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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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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事蹟 在 Mʀ.Mᴀʀᴋᴇʀ. 麥克筆先生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已更新照片
【誤植抱歉:圖中的女子並不是瑪麗亞,而是另一位知名女兵Aleksandra Samusenko】
(瑪莉亞本尊的真正照片收錄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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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與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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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女友背後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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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時,估計約有80萬名蘇聯婦女曾在紅軍中服役。其中就包含了本次介紹的強人:
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Mariya Oktyabrs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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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出身自一個貧瘠的農民家庭,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養成了堅強的性格。
長大後也更此遇到一生的摯愛– 以利亞(Ilya Oktyabrskaya)學員。
在丈夫的影響下不僅接觸了軍事事務,更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只可惜的是美好的日子才剛維持不久,二戰便爆發了。
為了安全起見,瑪麗亞和家人先是被送往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避難,
以利亞則獨自一人被派往克里米亞境內的東線戰場。
1941年夏末,當思念丈夫已久的瑪麗亞終於收到久違的消息時,
換來的卻是以利亞早在此前的戰役就不幸犧牲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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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欲絕的瑪麗亞自此宣誓一定要向納粹付出代價,
根據瑪麗亞發送給克里姆林宮上的電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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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的丈夫保衛祖國的戰鬥中犧牲,因此我為了想要替他和其他被法西斯殺害的無辜人民報仇,
所以將全部積蓄 - 50,000盧布都捐獻給國家銀行好購買一台坦克
我懇請能將坦克命名為「戰鬥女友」,並能夠駕駛她前往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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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立即就收到了由史達林發來的回電,
並告知瑪麗亞的申請已經得到他批准的好消息,
瑪麗亞也終於如願以償加入紅軍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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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軍隊對她的能力保持懷疑的態度。但很快瑪麗亞就在
訓練中證明自己的實力,她憑藉著過去從丈夫和軍事婦女理事會
學到的經驗,在基本的戰鬥訓練中和機械戰車的操作幾乎都瞭如指掌。
於是在五個月的訓練期過後,便立刻火速派往東線的戰場進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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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1943年10月的斯摩棱斯克戰役中,瑪麗亞不僅毫無畏懼
反而更加精進勇猛的勇闖敵人的陣地。
據稱在本次的戰鬥中,「戰鬥女友」意外被一枚穿甲彈擊中,
導致發動機和液壓系統受到損壞,但是瑪麗亞卻不管周遭混亂的局勢
也不理會上級的命令,直接從坦克跳出來
當面直接對「戰鬥女友」進行修理。
結果還真的被她修理好,便迅速返回前線繼續大開殺戒(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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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在戰役中無畏的舉動,不但使她晉升為中士,
還打響了知名度,更逐漸被周遭的戰友們所尊敬。
不幸的是在1944年1月時,瑪麗亞在一次任務遭到重創
當時有個碎片擊中了她的頭骨,並使其失去了意識。
連「戰鬥女友」都被砲彈波及到,瞬間爆炸起火。
儘管她被立即送到基輔附近的軍事醫院進行治療
然而卻因此昏迷了兩個月,最終因為傷勢過重於3月1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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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去世後,由於她在戰場中偉大的事蹟及貢獻
她被蘇聯官方追授『蘇聯英雄』的稱號,這是蘇聯勛賞制度中的最高榮譽。
至於瑪麗亞的事蹟,在往後也激勵成千上萬的婦女加入戰鬥並獻出貢獻。
自此成為二戰的蘇聯歷史中,最為獨特的傳奇案例之一。
#在愛與鐮刀以及鎚子的名義之下
#戰鬥女友神聖誕生
#留言收戰鬥女友的後續和本次的參考資料
以利亞事蹟 在 喵喵狗的鄉民日報 PTT Daily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日本首相的台灣偶像 永遠的13號台灣之光柯子彰
台灣曾經有一位顏值爆表的運動明星,他的人生貫穿近代台灣史,他的人生是許多台灣長輩的縮影。森喜朗前首相來台悼念李登輝時,以他作為台日世代友好的象徵,希望兩國能超越彼此國籍,共同追求亞洲繁榮的相同夢想。他帶來的橄欖球炫風遍佈日本帝國,讓台灣能夠揚眉吐氣,掃除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自卑。他也歷經228時期的殘酷,迷茫自己的身份認同。最終他將人生貢獻給台灣橄欖球運動,他就是台灣球星柯子彰。
1910年,柯子彰出生在台北市大橋頭,是家裡的老大,底下有兩個弟弟和四個妹妹,弟妹們都對柯子彰十分敬重。柯子彰從小身材高大,個性穩重且幽默,因此特別受到同齡人們的愛戴,奠定了後來擔任球隊隊長的底子。
柯子彰小學畢業後前往日本就學,因緣際會加入橄欖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協助學校連續三年獲得全國高校冠軍。據說柯子彰不單單身材高大,運動神經也是天賦異稟,短時間就將橄欖球運動上手,被評為有大學實力的中學選手。
柯子彰考入早稻田大學商科後,帶領學校連續戰勝強敵明治大學獲得全國冠軍。大二入選日本代表隊,帶領日本代表隊打贏了加拿大隊和澳洲隊,成功破除「橄欖球是白人專利」的印象,被日本媒體譽為天才選手、台灣來的奇才。1933年、1934年,連續兩年榮登新聞媒體選出的日本風雲人物榜。早稻田大學特別將橄欖球校隊13號「永久欠番」來表彰柯子彰的貢獻,日本橄欖球協會也將柯子彰列為歷代最傑出的15位選手,柯子彰因此成為許多日本人心中的偶像。
柯子彰的成功因素有五:過人的運動天賦、優秀的領導才能、明快的戰術指令、自創的獨門戰法,還有身為台灣人不服輸的努力與勇氣,不斷地練習再練習。
柯子彰之所以那麼努力,是因為自己代表著台灣人,想要為台灣人爭口氣,證明殖民地台灣不會比日本差,台灣人不會永遠輸給日本人。所以他只有一次又一次贏得勝利才能證明這一點。「要為台灣人正名!」這是他比賽時所抱持的堅定信念。
「柯(か ka)!柯!柯!...」
勇猛的柯子彰走向賽場時,狂熱球迷會發出這樣的加油聲。
有別於其他日本選手,俊美的柯子彰不僅受到球迷們的歡迎,他還經常被女性支持者包圍,只要他出現就能引發少女們的連聲尖叫,這個小故事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他以23歲的年紀擔任日本代表隊的隊長,目前仍保持日本代表隊最年輕主將紀錄。淪為殖民地的台灣,竟然有一個年輕小夥可以擔任日本代表隊的隊長,這對當時的台灣人是多麼大的鼓舞,帶給台灣人無比的自信心。
大學畢業後,受到日本政府重視的柯子彰被派往滿州建設鐵道,工作足跡遍佈吉林、瀋陽、滿洲等地,工作期間總共創立了8個橄欖球隊。也在這個時期,柯子彰和同樣工作單位的日本女性結婚。
然而命運總是難以捉摸,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柯子彰以無可奈何的心情接受自己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帶著日籍妻子返回台灣。由於能力出眾,柯子彰進入台灣鐵路局任職,處置戰後的諸多麻煩工作。
甫回台的他,帶著滿腔熱血想要報效台灣,或者說他的「國家」,所以特別努力工作,做出不少成績。但是2年後,一場席捲全台的浩劫將柯子彰捲入苦海,讓他的許多努力一夕泡湯。
1947年2月27日,不當使用武力的國民政府查緝員打死路人,引爆2年來台灣人民對執政當局不滿的怒火,包含官員貪污腐化、軍隊紀律敗壞、掏空民生物資、嚴重通貨膨脹、治安極度惡化等。憤怒的群眾包圍專賣局要求交出兇手,台北城的動亂越演越烈。2月28日,陳儀下達緊急動員令,禁止人民集會,武裝軍警、憲兵巡邏街頭,封鎖主要道路,台北市的聯外交通就此中斷。
群眾在台北車站武裝集會,湧入鐵路局搗毀辦公室、搶奪財物毆傷辦公人員。部分台鐵員工因不滿接收後鐵路局的管理,響應罷工,拆卸機件讓火車無法發動。當時鐵路局長陳清文不在台灣,鐵路局群龍無首,全台鐵路交通停擺,造成米糧運輸中斷。眼見台北城即將發生缺糧危機,部分民眾結夥武力霸佔糧倉不讓人靠近,民心更加浮動,局勢危急。
3月4日,鐵路員工代表提出組織「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以恢復鐵路營運、維持鐵路秩序,獲得陳儀政府同意,柯子彰就是委員之一。委員會迅速地以專線聯絡、調度列車,使鐵路班次恢復營運。下午4點40分,第一班米糧專車由新竹駛入台北,終於平息了台北城的缺糧危機,避免缺糧爆發流血衝突,對於局勢穩定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就像「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樣,只是陳儀用過即丟的工具。二二八事件爆發時,鐵路局無人主持大局,陳儀對鐵路無法通車相當焦急,發現委員會可以利用就姑且好言安慰鐵道局員工,其實對組織相當不友善,私下稱為「偽組織」。
陳儀表面上與台灣人虛以委蛇,私下則請蔣介石速速派兵鎮壓,毫不檢討自己的作為,完全推卸自己應負起的責任,將台灣人的命運推向地獄深淵。3月10日蔣介石的軍隊抵達後,台灣人的哭聲就再也沒有停過了。有了軍隊的撐腰,各地的自治組織都遭到整肅,連解決台灣糧荒有功的「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也被秋後算帳。
軍隊進城隔天,柯子彰按時上班,鐵路警察告訴他人事有變,叫他趕快離開,但他仍執意前往辦公室看望同事。「鐵路制度調整委員會」會長張期華當場被打得遍體鱗傷,同事們請求放人,卻遭槍枝威嚇下跪受辱。張期華後來被羈押在東本願寺,罪名是:「煽動員工霸工、組織調整委員會排斥國內人員、妨礙鐵路營運、聯繫叛徒」;柯子彰的罪名是:「參與叛亂、秘密召集委員開會企圖破壞軍運。」
由於柯子彰是日治時期的高知識份子,他留學日本、娶日籍妻子的背景,更使他遭到國民政府質疑。調查人員後來數度上門將柯子彰帶走,受到凌虐的他卻對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獨自一人承受龐大的恐懼與壓力。如同許多受到白色恐怖的台灣人長輩一樣,柯子彰此後再也不談政治,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被帶走時到底發生什麼恐怖的事情,但是他的許多同事卻一去不復返,再也沒回到家中。
柯子彰剩下的人生專注於工作和推廣橄欖球,不復過往的光芒四射。雖然甘於平淡,他仍利用自己廣大的人脈與影響力提攜許多台灣人後輩,默默助人從不居功。也就在這個時期,他頻繁被日本友人邀去日本交流。森喜朗前首相的父親森茂喜,正是當年跟柯子彰在早稻田大學並肩作戰的隊友。據說柯子彰常常拜訪森家勉勵青年時期的森喜朗,這才有後來森喜朗親近台灣的契機,李登輝老先生方得以受到森喜朗首相的支持到日本治療心臟疾病。
柯子彰歷經人生輝煌,也有台灣長輩普遍擁有的認同混亂,雖然他內心始終堅信自己是台灣人,但總是淪落到不同政權的統治,滿腔熱血經常得不到地方發揮,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台人普遍的「我不是我的我」。
2001年柯子彰結束了91歲的生涯,在病床上直到過世前,仍在筆記本上以流暢的日文持續書寫關於橄欖球的事情,最後一頁記下了「……傳球也分為快傳、長傳……grubber kick等數種」。對橄欖球的愛,讓他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仍念念不忘,實在令人感動。
一生帥氣、從不喊苦的柯子彰先生就是上一輩台灣人的縮影,有才華有實力卻被認同問題與歷史因素困擾一生。好在先賢的努力、李登輝路線的堅持讓我們能走到今日,免於香港人今日面臨的恐怖。為了讓後代子孫不再經歷這些恐懼,我們一定要好好選擇未來的路,讓後世的柯子彰們能夠徹底發揮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
柯子彰先生雖然一生輝煌,但仍留下許多歷史沒記錄的空白,一想到這點,勾動那時候台灣人承擔的苦痛,心裡就有想哭的衝動,到底還有多少故事被埋沒在歷史的血跡中,他的親友消失了多少?至少我能替柯子彰先生紀錄至此,也不枉老前輩替台灣爭取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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