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大乘起信論》，略稱《起信論》，是大乘佛教的一部論書，法性宗的提綱挈領之作，相傳為馬鳴菩薩依據《楞伽經》所造，依據真諦三藏之弟子曹毘為其所作傳記，此論為真諦於太清四年（公元550年）譯。篇幅凡一卷，是自隋、唐起對漢傳佛教影響很大的一部論著。本論主要闡述了於大乘佛教生起正信的理論，簡明扼要地概述了如來藏唯識學派思想，體現了漢傳佛教部份宗派所推崇的即身成就見性成佛之宗旨。主要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因緣分」，敘述造本論的目的在於讓人們正確地瞭解大乘佛法的根本旨意，從而通過修行脫離苦惱、證得極樂；第二部份為「立義分」，確立本論的中心論點；第三部份為「解釋分」，詳細闡釋主題，為全論之重點所在；第四部份為「修行信心分」，著重指出通過修行鑒定大乘佛法的重要性；第五部份為「勸修利益分」，顯示依據本論進行修行將帶來的功德利益。本論以南朝梁真諦三藏的譯本較為流行，譯於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有說此真諦譯本為智愷執筆於承聖三年（公元554年），稱為梁譯；另外，唐代實叉難陀重譯此論，稱唐譯。據說玄奘大師至印度求學時，曾經將此書自漢譯梵。近代楊仁山居士曾經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將本書合譯成英文。對本書的註疏，歷代甚多，其中以隋代慧遠的《大乘起信論義疏》、新羅元曉的《大乘起信論疏》、唐代賢首法藏的《起信論義記》最為重要，三書合稱為《起信論三疏》。關於《大乘起信論》的著者、譯者及其是否為來自印度佛教的學說，在佛教不同宗派間和學術界內，歷來眾說紛紜、爭論不斷。隋朝開皇十四年法經等著《眾經目錄》記載當時傳說本論為真諦譯，但是因為此論未見於真諦譯經目錄中，將它歸屬於疑惑部，此目錄所記載的真諦譯作除二則列為疑惑之外都記為在陳代所譯。唐朝智昇《開元釋教錄》稱隋朝《眾經目錄》將《大乘起信論》列入疑惑錄是錯誤的。隋朝開皇十七年費長房著《歷代三寶紀》引述了二篇真諦三藏譯經目錄，分屬梁代與陳代，本論為梁代所譯，時間為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此說為《大唐內典錄》及其後的譯經目錄所承襲，《歷代三寶紀》提及了真諦弟子曹毘所作《真諦三藏曆傳》。唐朝道宣《續高僧傳》引述了《真諦三藏曆傳》，其記載的真諦譯經的部數及卷數，是《歷代三寶紀》所引二篇目錄的總和。馬鳴菩薩的禪觀法門由姚秦鳩摩羅什傳譯於《坐禪三昧經》之中，作為譬喻師的代表人物，時人以馬鳴、龍樹先後並舉，鳩摩羅什所傳禪法甚至被稱為「宣馬鳴所述」。隋朝淨影慧遠《大乘起信論義疏》記載，在《心論》、《雜心論》和《成實論》流行之後，馬鳴菩薩依據《楞伽經》造《大乘起信論》。《開元釋教錄》引用了《續高僧傳》的真諦傳記，在《歷代三寶紀》和《大唐內典錄》的基礎上，對真諦梁、陳二代譯經目錄進行了訂正，並補充記載《大乘起信論》為馬鳴所造。《歷代三寶紀》提及慧愷在陳代於廣州筆受《攝大乘論》，《續高僧傳》有智愷投奔嶺南協助真諦譯經等的詳細記載。現在流通的真諦譯本前，有唐朝時附加的題為智愷所寫《大乘起信論序》，記載此論為馬鳴造真諦譯，智愷執筆於承聖三年（公元554年），此說與唐朝《新譯大乘起信論序》有關記載相同[7]，《新譯大乘起信論序》記載當時法相宗據《成唯識論》而「誹毀」《大乘起信論》。《開元釋教錄》將二序所記的承聖三年癸酉，更正為承聖二年癸酉。《大乘起信論序》記載的智愷助譯事蹟及史地要點與古說不同，現在的學術界對此序的譯經記載一般不予採信。唐朝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引用了與《歷代三寶紀》類似的真諦二代譯經總錄，含有《大乘起信論》，但沒有提及每部經的具體譯出時間，提到惠愷筆受，但未指明他於何時何地所受何經。唐朝法藏在《古今譯經圖紀》記載上基礎上結合《大乘起信論序》等記載而自成一說。姚秦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和元魏吉迦夜譯《付法藏因緣傳》屬譬喻因緣部類，不提及馬鳴之著述，這也引發後世懷疑，《大乘起信論》並不是由馬鳴所造。唐代均正著《四論玄義》，其中認為此論是由地論師所造，非由馬鳴所造。晚唐新羅珍嵩稱《大乘起信論》依據《漸剎經》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