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憤怒失望與無奈

鋼鐵爸
這兩天看到新聞
台中男闖診所
刺死牙醫又逃死了
不用多看
大概也能猜出
避開死刑的理由
（思覺失調）
現在只要先搬出有精神疾病
就等於減刑甚至逃避死刑
就像是罪犯的SOP
甚至被民眾拿來訕笑

這樣的法律漏洞
等於變相的加害受害者家屬
無力的等待著仲裁結果
再度在家屬身上傷口撒鹽

台灣的司法
讓人民失去了基礎的信任
更遑論說推動修復式司法

這些判決
只讓鋼鐵爸心中
充滿著無奈與憤恨
6年多過去了
鋼鐵爸身上所遭受過的
到現在依然在其他家庭上發生
我兒聖翔與鍾姓騎士
兩條活生生寶貴的生命
肇事者
只判刑16個月就了事
肇事者至今依然沒有道歉

現今的法律形塑成台灣
看到的畸形的判決結果
每次看到這樣結果
大家
心中都會大喊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受害家屬要面對
失去至親的悲痛
司法上的霸凌與凌遲

鋼鐵爸
譴責這些可惡的判決
縱容這些犯罪
根本無法感同理受害者

這樣的判決結果
等同對受害者再次的加害

正義不得伸張
冤屈不得得雪
悲願不得實現

這些罪犯因為這些名詞
逃避了應有的懲罰
畸形的司法
助長了犯罪的氣焰
撕裂了人民的情感

這些傷口卻無法從
任何司法後的配套得到撫平
任由傷口繼續撕裂

#支持社會正義
#堅決反對廢死

真心悔過 再談和解
實現正義 才能共生

近年來，每到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就有很多人說

「又要消費了；又在操弄仇恨了；又要撕裂社會了」
「到底要怎樣道歉才夠？快點原諒！和解！」

「都過去這麼久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講？」

其實這是值得認真回答的問題。

「和解共生」「修復式正義」是非常甜美的理想。也是我非常認同的目標。

不過，我在過往的法律實務工作，學到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加害人真誠悔過，是和解的必要條件。

不管是過失傷害、竊盜、侵佔、詐欺等輕罪，或是性侵、強盜、殺人等重案。

如果加害人沒有讓被害人感受到真誠的悔過反省，就不可能真正和解、原諒，更不可能療癒、放下。

一般個人的案件是這樣，牽涉到成千上萬人集體受難的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的白色恐怖，更是如此。

有些人會質疑：

「都過了這麼多年，難道加害人做得還不夠嗎？要做到怎樣才夠？」

我的答案是：

目前所做的，距離和解共生，遠遠不夠。

在二二八事件後，長達四十年的時間，戒嚴與白色恐怖的摧殘，不僅讓受難者家屬無法發聲，還持續不斷增加更多受難者與家屬。

戒嚴與白色恐怖，讓一代人的創傷，延長到三代子孫。

直到民主化後，臺灣人才被允許說出受難的故事、發出苦痛的聲音。

但很諷刺的，因為受難者爭取到民主憲政的落實，當年的加害者集團，也同等獲得憲法的保障。

加害者集團利用受難者爭取的民主憲政程序，拒絕把關鍵的歷史檔案證物交給國家；拒絕把強取豪奪的不當利益物歸原主。

加害者集團用受難者爭取來的言論自由，訕笑、攻訐、嘲諷受難者家屬。

當時加害者集團的領袖，如今在首都的精華地段，還有專屬的供奉紀念園區。在全國大大小小的角落，還有塑造偶像地位的雕塑。

當受難者終於可以說出自己的歷史，加害者集團同時也用更大的聲量去掩蓋。

數十年的極權統治，受難者遍佈臺灣社會各界。我在地方基層，經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遇到受難者和家屬。

曾在一次地方餐敘遇到一位民眾，相談甚歡。

但當話題逐漸走向臺灣歷史，他說出家中長輩被極權政府迫害的故事，忍不住落下淚來。我正要安慰他，他卻立刻擦去眼淚、強顏歡笑。

他不想讓別人發現他在難過。

他怕被指責「都過去這麼久了，怎麼還不放下」「還想怎樣」「不要再操作仇恨」。

正因社會有強逼和解原諒的聲音，直到現在，還是有受難者家屬在黑暗的角落暗自流淚。

「和解共生」不會憑空發生。

必須先有「認錯悔改」，才有和解共生的甜美果實。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今天，台北市政府無視受難者團體的抗議和譴責，堅持邀請馬英九前總統出席二二八紀念活動。

馬前總統在致詞時，細數他從政三十年為二二八事件「付出」了許多。

我覺得很困惑。馬前總統曾任國民黨主席，如果他真的願意為歷史負責，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仍拒絕把關鍵歷史檔案交給國家？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不願把強取豪奪的財產、利益物歸原主？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不願意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的政治責任？

如果他真的悔過，為什麼國民黨堅持不願負責？

當馬前總統在細數他的「付出」時，我後面一排有受難者家屬忍不住說「我要走了，我覺得很不舒服」

現在，加害者不願意把關鍵史料交給國家，不願意把強取豪奪的財產物歸原主，還有人在對受害者叫囂「還要多少道歉才夠」。

加害者集團沒有真誠悔過，就直接要求和解，甚至由加害者集團的代表來高唱和解，就好似一邊虐打小孩、一邊怪小孩哭；一邊斬斷樹的營養、一邊怪怎麼還沒開花結果。

沒有真誠悔過的加害者集團要求「和解共生」是一種去脈絡、強迫式的和解。

不願負責的加害者談「原諒放下」，是對還在傷心的受難者的霸凌。

霸凌不是正義，強迫的和解是對正義的消費，是社會撕裂的真正兇手。

如果你問我

「到底要做到怎樣才夠？」

我的答案是：

加害者集團必須把所有歷史檔案交給國家，加害者集團必須把強取豪奪的利益物歸原主。

加害者集團必須停止強迫被害者原諒。

加害人真誠悔過，受難者自願的寬容、和解，才會帶來真正的療癒。

唯有加害者集團先真誠悔過，「和解共生」的果實才能降臨在臺灣這片土地。

——
Photo credit: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
　
從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2014年8月28日結束任務之後，軍中仍常發生意外、疾病或自殺死亡的案件。案件中，往往有家屬和軍方各執一詞、無法互相信賴的情形，也有深入調查後，發現事實與第一時間說法不同的狀況。
　
為了討論制度面如何讓事情能有公正客觀的調查，並重建軍民雙方的信賴，會期的第二天（2月2日），我舉辦了「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邀請軍冤受害者家屬、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國防部、法務部與內政部役政署等機關進行對話。
　
#設立常設委員會 #制度化軍事冤案調查
　
吳景欽副教授首先指出，外部軍冤調查制度，是解決軍中案件調查疑義和信任的方法，並認為以台灣國軍將近二十萬的規模，有必要成立常設化的委員會。吳教授所屬的陪審團協會也曾經提出民間立法草案，將服役期間死亡、失蹤，或者心神喪失、重傷和軍中不當管教的事件納入調查範圍，並讓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和家屬代表參與，達成組織上多元性。吳教授強調，委員會必須有強制處分權，以避免形式化，最好還有司法背景甚至檢察官身分的調查官，讓組織更有專業性；且在調查結束之後，也可以考慮賦予委員會提起訴訟或補償的權限。吳教授進一步舉出曾經被發回偵查五次、最後交付審判，但還是不了了之的江國慶案為例，認為進行軍事冤案調查改革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胡博硯教授強調，處理軍中不當處遇事件，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步。雖然國防部這幾年不斷地努力，但努力不只是軍方要對自己交代，更是要對人民交代。如果國防部花費時間心思的調查沒有人相信，也只是事倍功半。胡教授並舉出最近的司法弊案，認為有公正第三方在，才能取信大眾。胡教授也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成立的歷史為例。運安會的前身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是因為民眾不信任民航局的調查而成立，後來職權更擴張到各種交通運輸事故。因為運安會，交通安全調查的公正性才被建立。胡教授也舉出德國基本法的軍事監察使為例，建議可將相關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職位或機關，並可針對軍中制度問題提出報告，藉由第三方的監督反饋，獲得幫助機關改善的力量。
　
#癥結在於信任 #落實透明參與
　
洪文玲教授基於犯罪防治的專業，指出案件預防、危機處理和對家屬的事後協助是最大重點。
　
洪教授表示，軍中管理制度和外界差異很大，因此要理解是不是軍中管理制度、霸凌文化或體制造成問題。洪教授在研究訪談官兵時，就得知因為精實案等原因兵力縮減，造成基層及高層壓力很大，也讓休假不穩定或工作量越來越重，甚至做到不適任的工作，以及部分軍人因為人際關係或資歷而被欺負的狀況。洪教授也認為，軍方的輔導機制，要和家人加強溝通服役情形，不要讓父母親最後接到一句孩子自殺了，但對軍中的生活狀況完全不清楚。
　
在遺憾發生後，洪教授強調重點不在於苛責軍方，而是要追求真相。然而，如果相關程序不夠公開透明，家屬會不信任，也會有很多衝突和激烈情緒投射在軍方第一線的處理人員。洪教授並藉由犯罪防治理論中的中立化理論，指出軍方可能表示自殺是因為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狀況，導致家屬在第一時間常常有軍方在推卸責任和傷害被否定的感受。然而，不論是自殺或者人為所致，也無論是出於人格特質或受到霸凌等因素，都不能否定死者身上受到的傷害。關於對被害家屬的協助，洪教授認為可以提供家屬免費法律諮詢、心理輔導機制以及社會救助。並建議可以考量像是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制度，讓家屬能有救助的補償金。
　
關於設立軍冤委員會，洪教授指出，獨立調查機構的需求，是因為家屬無法信任軍方調查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人為了榮譽或不願意傷害同胞而掩蓋事實，獨立機構能否調查真相，也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第一時間尋求諸如警方等外部證據保全和鑑識機制。洪教授也期待，能用更建設性的方式，藉由軍方的再教育讓大眾重拾對軍方的信心。不要讓過去「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等想法，成為合理化折磨與虐待等犯罪行為的藉口。
　
最後，洪教授認為，建立獨立機構之後還需要建立信賴；而要建立信賴的因子，必須要修復軍方和家屬的關係。然而，軍方如果為了要維護「榮譽」而不願表示真相，修復關係就很難。也可能有人擔心說真話會害到同胞，因而良心掙扎。如果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能有保密機制，可以讓家屬能夠得到真相和道歉，也能讓家屬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相不能重現 #家屬負重前行
　
有許多家屬出席這場公聽會，從切身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表達看法。
　
2020年4月，發生了黃姓中尉自戕案。黃中尉的姐姐指出，黃中尉的案件遇到手機無法解鎖和監視錄影系統故障等困難，地檢署也作出不起訴處分。軍中調查的資訊不對等，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保全證據。因此希望有相關機制，不然難以調查真相。而家屬之所以希望成立獨立委員會，是因為軍中封閉獨立的特性。並且，檢察官軍事經驗不足，也相當依賴軍中的調查結果，因此只有熟知軍中文化的調查，才能深入剖析死亡原因。最後，她也質疑軍中死因調查欠缺第三方介入，讓家屬求救無門，並認為目前的體制會合理化軍人在軍中死亡的結果。如果不雙管齊下推動司法和軍中的改革，就會不斷發生同樣的狀況，家屬也得不到真相。
　
2012年發生的陳替代役男死亡案，讓家屬沉痛至今。陳媽媽表示，她想要的是真相，不是要撫卹，因此到現在仍拒領撫恤金，並質疑調查沒能查明相關疑問，以及事後役政署高層沒有積極溝通回應。陳媽媽也表示了對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期望。
　
2008年的蔡學良案，讓蔡媽媽投入軍冤行動的行列。蔡媽媽表示，在蔡學良死亡的第一時間，她就列出十項不合理之處，但沒有獲得回應。還有她的堅持努力，蔡英文總統最後指示行政院、國防部進行實彈測試，並推翻原本認為蔡學良是被步槍槍擊的判斷。蔡媽媽進一步認為，只有由家屬參與成立軍冤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也必須獲得軍冤家屬的認同，才不會被吃案。
　
軍冤家屬丁爸爸表示，當初他的兒子是因為弊案而死，但當立法委員到軍中視察時，軍事檢察官竟然在電梯裡面恐嚇他不要亂講話，不然讓他一塊錢都領不到。丁爸爸同時指出軍中階級和貪汙等諸多問題，並感嘆大眾不知道軍中的黑暗。
　
2020年1月，蘇威宇因為部隊延遲送醫，成為植物人。蘇爸爸表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家屬都很恐懼，更不知道怎麼面對。他到處尋找方法和真相，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蘇爸爸並質疑，事發後軍方以偵查不公開等理由，拒絕提供調查資料給家屬，對孩子有利的錄影更只有單張截圖；調查也不確實，每當家屬向上級提出質疑而有壓力，才有簡略的補充報告。從這樣的經驗出發，蘇爸爸認為有軍冤委員會存在的必要。
　
2004年，在陸軍高中服務的連上士因為不堪軍中壓力而燒炭身亡。連爸爸也控訴，連長當時不合理禁假、工作做不完，孩子也和他說等不到回家。並質疑當初軍隊說會進行相關協助，才會簽和解書，但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他已經七十幾歲難以工作，卻還要想辦法照顧將近百歲的母親。
　
嘉義縣議員何子凡議員也舉出親戚的故事。40年前，何議員的大伯於金門服役時死亡，軍方只表示是工事意外，阿公阿嬤也未能到金門認屍，只收到送回來的骨灰罈就不了了之。何議員並指出，除了設立常設的獨立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和資源上進行配置，讓第一時間能進行證據保全並釐清爭議。
　
#承諾進行內部改革 #尊重相關制度設計
　
國防部法紀調查處陳代處長表示，國防部近年有進行相關改革，從去年10月1日即試行軍風紀律改革專案，並在今年一月正式施行。有別於過去由單位自行調查，改革案建立了由上級單位調查的三級調查機制。而在死傷案件中，也讓家屬可以親自或指派律師見證調查經過，並根據案情邀請外部專家協助調查。此外，監察委員也對軍中案件非常關切，所以案件結束後都會將卷證資料送給監察院再進行調查。而如果相關制度立法通過，也會配合執行。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張副執行秘書表示，對於役男不幸的事件感同身受，也會尊重設置常設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張副執行秘書並表示，前任與現任署長曾經到場關懷慰問家屬，役政署也會協助家屬進行後續事宜。事發後，役政署也已加強相關制度設計及訓練，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及專線，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防範事故發生。
　
法務部法制司張科長則表示，涉及案件辦理的建議，會帶回給相關單位參考研究。至於軍冤條例，有待提出具體條文再表示意見。
　
#四年期待落空 #盼有實質進展
　
胡博硯教授、吳景欽教授和蔡媽媽都指出，在2016年洪慈庸委員、顧立雄委員就曾經舉辦過公聽會，也有法案提出，但在立法院的議程上沒有進展。吳教授並表示，陪審團協會在2020年底也開了軍冤委員會常設化的記者會，提出民間版條例草案，希望不要過了四年之後，還是在提出同樣的訴求。
　
#建置獨立調查 #重視民間意見
　
我認為獨立調查的意義，不只是家屬要找到真相，也是國防部要找到人民的信賴。現在的國防部和過去雖然有所不同，但是行政組織和方法更應該與時俱進。例如運安會、災害事故調查會和監所的外部視察小組等外部獨立機制，都可以協助機關避免同時是調查主體和被調查對象的問題，也避免和當事人或家屬發生緊張的關係，更能累積能量和經驗而專業化。而且，從國防部的角度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或許外部看來是重要的，如果有專責機構，才能避免盲點而提出改善。
　
最後，我也提醒國防部應該更重視家屬的意見，因為沒有人比家屬更在意這樣的議題。就如同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家屬和JR西日本公司合作努力，改變了諸如要求列車準點等造成風險的作為。我也認為，只有藉由各方的努力，一起推動制度改變，才能發現真相，並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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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事件，層出不窮，根據教育部統計，從97年至99年，校園暴力事件就多達四千三百多件，法務部和教育部現在將從法治教育著手，已經邀集檢察官、法官和教育學者，共同編寫法律常識題庫。

透過法律的資訊常識和試題測驗，來做為老師教學和評量教材，來加強對學生輔導，而針對霸凌事件，大部份孩子都知道要求助，但兒福聯盟有項調查也發現，有一成五的人，會當做不知情，反而變相成為霸凌的幫兇，法務部曾勇夫也透露，在國中時，自己也曾遭遇到同儕言語恐嚇與威脅，但當時身邊同學，也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這起事件讓他體認到，法治和品格教育的重要性。

法務部目前也同步推動「修復正義」的政策，讓霸凌事件的被害者與加害者，透過對談，解開彼此心中的結，同時獲得心理上的輔導，學會尊重別人，法務部和教育部共同聯手，希望透過多元的教育方式，來杜絕霸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