前對此貼文按讚、分享者，將抽出3位獲贈此一好書！

#房間裡的大人

值得多閱讀幾次

一文論破習總書記跟底下那幫子義和團，給中國人帶來的困境，　＃中國內部還是不少明白人的，＃實現民主法治才是強國唯一的路

（幫各位轉繁體了）

魏加寧教授，現任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和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還兼任著西南財經大學博導，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等多項職務，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還承擔了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礎課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請魏老師介紹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對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看法。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謬論

謬論一：“中美關系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系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系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謬論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麽，需要什麽，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謬論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墻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謬論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盡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发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系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发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幹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发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系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麽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麽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借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謬論。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发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系，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系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系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系。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麽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发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麽就只有合作。

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麽?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里;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麽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系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麽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麽?——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系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麽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发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发金融危機，等等。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发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发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系”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发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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