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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個人特質描述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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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怡

    個人特質描述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2021-09-29 07: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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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者回憶錄092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來形容斯諾和某些特定的中國境外人士，真是恰當和妙於形容。「白痴」是指這些人很天真，容易輕信，不過就不是懷有個人利益目的去扭曲事實。「非常有用」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故較有公信力。中共數十年來，儘管在世界各地辦了許多隱性的「外宣」，但組織上、財務上隸屬中共，都受中共意識形態束縛，不敢大膽直面事實，難取信於讀者。「非常有用」還因為報導敘事的態度坦誠，生動並有可讀性。說是「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內情。

    斯諾1937年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令全世界讀者對中國共產黨改觀。抗戰開始後這本書以《西行漫記》的書名在中國風行，無數懷著愛國救亡心志的青年因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中共以槍桿子和筆桿子兩大武器打贏內戰，建立政權，其中的筆桿子即輿論戰，得力於「非常有用的白痴」至大。但斯諾這本書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在大陸長期都沒有出中文版。原因是書中所述與中共建立政權後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不符。比如書中指中共政權是某種民族主義形態，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不同，這不符合中共宣稱是正統社會主義，尤其建政初期「一面倒」向蘇聯的國策；書中描述的革命史和毛澤東形象，與中共的歷史記敘也有偏離。在要求「絕對正確」的宣傳方針下，這本書的中譯本，只在斯諾1960年訪華時出版了「內部發行」版，目的自是要讓斯諾看到自己著作在中國出版，出自統戰需要。到21世紀，這本書才再在大陸發行。

    從《西行漫記》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的廣泛發行、推動閱讀，到建立政權後對此書的冷待，就可以看到，對中共來說，「非常有用的白痴」最關鍵是「用」，也就是說，所有的文化產品、歷史記述、作者的認真寫作、個人的道德尊嚴，都抵不上一個「用」字。有用則取，無用則棄。

    2020年6月24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奧布賴恩（Robert O’Brien）在一次演講中，承認幾十年來，無論是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還是新聞界，都對中共有誤判，即「相信中國共產黨會變得開明，會滿足中國人日益增長的對民主的渴求」。並說「這個想法被證明是非常幼稚的。我們已經大錯特錯了。這種誤判導致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的一次失敗。」他所說的上世紀30年代這個時間點，正正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的時候。可見這本書對美國政策、對國際局勢有多大影響。

    1971年中美關係的突破，其國際局勢的背景，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建立在核恐怖平衡上的冷戰。美國面對主要對手蘇聯，又陷入越戰泥沼，而恰好中蘇對抗在1969年發展到珍寶島武力衝突的階段。蘇聯甚至向美國試探，如果以核武器向中國的核子基地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襲擊，美國會否保持中立，而得到的反應是美國堅決反對動用核武，不會袖手不顧，並立即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發出進行準備核打擊的指令。美國的反應遏制了蘇聯的盲動。而蘇聯對中國要進行核打擊的企圖，也促使美國在國際戰略上選擇與較次要的敵人聯手對抗主要敵人的策略。這是中美關係突破的時局背景。

    中國在得知美國對蘇聯核打擊的反應後，在1971年四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並同意斯諾發表與毛澤東的談話。美國國務院同時間宣布解除對中美往來的封鎖。於是，隨著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美籍中國學者接二連三訪問中國的潮流。走在最先的是物理學家楊振寧。

    他在美國解除封鎖後就到中國訪問了四星期，同周恩來進行了五小時的宴會。1971年9月21日，他在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了一次「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英文演講。《七十年代》很快地取得了談話錄音帶，並翻譯刊登在同年的十一月號。對中共的統戰來說，這個談話也真是「非常有用」。它帶頭引導了旅居外國的學者、作家、名人的訪華潮，以及紛紛在《七十年代》上發表他們在大陸被刻意安排的訪問中所得到的印象和感想。

    這些學有專精的人物，不敢說他們是「白痴」，但卻肯定是在中共刻意安排引導下的見聞。在當時的風潮下，刊登這些訪問記亦有新聞價值，但在中共國內局勢翻覆變遷之下，專權政治的特性暴露，我覺得應該對讀者作出認識上的糾正，才是一份負責任的雜誌應有做法。（69）

    圖1，楊振寧任教紐約州立大學期間，於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圖為他在紐約州大的辦公室；

    圖2，《七十年代》早年，與老闆方志勇和督印人黎榮合攝。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 無待堂

    個人特質描述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9-27 09: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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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 個人特質描述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9-27 09: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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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19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到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20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20世紀30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20世紀50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1949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1989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香港由於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精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因此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精英文化機構（這也要看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不過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内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的基礎實現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但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了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通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了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政府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説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1963年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通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20世紀60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和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有「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這在80年代就更加明顯了。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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