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保麗龍餐盒】#吃過保麗龍便當嗎 #保麗龍 #1994年 #環保

1980年代為了防止肝病傳播
保麗龍餐具曾被視為改善飲食衛生的良方
衛生當局還帶頭推廣此類免洗餐具；
然而也因保麗龍不易分解、體積大等特性
在回收處理與環保上造成問題。
90年代後環保意識提高
保麗龍使用也隨禁令逐漸減少，
對比十年前後的不同報導
也見證社會觀點與政策的轉變歷程

#不環保但有點懷念
#吃便當的滋味
#報時光UDNtime

日期：1994/03/12
圖說：全省回收的保麗龍，約有八成是以焚化的方式處理，圖為使用保麗龍餐盤示意圖。
攝影：聯合報 徐世經

歷史新聞

【1994-03-13/民生報/01版/焦點新聞】

保麗龍回收 環保新經驗
回收率雖近四成 但與紙餐盒相較環保成效優劣待分析

【記者 楊智明/報導】十年前保麗龍餐具還被當作肝炎的剋星，十年後卻被指為環保的殺手。這個月，國內保麗龍餐具的回收率朝百分之四十挺進，回收製成的二次塑膠料也製成各種塑膠用品，開創了新局，也凸顯了新問題。

環保團體近年來不斷呼籲減量、甚至不要使用的保麗龍容器，在國內始終供不應求；而大眾認為「比較環保」的紙餐盒，也由於大量消耗原生木材、缺乏回收管道和塗佈餐盒上的塑膠薄層，使廢棄物難以分解，成為環保負擔。

記者隨著資源回收車走訪高密度的攤販、店頭餐飲、超市，店家們表示保麗龍質輕堅固、保溫、便宜而且處理方便，仍是最受歡迎的選擇。然而為了在「生意」和「環保」上取得平衡點，全省已有超過五千個以上的回收點參與保麗龍餐具的回收運動。

上個月，廢棄保麗龍餐具的回收量已突破百分之三十七。回收的保麗龍廢棄物，有百分之二十製成二次塑膠料，再生製成其他的塑膠消費品。而國內資源回收商及古物商認為廢紙容器的價值不高，到目前還沒有回收的意願。

國外消費者接受紙餐具，是因為經過掩埋處理後，這些紙品會自行分解。然而環保署去年八月就公布「紙板製成，並於其上作塗蠟處理，或塗佈塑膠薄膜之紙容器，為不易清除、處理及含長期不易腐化成分之一般廢棄物。」

根據資源回收團體最近的調查，有四分之三的消費者認為紙餐具比保麗龍環保。這樣的認知與國際間並無差異，不過國內紙餐盒特殊的加工過程，卻沒有辦法達到環保的效果。

到底是已漸具回收成效的保麗龍比較環保，還是大量被丟棄、同樣不易分解的紙比較環保，這個問題已不是國外的環保經驗能夠解決。國內也應該對這兩種資源在本地的使用經驗，作進一步分析。

【1983-04-10/經濟日報/12版/觀光旅遊版】

衛生餐具質輕價廉 銷售數量逐年上升

【本報訊】據統計，國人罹患肝病的比例連續數年均高居世界首位，而且，數字還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這項怵目驚心的統計，終於使一向習慣暴飲暴食、漠視餐飲衛生的國人，開始為自身生命安全著想，衛生餐具遂一躍而為熱門產品。

衛生餐具(用即丟餐具)一般分餐盤容器及竹木器具二部份。前者有自助餐盤、餐碗、便當盒、排骨碗、蛋糕盤等。材質以寶麗龍或PSP(PS發泡布)為主。其特徵為質量輕、具保溫效果，價格低廉，衛生方便。竹木器具部份則有竹筷、竹籤、竹叉及早期便當用之薄木片等，另有塑膠之叉刀，用於蛋糕切食。是類產品的特徵為小巧、簡單，部份甚至可以重覆使用。

據業者指出，衛生餐具係於十七、八年前由澳洲發明上市，其後傳至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我國則於六十四年左右自日本引進；初期，由於國人節儉與保守習慣，認為餐具使用一次即丟非常可惜，有暴殄天物之嫌，故市面採用極其有限，僅有少數便當供應商店或速食餐館長期使用。一般大餐廳、飯店仍沿用氣派、美觀之陶瓷餐具及方便的塑膠餐具。其後，在衛生機關不斷灌輸國人使用衛生餐具觀念之後，國人始紛紛採用衛生餐具。

國內目前製造PSP原料的供應工廠有五家，分別在台北縣二家、幼獅工業區一家、台中、員林各一家。上述五家原料工廠的PSP產品，則轉交全國各地約卅家左右的加工業者，以產製各類免洗餐具成品供應市場需要。這近卅家業者每月總產量高達六百噸之多。PSP餐具既因時勢所然，成為未來餐具的主流，故業者雖然利潤微薄，卻家家生意鼎盛，尤其自助餐、路邊攤、便當館、一般餐館大量採用後，銷售量節節上升，已令許多有意賺錢的投資人躍躍欲試。在市價方面，PSP材質大型每組為新台幣一元三角左右，小型僅為一元上下，在石油降價，業者產能大增的刺激下，雖然需求有增無減，但目前價格仍持平未動。

展望未來衛生餐具的市場，套句業者樂觀的估量，正是光明燦爛，財源廣進。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