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Catherine Zeta Jones的新片造型。

這是存在於歷史上的真實「灰姑娘」，也是為毛童話故事只能寫到結婚的鐵證。

此姝名為蘇菲亞，也是位貴族之女，問題是，家裡太窮，開頭照顧年邁父母，後來因為姊妹去當修女，開出工作空缺，她去了伯爵家當陪伴伯爵夫人的伴婦，這是19世紀末，「老小姐」的為數不多的工作選擇之一。

然，在一次宴會上，她認識了奧匈帝國繼承人費南迪大公。

費南迪對蘇菲亞一見鍾情，可惜蘇菲亞「出身低微」，開始時，不停造訪伯爵府時，大家還以為費南迪看上了伯爵千金。

可想而知，當大家發現費南迪看上的是一個「伴婦」僕傭時，從皇室到伯爵家的抓狂程度了。

先說說費南迪吧，其實他本不是皇太子的命，他的表兄，也就是著名西西公主與丈夫，奧匈帝國皇帝唯一的獨子魯道夫，因為老爹反對他跟下層社會階級女子結婚而舉槍自盡(雖然現代歷史學家研究多認為此非殉情，而是精心規劃的謀殺)。

沒有繼承人的皇帝，才選擇了感覺比較聽話的費南迪，誰知道又是個情種，大有非卿不娶的氣勢。

有慘痛的前車之鑑，皇帝妥協了，費南迪與蘇菲亞可以結婚，但是蘇菲亞不能使用「大公妃」稱號，她的孩子也不能繼承皇位。

倆人答應了，如願以償地結婚，生了幾個孩子，除了因為皇帝禁令，蘇菲亞不能與丈夫一同旅行，也不能陪伴他出席任何公開活動之外，這位灰姑娘似乎有著為數不多的幸福人生。

直到那一天，終於有一次，蘇菲亞能與丈夫一同旅行，陪伴丈夫出席一場活動。

那一場活動的後果是，舉世皆知的，奧匈帝國繼承人費南迪大公夫妻遇刺身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據說遇刺時，費南迪不顧自己，檢視太太蘇菲亞的狀況，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是：「蘇菲亞，為了我們的孩子，妳不能死。」

大公夫婦在送達醫院前，已經氣絕身亡。

偶然發現這段歷史，與大家分享，藏在歷史課本一句話背後的真實故事。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不知是這個世界改變了，還是我們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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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趟旅程途中，有些事發生了，這些事讓我思考許久，這世界有太多不公不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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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改編自知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同名日記，電影敘述年輕的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托，騎著名為「萬能者」的摩托車，遊歷南美多國的公路之旅，途中經歷改變了格瓦拉對於未來生活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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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的理由很簡單，#純粹只是想在大銀幕回味阿根廷和秘魯的美景（2019 年底與好友走了一趟南美行，當時完全沒有料想到接下兩年會是這番光景）。電影相當好看，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與過度煽動的情緒，有的只是看待事情眼光的逐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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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片中，格瓦拉和阿爾貝托一起踏上旅程，兩人性格的差異在不同事件中慢慢顯現出來。阿爾貝托及時行樂，只要能達到目的，小奸小惡也可以接受，看見秘魯原住民遭受剝削，阿爾貝托想的是只要跟原住民結婚，就能組成原住民聯合團體，思想輕率而不切實際。反觀格瓦拉，一場無疾而終的戀情、旅途中對殖民與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在聖帕布羅擔任志工期間，眼見痲瘋病人所遭受的歧視感到不捨與疼惜（格瓦拉從小患有氣喘病，這使得他對病患/弱勢者多了點感同身受的能力）等，都讓格瓦拉受到極大的情感衝擊，進而想要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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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之行像是個分水嶺，讓兩個相近的人，看見彼此的差異，走上相異的道路。不同於阿爾貝托對於苦難者有所憐憫與同情，最終仍是選擇回歸社會的體制，格瓦拉則是將旅途中的見聞化為行動力，成為日後革命的動力。一如電影裡格瓦拉和阿爾貝托一起在聖帕布羅擔任志工，河流將土地區隔成南北兩村，北村是醫護人員住所（階級的上位者），南村是痲瘋病人的住所（遭受流放與隔離的病患）。北村跟南村舉辦足球賽時，格瓦拉是南村的一員，阿爾貝托則是北村的守門員，說明兩人立場（情感歸屬）的不同。格瓦拉生日當天，北村醫護人員與修女特地為他慶生，格瓦拉卻選擇冒險游泳渡河前往南村（而非搭乘船筏，以肉身達成目的），想要與南村的病人們一起慶祝生日，預告日後格瓦拉放棄原本可能擁有的階級（醫生），轉而選擇「艱困且危險」之路（革命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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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就是努力呼吸，並讓死神滾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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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格瓦拉和阿爾貝托共騎的摩托車有個暱稱：「萬能者」，《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中段，「萬能者」報廢無法繼續旅程。#萬能者原來不萬能，也是個有意思的隱喻。既是「心境的改變」，兩個年輕人在接觸到更多的階級與民眾、增長更多的見聞後，認清現實的殘酷與無情，原本的雄心壯志，在旅程中被打了折扣（明白「個人」力量的侷限）；「萬能者」也影射南美國家的社會問題，殖民、階級、剝削、公義的蕩然無存等，國家並不萬能，更多時候讓格瓦拉感受的是它的失能與無能；「萬能者」也揭露了格瓦拉的未來，格瓦拉和阿爾貝托最初的構想是騎著摩托車走完整趟南美之行，但旅途中段「萬能者」便報廢退場，「萬能者」的命運不正似格瓦拉的人生嗎？在理想仍未實現前，便遭人暗殺身亡（年僅3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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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Salles 導演將《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拍得抒情、幽默、動人，本片的配樂與攝影非常突出，演員更是令人難忘，飾演 Rodrigo De la Serna 的躁動與飾演格瓦拉的 Gael García Bernal 的冷靜，形成強烈對比，搭在一起的效果相當好，有讓人感受到兩個角色的差異以及彼此間的深厚情誼。
#大銀幕看到庫斯科和馬丘比丘的景緻感動到不行啊啊啊
#好懷念旅行的時光

好久沒有為了寫專訪而讀論文了。呃好吧，是根本好久沒有讀論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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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作為編輯，遭遇兩次打擊。一次是我在部內差一點點爭取到專訪珂拉琪的機會，當時他們尚未被任何媒體訪問過。沒想到才剛提完，兩週後我（作為讀者）超愛又（作為同業）超恨的吹音樂就刊出了珂拉琪專訪（OK 冠哼，愛冠哼）。速度輸人，也沒什麼好說，但彆扭如我爾後將近一年時間再也沒在編務會議上提起珂拉琪（到底），心底一種「現在做不就只是跟屁蟲嗎」的乖戾（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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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另一場會議。我向同事們訴說我自己對阿爆《母親的舌頭》這張專輯還沒有想通的地方。也許因為那陣子在聽的另一張作品，正好是黃宇寒的《有時有日》，也是一張非華語的作品（客語），我心中一道存在很久的過不去的坎再次裂開：宇寒的作品聽起來對我來說，就像非常悅耳的 R&B，甚至讓我聯想到 K-P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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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來了：如果它們本身就是悅耳的音樂，或者至少是多數人聽了會覺得「這曲風我聽得慣」的聲響，那麼為什麼許多人先將它們放進「族語」或是「客語」的框架中討論，然後說「終於聽到好聽的ＸＸ語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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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論調，總讓我不自覺想到它的反面：所以，同樣的音樂，如果配的是華語歌詞，大家就會覺得「沒有那麼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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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原本就非常熟悉所有ＸＸ語作品，並且覺得所有在此之前的ＸＸ語作品全都不好聽嗎？否則，這個判斷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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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浸淫在華語這個強勢語言的人，我非常擔憂自己落入終將把這些作品放入語言中討論的框架。這些作品為「ＸＸ語歌曲環境」所帶來的能量是確實的，但同時也總讓我想到人類學課堂上張君玫老師說：「殖民者看待他者的一個習慣是，和自己越像的地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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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好好談阿爆或宇寒的作品，我期待自己有能力把它們放在該語言相關文化的音樂脈絡下去談。然後，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的這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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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後，阿爆拿了金曲獎，全島讚揚。然而，我始終沒有找到解決我疑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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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平常都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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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跟到 A Bao & Brandy 的時代，但在 2017 年，我就因為 LEO37 + SOSS 的《Be Well World》專輯對阿爆印象深刻。她在其中參與的〈357〉這首歌，一直是我心中的祕寶，恰好她在其中也用族語演唱。或許更因為如此，我心中的另一道坎是，我心中的阿爆完全有能力演繹更為前衛、非量產曲風的音樂，無須放在所謂「文化復興」的前提下品味，而我們這些漢人卻只嚷嚷著她的藝術動人之處在「傳承母語」「把母語歌曲變『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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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作者，我篤信王爾德的箴言：「所謂道德抑或不道德的作品是不存在的。作品就只有分成寫得好、寫得差，兩種而已。」雖然語境並不相同，但面對音樂，去年的我不斷在想這些問題：我並不想把這些音樂放在文化復興的脈絡上討論，那對我而言是傲慢。可是，我這樣，是不是又是真正的傲慢？我正在用一種華語脈絡為主的固化、一致性標準在審視出發條件並不相同的作品嗎？（然後就會再想，預設它們條件並不相同，難道不是又一層傲慢嗎？）（無限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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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我終於放下自己無謂的幼稚，和不可能有盡頭的內心辯論，支持同事訪問珂拉琪的提議（真的很感謝同事ㄉ容忍）。訪問時，我和夏子與家權說起這件事，他們卻對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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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了？」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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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只是如果你是去年那時候來的話，我們應該不會答應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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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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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本來就覺得作為創作者不需要接受太多訪問。」家權說，「而且，我非常喜歡你寫的庫洛魔法使那篇，那是我們答應受訪的其中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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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ㄉ，去年夏天，庫洛魔法使確實還沒寫出來。也許，我在這時訪到他們更好吧？我問夏子，能不能拜讀那篇在吹音樂專訪裡她提到的論文，她說好。如果吹音樂沒有先訪，我也許不會知道這篇論文的存在吧（OK 冠哼，愛冠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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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想不到的是，讀完短短三十頁夏子的論文，竟然解決了我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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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時，我盡己所有，試著將與珂拉琪的對話和論文中對我的啟發傳達出來。同時，也為了一年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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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們收到。同時也希望，有一天我選題能快過吹音樂（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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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忽略的是：⼯藝品是族⼈⽣活的⼀部份，殖民者在破壞族⼈傳統⽣活習慣時，卻將傳統⼯藝從中抽離作為『藝術品』，變成可買賣收藏的物件，殖民者欲保護『原始藝術』的⾏為同時改寫了傳統⼯藝之於族⼈的意義，預⽰了接下來台灣原住民⾯對全球化來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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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拉里又斯《當代服裝設計中的原住民文化再製與文化論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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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的學士畢業論文中，一個重複回溯的時間點，是 1935 年日治時期台灣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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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為期五十天、台灣史上首度以全島規模對世界展示帝國治下之風土的博覽會上，被日本政府描述為「教化有成」的部份原住民部落，第一次公開演出本該不能有外族參與的儀式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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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者以觀光為最終目的的安排下，原住民生活樣貌作為一種奇觀，被擺放在原始主義所想像之帶有自然、人性原初本質的「高貴野蠻人」位置。從那之後，在台灣這座島，原住民將自身日常作為一種展演的命運似乎從不間斷。有時，那所謂的日常甚至是他者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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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前我找到夏子 Facebook 相簿裡一張照片，她穿著亮洋紅色的部落服飾參與豐年祭。漢人們不會知道那顏色的來歷是五〇年代國民政府為了花東觀光政策，「輔導」阿美族將服裝改為適合歌舞的紅色、粉紅色系；也不會知道她上半身的霞帔，是六〇年代瑞士籍修女魏克蘭引進中國侗族服飾融合阿美族十字繡而成，配上日本製的銀珠、塑膠亮片，為的是替部落找到不需昂貴材料也能製作族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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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與部落生活經驗與階級體制緊扣的工藝，服膺殖民者的教化與觀看目光後產生質變，爾後殖民者卻反而意欲「保留」原住民的「藝術」，甚而質疑原住民不夠像原住民 ── 這只是夏子三十頁論文裡種種批判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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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日裡，夏子戴著口罩，只露眼角眼影，輕聲細語，自稱社障（社交障礙之簡語）。原以為這打扮和日本覆面系歌手脈絡相承，她卻告訴我遮臉示人僅僅因為她這樣比較自在。論文早就寫好，如今延畢只因體育課沒修完，「就混而已啦，沒什麼特別原因。就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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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考上桃園第一志願武陵，母親眼裡的夏子卻「突然不讀書了」，老泡在社團，開始聽金屬、學吼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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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本來不太喜歡我這樣，就覺得一個乖小孩，成績怎麼變吊車尾。」夏子沒想到爆紅之後，家人倒成了鐵粉，父親每天必刷一次珂拉琪 YouTube，隨時回報最新留言，身兼科普（珂普？）大使。「他會跑過來說：妹妹，有人留言說你們那句歌詞是在講什麼什麼，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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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為珂拉琪歌曲繪製插畫封面的技能，是因工程師母親認識一位電繪版代理商客戶、隨時能取得免費高級繪圖設備而練就；長夏子兩歲的哥哥讀心輔專業，兄妹倆平常會聊心理學中注重個體差異的論述，與後殖民理論下個人面對族群群體的矛盾 ── 全家人寶愛的妹妹，今年哥哥入伍當兵，一回家就問：我可以跟其他役男說我妹是珂拉琪主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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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最初邀請夏子一起做歌、催生珂拉琪的王家權，反而沒有這麼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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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和阿嬤交談的方式寫歌 —— 專訪珂拉琪
https://bit.ly/3b3HD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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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蔡詩凡／IG @tsai.shifan
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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