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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畫只是在追三小龍的車尾燈？

行政院會通過未來四年「國家發展計畫」，其中總體經濟目標之一，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落在二萬九○○六美元至二萬九五八四美元之間。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行政院最近通過國發會所提「四年國家發展計畫」，預計未來四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將達二・六%到三・四%，在蔡總統二○二四年任期結束前，人均ＧＤＰ可望達到三萬美元。國發會副主委鄭貞茂說，這是步入先進國家的立場，將來台灣不要再覺得自己是開發中國家，而是「已開發國家」。三萬美元的目標看似宏大，其實相當卑微；星、港、韓三小龍的人均所得早就超過三萬美元，只有我們在苦苦追趕，還拿來自炫。

即使如此，三萬美元的目標能否在四年後達成，仍是未知數。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經濟成長率能否保一仍未可知；加上兩岸關係惡化，未來四年要追上三萬美元的目標還很拚。目前新加坡的人均ＧＤＰ是六・四萬美元，香港是四・八萬，南韓在兩年前即破三萬。換言之，台灣只是在追著人家的車尾燈，而國發會卻不自慚地在那裡發豪語，真以為可以糊弄百姓嗎？

這次四年國家發展計畫內容洋洋灑灑，卻看不到願景與理念，只是將上一個四年計畫加上二・○的標題，應景地納入「雙語國家」、「防疫新生活」，並把閣揆蘇貞昌的「高中以下裝冷氣」政策承諾列為安適校園重大目標。國發會努力把總統談話、院長施政重點擠進計畫中，但八股的內容卻未見新意，最後只能把人均ＧＤＰ拿來宣揚。蔡政府的治理視野中，有多少提升社會和人民的思維？

缺乏新意的四年國家發展計畫，處處可見陳腔濫調的口號，諸如：「解決青年低薪」、落實「居住正義」、「食安五環」、「勞動權益」、「社會安全」、「稅制改革」、「永續財政」、「地方創生」等。這些喊了幾十年的政策目標，其實也是從未解決的社會難題，依舊照本宣科出現在國家計畫中，卻未見實質的創新內容，只剩了無新意的「標題政策」。這樣的國家計畫，要如何提升台灣、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最讓人眼睛一亮的新詞，是「發展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資產財富管理中心」，這是蔡英文連任後多次強調的目標。這個金融大夢，或許是蔡總統提拔金管會前主委顧立雄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奇想之一；事實上，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早就提過建構「亞太營運中心」，但李登輝一邊卻搞戒急用忍，政策怎麼可能成功？即使香港今天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動搖，但台灣要秒殺接替香港的角色，要憑什麼？我們的金融環境、法規、政策都著重防弊而非開放，既不利數位發展的建構，也不利於跨境資本流通，將如何吸引外資來台？只看蔡政府喊了四年的「新南向」，如今自己都不提了，即可知這個「亞洲企業調度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大夢，不過是紙上文章。

我國對抗新冠疫情有成，蔡政府官員因此自許台灣為「亂世中的福地」。但別忘了，一個「福地」的基礎，必須懂得「和平互惠」的原則，創造世代安居的對外關係。但在國發會的四年計畫中，卻標榜「以台灣之名積極參與國際」、「捍衛主權，堅持民主，維持兩岸和平穩定」，說明政府的目標和手段自相逆反，無法認清自己要追求什麼。試問，如果蔡政府各部會競相奉「反中」為首要標準，兩岸的良性互動要從何而來？

國家四年發展計畫，若只是在追逐亞洲其他三小龍的車尾燈，社會安全找不到新做法，財富分配聽不到真改革，公共建設找不到大方向，整部國家發展計畫就只是一部大雜燴，沒有真正的精神與動力，當然也就沒有清晰的方向，又要如何激起人民努力奮鬥的熱情？不幸的是，在蘇內閣急就章的文化下，官員現在就只剩下「衝衝衝」的盲動，卻不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檢視這樣的國家計畫，怎能不讓有識者捏把冷汗，為國家未來四年前途擔憂。

何清漣:中國經濟:十個指頭按跳蚤---讀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歷年兩會的高潮是《政府工作報告》，今年有點不一樣，報告公佈後，萬方樂奏有點勉強。沒奈何，只好由新華社發表一篇對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的採訪，名曰《中國經濟平穩發展 反擊新一輪“唱衰論”》，昭告天下，中國經濟現在完全系於世界對中國的“信心”，信心增強，中國經濟則向好；而“唱衰”聲音一高，影響信心，中國經濟也將轉向衰退。其實，決定中國經濟向好還是向壞，完全由中國經濟的基本層面決定。由於中國經濟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金融系統）情況都不太樂觀，才會出現《報告》中面面俱到，卻成“十指按跳蚤”的局面。

*花錢的項目不少，錢從何來卻不知*

報告宣稱：“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有利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將繼續平穩發展”。說白了，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對矛盾：“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意味著政府要多花錢；“穩健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要控制貨幣發行量，過去幾年每增加一個政府投資項目，就得靠銀行發行貨幣支撐，如今不發鈔票與債券，錢從何來？《報告》沒指明道路。

本次報告中要花大錢的專案有不少：

軍費與維穩費用。據官方報導，今年中國軍費增加12.2%，共計8,082億元人民幣，約合1,316億美元，增幅比去年高1.5個百分點。“維穩費用”雖然並未列出具體數位，但從前幾年情況推算，估計總數不會低於軍費；更何況加強網路控制需要增加人手與各種經費，新疆、西藏亂局已成，維穩費用只會增高不會降低。政府2013全年財政收入12.9萬億，軍費與維穩費用兩筆相加，已超1.6萬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12.4 %。

扶貧費用。《報告》中提出2014年度減貧目標是1,000萬以上。這是個要花錢的項目。全國政協委員、前農業部副部長高鴻賓認為，報告中扶貧的目標不切合實際：“在中國貧困標準每增加1元，就會增加68萬貧困人口”，因此，減少貧困人口的有關論述缺乏常識。年度目標如此，其他那些“讓貧困不代代相傳”的當然更是“大話”。

治汙費用。今年中國政府宣示的目標是要從海陸空（水、土壤、空氣）三方面“向污染宣戰”，制定環保以及淘汰落後產能的目標。決心很大，立下的軍令狀是“北京市長：治不好空氣污染提頭來見”，與北京空氣品質有關的河北省的硬指標是“鋼鐵產能新增1噸就地免職”。但問題是，三汙中的任何一汙的治理都非易事。今年1月，我曾在“土地治汙，中國學日本經驗之難”一文裡介紹過日本治理重金屬污染土地的經驗。日本選擇的是相對便宜與用時較短的“客土法”，即置換土壤，每畝地的修復時間是33年，平均每畝修復費用近18萬元人民幣。中國政府正式承認的“中重度金屬污染耕地”是5,000萬畝（參與調查的專家說是3億畝），如此大規模的污染，置換土壤從何取土都成問題，修復費用更難籌措。可以預測，如果近十年內官方宣佈“向污染宣戰取得巨大成果”，不是資料造假就是在修復上走過場，哄國民玩兒。

要花銀子的事情還有不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接下來分析銀子從何而來。

*培植新稅源不容易*

任何政府都不是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正常國家、正常狀態下的政府，主要是通過增加稅收與發行債券增加財政收入，發行國債（地方債）都有一定比例，不能濫發。中國過去數年地方債發行過大，造成很大的麻煩，《報告》已經將減少地方債務列為重要目標，因此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辦法是加稅。增加稅收的辦法有二，一是提高現有企業的稅收，二是培植新稅源，即調整產業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新的投資，開辦更多的企業。

提高現有企業的稅收，空間極為有限。過去三年以來，不少企業家對稅收加碼頗有抱怨，稅收部門為了羅掘稅金殫精竭慮，向企業預徵稅收是普遍現象，“預徵稅收：殺雞取卵保增長”等報導經常見諸媒體。就是官方研究報告也認為，中國宏觀稅負太重。2月份，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名為“將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落到實處”的報告，其中徵引的2013年資料顯示，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中國已邁入“人均萬稅階段”，不宜再增。

調整產業結構更非易事。江胡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出口拉動型，外加政府大舉投資促動基礎設施建設。新一屆政府的目標是想將出口拉動型經濟改變為內需推動型。《報告》給出了多個改革目標，但如何達到目標，並無切實的改革措施。以往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當中，政府投資因“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暫時停止；目前的外貿有許多是虛構的業務，目的是為了熱錢進出（見筆者2月23日文章《誰綁架了中國經濟？》）。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只是時間問題。在經濟結構調整沒有改觀之前，就業與提高國民收入只是空話，中國人當中有80%以上的人口處於中低收入水準，大量失業者勉強維持生存，低收入者除了必要生活開支之外，不敢多花錢；中產者當中不少為了買房而成為房奴，也無法多消費。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要從“出口拉動型”轉變為“內需推動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十指按跳蚤，顧東不顧西*

《報告》要實現的目標太多，且互相掣肘，有如十個指頭按跳蚤，顧得東來顧不了西。比如要實行《報告》中提到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全面治理水、土壤與空氣污染，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莫說治理龐大的污染存量，就算是減少污染增量都極為困難。作為中國稅收支柱的石化行業就是高污染行業，要停辦污染企業，先得拿超大國企中石化、中石油等開刀，這在目前的狀況下幾乎沒有可能。湖南等省的所謂經濟發展，以開採鉛鋅等有色金屬為主業。但三湘四水盡皆污染，也沒讓湖南省變得富裕起來，反而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根基。今年兩會上，湖南省長提出，要中央政府加大對該省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因為湖南省的貧困人口超過640萬，“超過了寧夏、青海等省份的人口。”

《報告》強調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提法過去一直都有，因此今年對此作了新解釋，說是“財政支出將更多地向以民生為中心的社會建設領域傾斜”。既然與民生有關，就只能是政府投資，這首先得解決資金來源。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多年內是通過不斷增印鈔票與發行地方債券、加大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結果是讓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鈔機，導致中國經濟高度泡沫化，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報告說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就不能再繼續增發鈔票與地方債。所以，《報告》中那句“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兩個大目標之間存在極大的矛盾。況且不少地方政府還等著中央的積極財政政策來發展經濟，比如青海省長向李克強倒苦水：說自己過去一年經常看新聞聯播找刺激經濟信號。類於青海省的省還有不少，都在仰望中央財政刺激為本省經濟帶來機會。

可以說，討論中國經濟，用GDP增速衡量，並無多大意義，因為那增速是可以被各級政府部門調控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遊資，比如熱錢，但卻不可以長久支撐一國經濟發展。更何況，人們對一國經濟的信心不是來自於所謂唱好唱衰，而來自于對該國經濟的基本面，即依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否良好健康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