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冒險號

2021香港投胎誌：中國權力政治的「老二問題」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蘋果日報和壹週刊解體，雖然員工效法鐵達尼號的船員和小提琴手，隨船悲壯沉沒，香港人包括BNO持有人，紛紛申請移民。本人四份一世紀前在香港明報的專欄，由「泰晤士河畔」開始，改以中國一艘難民船Golden Adventure 「 黃金冒險號」為題，我無意預示許多年後香港許多人的前景，只是點出中國人世代喜歡逃離家園的流離宿命。

印刷媒體的專欄時代正在消失，但文字的記錄和評論不會。「黃金冒險號」將會先在陶傑Facebook 每日復刊。

復刊第一題，先論今日香港急轉直下的局勢，以「香港2021沉淪誌」為題，以後有機會，我會再深入研討「黎智英問題和蘋果的香港宿命」。

報紙專欄的一大缺點，是限制了字數。社交媒體網站這方面卻很靈活，以後專欄每天見面，可長可短，力求以一貫追求的精煉為原則。

今日第一件事，自然是香港特區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終於被中方下令辭職，由強勢的武裝勢力代表李家超頂上。

此一退一進，顯示了「張建宗問題」體現的中國現代官場的「老二現象」 。何謂「老二現象」？就是當一名領袖正趨向強人姿態之時，必定汲取歷代教訓：強幹弱枝，或弱幹強枝，努力避免萬曆皇帝要倚仗張居正做宰相的「大權旁落」之險。

蔣介石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前為李宗仁，後為陳誠。李宗仁戰略有方，政治無能，陳誠則行政有忠，打仗無略。蔣介石最後寧願用只會唯唯諾諾的嚴家淦做副總統，拱護行政院長的兒子蔣經國接任，也不能讓副總統成為真正的「後備胎」。

李登輝做總統時，也寧起用「不作聲的人」李元簇做副總統，然後是世家子連戰。這兩個都是超級的庸才。因為李登輝從來沒有想過卸任後會將政權留給國民黨。

這就是中國人政治中的「老二專科」。至於毛澤東時代的劉少奇和林彪，「老二問題」惡化為另一種殘酷的戲劇，則是另話。

香港特區時代，商人董建華顯然不太懂得政治歷史，接受了「公務員之首」的陳方安生做政務司司長。結果陳太強勢，被中方斥退，財政司司長曾蔭權頂上。

曾蔭權做特首，因其「香港仔」性格，不必顧慮「自己友」的許仕仁為政務司司長——可見當時的港澳事務小組曾慶紅和港澳辦主任廖暉，於人事任命，對曾蔭權還有「高度自治權」。曾、許、唐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仔內閣」，「自己人玩埋一堆」，還一度容許做傳媒出身的「政治玩家」鄭經翰做沒有官職的「香港基辛格」——所以「曾蔭權七年」，今日香港人回憶，雖然也有各種抗議示威，原來是一段最「甜蜜」的時光。

但中方留一手，行政會議召集人一定要有梁振英來監督看守。就保留了後着。

其後唐英年果然以大熱門身份競選——香港一直到這一步，除了「普選時間表」這一着，中方認為泛民想奪權，仍緊抓着手裏不放，本來「港人治港」的型格已經相當有規模。曾蔭權、唐英年、曾俊華，已經形成一條為香港和國際投資者接受的「港人治港」的模式。若以此軌跡走下去，2047年之後的香港問題，會逐漸迎刃而解。

2012年，是決定香港命運改變的一年。中共召開十八大，習近平做了總書記。這一年三月發生了薄熙來王立軍事變，正逢香港特首換屆，唐英年卻又因僭建等問題沒有上報，大熱倒台，梁振英搶閘上位成功。

從此香港這列火車轉換了軌道，向另一個方向奔馳。

而梁振英做特首，對於政務司司長人選，用了曾許留下來、只懂執行決策、缺乏大腦理性、並聲稱「退休後要回英國」的林鄭做了政務司司長。此舉是看準了林鄭不是一個適宜接替做第一號人物的人選。

這是導致香港命運在另一個方向走上不歸路的致命因素。

豈知梁振英機關算盡，卻只做一屆，林鄭跟了梁振英五年，政務司司長人選之道，由梁振英處學到的一手，就是選用張建宗做政務司司長，除了政務事無巨細、都由自己Hands on，也是欺中方無法啃得下張建忠這種後備車胎。

林鄭月娥四年，香港居然搞成這個樣子，連中方看見也吃驚。將一切罪惡推給黎智英和反對派，當然只是政治的托詞。中國心中非常清楚：香港的失敗，敗在上下兩條線——推動和代表民心的黎智英和泛民，只是在野的那條下線，屬於「外因」；真正掌控行政財政大權的林鄭的管治是為「內因」。外因環境無論如何惡劣，總要透過內因起作用，這就是「AO黨」即刻推出來祭旗的原因。

因此李家超鄧炳強的任命，肯定林鄭無權置喙。這是中方「受夠了」特區政府高層的失敗管事之後，作出的一次「掃枱式」的換人。至於所謂「中方」，是那一個系統部門，是另一個問題，但一定反映了最高人物全面接收香港權力的鐵腕方向。

然而紀律部隊做了「公務員之首」，不止是什麼「文職武用」的香港秘密警察政府問題，而是武警專科出身的人，是不是足以統領整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的問題。

因此曾經做過文官、紀律部隊之首、民選議員的葉劉淑儀，馬上的反應，就是「香港仍要解決教育、土地和經濟等問題，相信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後，需要擴闊其經驗和視野。」可見李家超任命在「中環」引起的心理震盪。

這個問題不妨問一問任何大陸移民：今日中共政治局常委，無一人是軍人或掌管政法系統者。不論中共總書記是何人，若中國國務院總理不是溫家寶，而是政法系統的周永康；或不是李克強，而是孟建柱。你認為又是否正常合理？

鏡中　◎張棗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慚。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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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棗，湖南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之後考入四川外語學院攻讀碩士。1979年出版第一本抒情詩集，不久，便被稱作巴蜀五君子之一。張棗以「後赫耳墨斯學派」聞名，給世界文學添加了創新的元素，卻又保留了中國古詩詞的特點。張棗1986年出國，常年旅居德國，曾獲得德國蒂賓根大學文哲博士，後在圖賓根大學任教，並長期當任《今天》雜誌的詩歌編輯。他曾受邀與莫言、龍應台等同為台北市駐市作家。期間先後寫出《卡夫卡致菲麗絲》、《邊緣》、《雲》等作品。於2010年3月8日，在蒂賓根大學醫院因肺癌仙逝，享年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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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張棗的這首〈鏡中〉，雖然並非他最好的作品，但卻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一首作品，也是理解張棗詩觀的最重要的門徑。柏樺曾經在評論此詩時，便曾說：「這將是一首轟動大江南北的詩」，認為此詩最重要的是一個「輕」字「〈鏡中〉只是一首很單純的詩，他只是一聲感喟，喃喃地，很輕，像張棗一樣輕。」與張棗同時候的人，因為在一個一切都被化約成政治的封閉年代，他們無一不極力尋求一種反抗、革命的詩，以極其張狂的姿態，對當代的時局進行針砭。在此狀況下，張棗的輕巧靈動，便反而成為一件不易之事。
張棗在論及自己的「輕」時，曾說過了「我特别想寫出一種非常感官，又非常沉思的詩。沉思而不枯燥，真的就像蘋果的汁，帶著它的死亡和想法一樣，但它又永遠是個蘋果。」詩歌對他而言便彷彿是那個轉換的過程，經過擠壓、變形、濃縮，甚至於再造，都不礙於蘋果汁與蘋果有著相同本質的道理。
　
然而，像〈鏡中〉如此輕的一首詩，如何在張棗的詩作之中佔據如此重量呢？
〈鏡中〉只有短短十二行，多處意象皆從古典，通過這些意象，組合描述了一種「悔恨」的輕，悔恨是許多人視之為重的情緒，但張棗卻得以透過詩歌將此沉重化為一種情意的延續，就此便得以看出張棗對於語言的重量掌握之精。在整首詩中，唯一最重的詞彙，只有一個「皇帝」，在柏樺的記述中，張棗甚至有想過要將皇帝一詞刪除，而改為「我」字，然而柏樺認為此兩字是此詩之命，認為「皇帝的出現一下子將詩歌情境歷史化，而她又是一種個人化的非正式稱呼。這兩個稱謂之間本身就隱含着巨大的張力，引發讀者無窮幻想。」張棗才被說服，因而留下此兩字。
　　
而此皇帝做為此詩唯一的重詞，也達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皇帝」出現之前的情境是輕的，「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都是一些不礙世俗的活動，只在看與不看，動與不動之間做出描繪，並不涉及情緒的波動。到了第五句才以一句「危險的事固然美麗」，昭顯出那些情感的特性，而到了皇帝之前的幾個動作，從「騎馬歸來」到「低頭」，一連串地動作便因為皇帝而加速，失卻了原先的悠閒姿態。
　　
而在皇帝之後，此詩便開始產生了「後悔」之重：「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望著窗外」，也牽回到〈鏡中〉的詩題，鏡中這個詩題，本身的姿態其實是帶有抗拒性的，鏡子全然地複製我們所觀的世界，卻永遠無法重現、或是抵達我們的真實，就彷彿是記憶一樣，我們不斷地在記憶裡審視自我與他人的千種姿態，但卻永遠無法釐清到底何謂真實，而這種極其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情境，便反而將「後悔」的命題變得更深刻。最後兩句則是幾乎重複了前兩句，唯一不同的地方，僅在於從前兩句的「梅花便落了下來」到後來的「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從最初絲絲地輕巧的悔恨，到後來被覆滿的山頭，我們不難感知到那種悔恨的綿密、悠長，如何在詩中的「她」與鏡子之間，不斷地累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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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江襄陵 -Nysus IG：https://www.instagram.com/nysus_/
攝影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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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巴蜀五君子 #張棗 #鏡中 #中國當代詩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5/20210515.html

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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