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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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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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照片
【誤植抱歉：圖中的女子並不是瑪麗亞，而是另一位知名女兵Aleksandra Samusenko】

（瑪莉亞本尊的真正照片收錄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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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與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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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女友背後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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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時，估計約有80萬名蘇聯婦女曾在紅軍中服役。其中就包含了本次介紹的強人：
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Mariya Oktyabrs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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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出身自一個貧瘠的農民家庭，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養成了堅強的性格。
長大後也更此遇到一生的摯愛– 以利亞（Ilya Oktyabrskaya）學員。
在丈夫的影響下不僅接觸了軍事事務，更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只可惜的是美好的日子才剛維持不久，二戰便爆發了。
為了安全起見，瑪麗亞和家人先是被送往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避難，
以利亞則獨自一人被派往克里米亞境內的東線戰場。

1941年夏末，當思念丈夫已久的瑪麗亞終於收到久違的消息時，
換來的卻是以利亞早在此前的戰役就不幸犧牲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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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欲絕的瑪麗亞自此宣誓一定要向納粹付出代價，
根據瑪麗亞發送給克里姆林宮上的電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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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的丈夫保衛祖國的戰鬥中犧牲，因此我為了想要替他和其他被法西斯殺害的無辜人民報仇，
所以將全部積蓄 - 50,000盧布都捐獻給國家銀行好購買一台坦克
我懇請能將坦克命名為「戰鬥女友」，並能夠駕駛她前往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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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立即就收到了由史達林發來的回電，
並告知瑪麗亞的申請已經得到他批准的好消息，
瑪麗亞也終於如願以償加入紅軍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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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軍隊對她的能力保持懷疑的態度。但很快瑪麗亞就在
訓練中證明自己的實力，她憑藉著過去從丈夫和軍事婦女理事會
學到的經驗，在基本的戰鬥訓練中和機械戰車的操作幾乎都瞭如指掌。
於是在五個月的訓練期過後，便立刻火速派往東線的戰場進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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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1943年10月的斯摩棱斯克戰役中，瑪麗亞不僅毫無畏懼
反而更加精進勇猛的勇闖敵人的陣地。
據稱在本次的戰鬥中，「戰鬥女友」意外被一枚穿甲彈擊中，
導致發動機和液壓系統受到損壞，但是瑪麗亞卻不管周遭混亂的局勢
也不理會上級的命令，直接從坦克跳出來
當面直接對「戰鬥女友」進行修理。
結果還真的被她修理好，便迅速返回前線繼續大開殺戒（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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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在戰役中無畏的舉動，不但使她晉升為中士，
還打響了知名度，更逐漸被周遭的戰友們所尊敬。
不幸的是在1944年1月時，瑪麗亞在一次任務遭到重創
當時有個碎片擊中了她的頭骨，並使其失去了意識。
連「戰鬥女友」都被砲彈波及到，瞬間爆炸起火。
儘管她被立即送到基輔附近的軍事醫院進行治療
然而卻因此昏迷了兩個月，最終因為傷勢過重於3月1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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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去世後，由於她在戰場中偉大的事蹟及貢獻
她被蘇聯官方追授『蘇聯英雄』的稱號，這是蘇聯勛賞制度中的最高榮譽。
至於瑪麗亞的事蹟，在往後也激勵成千上萬的婦女加入戰鬥並獻出貢獻。
自此成為二戰的蘇聯歷史中，最為獨特的傳奇案例之一。

#在愛與鐮刀以及鎚子的名義之下
#戰鬥女友神聖誕生
#留言收戰鬥女友的後續和本次的參考資料

日本首相的台灣偶像 永遠的13號台灣之光柯子彰
　
台灣曾經有一位顏值爆表的運動明星，他的人生貫穿近代台灣史，他的人生是許多台灣長輩的縮影。森喜朗前首相來台悼念李登輝時，以他作為台日世代友好的象徵，希望兩國能超越彼此國籍，共同追求亞洲繁榮的相同夢想。他帶來的橄欖球炫風遍佈日本帝國，讓台灣能夠揚眉吐氣，掃除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自卑。他也歷經228時期的殘酷，迷茫自己的身份認同。最終他將人生貢獻給台灣橄欖球運動，他就是台灣球星柯子彰。
　
1910年，柯子彰出生在台北市大橋頭，是家裡的老大，底下有兩個弟弟和四個妹妹，弟妹們都對柯子彰十分敬重。柯子彰從小身材高大，個性穩重且幽默，因此特別受到同齡人們的愛戴，奠定了後來擔任球隊隊長的底子。
　
柯子彰小學畢業後前往日本就學，因緣際會加入橄欖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協助學校連續三年獲得全國高校冠軍。據說柯子彰不單單身材高大，運動神經也是天賦異稟，短時間就將橄欖球運動上手，被評為有大學實力的中學選手。
　
柯子彰考入早稻田大學商科後，帶領學校連續戰勝強敵明治大學獲得全國冠軍。大二入選日本代表隊，帶領日本代表隊打贏了加拿大隊和澳洲隊，成功破除「橄欖球是白人專利」的印象，被日本媒體譽為天才選手、台灣來的奇才。1933年、1934年，連續兩年榮登新聞媒體選出的日本風雲人物榜。早稻田大學特別將橄欖球校隊13號「永久欠番」來表彰柯子彰的貢獻，日本橄欖球協會也將柯子彰列為歷代最傑出的15位選手，柯子彰因此成為許多日本人心中的偶像。
　
柯子彰的成功因素有五：過人的運動天賦、優秀的領導才能、明快的戰術指令、自創的獨門戰法，還有身為台灣人不服輸的努力與勇氣，不斷地練習再練習。
　
柯子彰之所以那麼努力，是因為自己代表著台灣人，想要為台灣人爭口氣，證明殖民地台灣不會比日本差，台灣人不會永遠輸給日本人。所以他只有一次又一次贏得勝利才能證明這一點。「要為台灣人正名！」這是他比賽時所抱持的堅定信念。
　
「柯（か ka）！柯！柯！...」
勇猛的柯子彰走向賽場時，狂熱球迷會發出這樣的加油聲。
　
有別於其他日本選手，俊美的柯子彰不僅受到球迷們的歡迎，他還經常被女性支持者包圍，只要他出現就能引發少女們的連聲尖叫，這個小故事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他以23歲的年紀擔任日本代表隊的隊長，目前仍保持日本代表隊最年輕主將紀錄。淪為殖民地的台灣，竟然有一個年輕小夥可以擔任日本代表隊的隊長，這對當時的台灣人是多麼大的鼓舞，帶給台灣人無比的自信心。
　
大學畢業後，受到日本政府重視的柯子彰被派往滿州建設鐵道，工作足跡遍佈吉林、瀋陽、滿洲等地，工作期間總共創立了8個橄欖球隊。也在這個時期，柯子彰和同樣工作單位的日本女性結婚。
　
然而命運總是難以捉摸，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柯子彰以無可奈何的心情接受自己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帶著日籍妻子返回台灣。由於能力出眾，柯子彰進入台灣鐵路局任職，處置戰後的諸多麻煩工作。
　
甫回台的他，帶著滿腔熱血想要報效台灣，或者說他的「國家」，所以特別努力工作，做出不少成績。但是2年後，一場席捲全台的浩劫將柯子彰捲入苦海，讓他的許多努力一夕泡湯。
　
1947年2月27日，不當使用武力的國民政府查緝員打死路人，引爆2年來台灣人民對執政當局不滿的怒火，包含官員貪污腐化、軍隊紀律敗壞、掏空民生物資、嚴重通貨膨脹、治安極度惡化等。憤怒的群眾包圍專賣局要求交出兇手，台北城的動亂越演越烈。2月28日，陳儀下達緊急動員令，禁止人民集會，武裝軍警、憲兵巡邏街頭，封鎖主要道路，台北市的聯外交通就此中斷。
　
群眾在台北車站武裝集會，湧入鐵路局搗毀辦公室、搶奪財物毆傷辦公人員。部分台鐵員工因不滿接收後鐵路局的管理，響應罷工，拆卸機件讓火車無法發動。當時鐵路局長陳清文不在台灣，鐵路局群龍無首，全台鐵路交通停擺，造成米糧運輸中斷。眼見台北城即將發生缺糧危機，部分民眾結夥武力霸佔糧倉不讓人靠近，民心更加浮動，局勢危急。
　
3月4日，鐵路員工代表提出組織「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以恢復鐵路營運、維持鐵路秩序，獲得陳儀政府同意，柯子彰就是委員之一。委員會迅速地以專線聯絡、調度列車，使鐵路班次恢復營運。下午4點40分，第一班米糧專車由新竹駛入台北，終於平息了台北城的缺糧危機，避免缺糧爆發流血衝突，對於局勢穩定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就像「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樣，只是陳儀用過即丟的工具。二二八事件爆發時，鐵路局無人主持大局，陳儀對鐵路無法通車相當焦急，發現委員會可以利用就姑且好言安慰鐵道局員工，其實對組織相當不友善，私下稱為「偽組織」。
　
陳儀表面上與台灣人虛以委蛇，私下則請蔣介石速速派兵鎮壓，毫不檢討自己的作為，完全推卸自己應負起的責任，將台灣人的命運推向地獄深淵。3月10日蔣介石的軍隊抵達後，台灣人的哭聲就再也沒有停過了。有了軍隊的撐腰，各地的自治組織都遭到整肅，連解決台灣糧荒有功的「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也被秋後算帳。
　
軍隊進城隔天，柯子彰按時上班，鐵路警察告訴他人事有變，叫他趕快離開，但他仍執意前往辦公室看望同事。「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會長張期華當場被打得遍體鱗傷，同事們請求放人，卻遭槍枝威嚇下跪受辱。張期華後來被羈押在東本願寺，罪名是：「煽動員工霸工、組織調整委員會排斥國內人員、妨礙鐵路營運、聯繫叛徒」；柯子彰的罪名是：「參與叛亂、秘密召集委員開會企圖破壞軍運。」
　
由於柯子彰是日治時期的高知識份子，他留學日本、娶日籍妻子的背景，更使他遭到國民政府質疑。調查人員後來數度上門將柯子彰帶走，受到凌虐的他卻對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獨自一人承受龐大的恐懼與壓力。如同許多受到白色恐怖的台灣人長輩一樣，柯子彰此後再也不談政治，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被帶走時到底發生什麼恐怖的事情，但是他的許多同事卻一去不復返，再也沒回到家中。
　
柯子彰剩下的人生專注於工作和推廣橄欖球，不復過往的光芒四射。雖然甘於平淡，他仍利用自己廣大的人脈與影響力提攜許多台灣人後輩，默默助人從不居功。也就在這個時期，他頻繁被日本友人邀去日本交流。森喜朗前首相的父親森茂喜，正是當年跟柯子彰在早稻田大學並肩作戰的隊友。據說柯子彰常常拜訪森家勉勵青年時期的森喜朗，這才有後來森喜朗親近台灣的契機，李登輝老先生方得以受到森喜朗首相的支持到日本治療心臟疾病。
　
柯子彰歷經人生輝煌，也有台灣長輩普遍擁有的認同混亂，雖然他內心始終堅信自己是台灣人，但總是淪落到不同政權的統治，滿腔熱血經常得不到地方發揮，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台人普遍的「我不是我的我」。
　
2001年柯子彰結束了91歲的生涯，在病床上直到過世前，仍在筆記本上以流暢的日文持續書寫關於橄欖球的事情，最後一頁記下了「……傳球也分為快傳、長傳……grubber kick等數種」。對橄欖球的愛，讓他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仍念念不忘，實在令人感動。
　
一生帥氣、從不喊苦的柯子彰先生就是上一輩台灣人的縮影，有才華有實力卻被認同問題與歷史因素困擾一生。好在先賢的努力、李登輝路線的堅持讓我們能走到今日，免於香港人今日面臨的恐怖。為了讓後代子孫不再經歷這些恐懼，我們一定要好好選擇未來的路，讓後世的柯子彰們能夠徹底發揮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
　
柯子彰先生雖然一生輝煌，但仍留下許多歷史沒記錄的空白，一想到這點，勾動那時候台灣人承擔的苦痛，心裡就有想哭的衝動，到底還有多少故事被埋沒在歷史的血跡中，他的親友消失了多少？至少我能替柯子彰先生紀錄至此，也不枉老前輩替台灣爭取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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