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型通膨即將來臨嗎？】

我認為我們即將在一兩年內經歷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停滯型通膨（stagflation）。我認為投資的方向也會因此微調。

1. 濫發通貨的後果比我們想像中嚴重

我在《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一文中預測的通貨膨脹現象，已經從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逐漸拓展到美國一般消費市場。

從媒體報導或社群網站上的照片記錄看來，普遍性的消費商品價格上漲已然發生。（見圖）

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F. A. Hayek曾以蜂蜜形容貨幣的流動，在注入貨幣的過程，會造成某部分價格上漲，然後才慢慢拓展出去。而以當今Fed的貨幣干預手段，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國債利率的下跌與股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的價格上漲為常見的起點。而最後，亦如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M. Friedman所言：「通貨膨脹始終是貨幣現象」。

我相信讀者也在許多財經媒體上看到有關通貨膨脹的警告或討論了。

經濟學家Joseph Carson指出，美國在1970年代的CPI統計是包含房地產價格，因此1979年CPI成長11.3％中有相當比例是因為當年房地產價格激增。但現今的統計卻排除了房地產價格。而新冠疫情之後美國房地產價格因濫印貨幣而飆漲，故即便美國官方公佈的過去12個月CPI增長5.4%，但如果採取1970年代的標準計入房地產價格因素，則實際CPI漲幅應該是兩位數！

這也表示，Fed聲稱通貨膨脹只是暫時且不嚴重的論點，很可能是基於刻意被低估的統計方法。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Fed自疫情封城後每個月都買入$400億美元房貸為基礎的金融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但我們也都清楚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大肇因就是美國聯邦政府轄下兩個專門替房貸信用擔保的房利美、房地美機構（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其相當於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扭曲並蒙蔽了市場對真實風險的判斷。

更值得警醒的是如顧問公司MBS Highway指出美國Fed實質買入的房貸基礎證券金額恐怕高達$1000億美元每月，硬生生人為壓低房貸利率0.25~0.35%。

綜合來看，Fed刻意濫發通貨不但眾所周知，很可能實際規模超越我們理解。而美國政府的CPI統計卻因排除房地產與股票等資產，無法正確地理解真實通膨現狀。

2. 政府引發通膨並非萬靈丹 -- 菲利普曲線早已失效

美國上班族實質週薪相較去年同期收入下降了1.7%，製造業員工更是下降了2.2%。

然而根據總體經濟學的菲利普曲線與相關理論認為，通貨膨脹引發的實質薪資下降理論上應該可以提高就業。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五月份高達900萬份職位仍空懸找不到勞工。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六月份失業率5.9%竟仍高於新冠疫情前的3.5%。

為何如此？早幾年我已經多次撰文談過，菲利普曲線只是基於紐西蘭某一小短時期的統計數字，從經濟理論上就存在內在矛盾與瑕疵，根本不是個普遍可適用的通論，頂多算是個「特例」。因此我們常看到經濟學家質疑此曲線失效實屬正常。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觀察，貨幣政策的確可以引發通貨膨脹造成實質薪資下降，但工作機會與適任員工二者的媒合本身並非不存在交易費用，這意味著並非實質薪資下降馬上需求曲線丟進來，交易量（即就業人數）立即增大。

美國Fed的達拉斯分行4月份報告就指出：30.9％因疫情失業的勞工並未重新回到他們原本的舊工作，此數字還高過去年7月的19.8％。

根據美國人力網站ZipRecruiter近日研究發現幾個目前美國就業市場現象：

a. 本來在娛樂或餐飲旅館行業的就業人士，被疫情的強迫停業嚇怕了，高達70%欲轉行，但多數卻因為行業專業不同難以順利轉換跑道。

b. 過去幾個月來新開出的職缺與失業人數竟然同步上升。

c. 因為疫情許多人跑去城市郊區甚至鄉村避難，結果開出職缺的區域與求職者所在區域出現明顯分離。

d. 同樣因為疫情封城管制造成的後果，紐約市區星巴克的今年五月來店人數相較兩年前同期下降65%，工作機會也隨之發生改變。

e. 每週$400美元的失業補助讓許多失業者不急於找工作。溫蒂漢堡、必勝客、Applebee's、Taco Bell等知名連鎖餐廳提供額外的獎金補貼也依然找不到員工。

而這一些因交易費用增加產生的就業市場成交量下降，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難以依靠貨幣政策改善，而是必須透過放寬就業市場法規來協助降低交易費用。可是我們看到卻是迷信政府管制的新一任Biden政府。

3. Biden總統的行政命令

今年7月初美國總統Biden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新增了橫跨農業、健康產業、物流、交通、科技產業、勞工...等各種管制，聲稱可以透過政府干預帶來產業競爭狀態的改善與消費者/勞工權益。

我們可以從Biden總統的發言看到他對基礎經濟學概念的嚴重無知與缺乏：“Capitalism without competition isn’t capitalism. It’s exploitation,” ... “Without healthy competition, big players can change and charge whatever they want, and treat you however they want. And for too many Americans that means accepting a bad deal for things that you can’t go without.”

經濟學認為競爭無處不在，而不同的侷限條件會導致競爭的態樣改變。某些侷限條件下的競爭會有較高的租值消散，某些則較少。純粹市價競爭的自由市場是理論上完全無租值消散的一種競爭態樣。

因此，政府管制往往帶來的只是更多租值消散與尋租空間。誠如雷根總統說過：「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答。」

所以我們不難發現試圖以更多管制措施、更多政府干預來「使市場健康競爭」的Biden政府，必然是一場徒勞無功且弊病叢生的白工。只是所增加的交易費用，依然是由美國人民來承擔，這對通貨膨脹烏雲蓋頂的底層百姓而言，恐怕雪上加霜。

還記得中美貿易戰多篇文章我均指出，從正確的經濟學邏輯角度來看，時任Trump政府對中國的各種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最終的成本承擔者只會是美國消費者。

我們看到前任Fed主席，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Janet L. Yellen也於7月中旬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鬆口承認Trump時代對中國的關稅障礙結果是在傷害美國消費者。（"Tariffs are taxes on consumers. In some cases it seems to me what we did hurt American consumers, ..."）

這樣的錯誤，美國政府百年來犯了無數次。例如我們曾談過Milton Friedman 與George Stigler 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同撰寫的知名論文「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以1906年甫大地震後225,000人無家可歸的舊金山市為研究對象，發現當時無力管制的市政府放任市場自由定價，結果是多數人很快找到新家，即便是十分貧窮者，也有與之對應的廉價房屋提供（1906 advertisement “Six-room house and bath, with 2 additional rooms in basement having fire-places, nicely furnished; fine piano; … $45."）

但到了1946年，舊金山因人口增長而推出租金管制，明明房屋短缺嚴重性遠不如1906年大地震後的慘狀，但卻發生多數人租不到房子的窘境！

根據二位經濟學大神研究，1906年每一個想租屋的人，大約有10間房子供選擇；但租金管制後的1946年，每375個求租客對應10間房子供給。

更嚴重的實例還有19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出台的各種價格與非價格管制干預措施的結果，反而更抬高國內石化產品價格，加劇石化產品短缺現象，不但各地加油站大排長龍，不少妙齡女子以身體為代價與加油站老闆員工上床以取得汽油的新聞不絕於耳。

因此我推斷，美國如不放寬對中國的制裁，只會加重自身通膨惡果，同時惡化真實失業狀況。

一方面，管制會加重人民負擔提高交易費用這點已經敘明不再重複；另一方面，中國是美國過去二十年瘋狂印鈔卻未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現象的最大助力。

這點不僅我這樣看，如經濟學名家張五常教授、前任美國聯準會主席Alan Greenspan於2005年美國國會聽證會發言，乃至於經濟學人雜誌2004年10月份的特別報告「Unnaturally low -- China is helping to keep down global interest rates」也做如是想，且不說還有許多經濟學家也持一樣的觀點。

誠如Greenspan於前述聽證會上發言指出，對中國貿易制裁結果必然導致美國民生物價上漲與人民生活品質受損，但卻無任何經濟學理與客觀證據支撐政客謬論 -- 制裁中國並無法改善美國就業率。

可即便Greenspan早在2005年國會上已言者諄諄，顯然後來十幾年美國政客們是聽者藐藐。因為政客利益往往不等同於人民利益，這是民主國家最大的侷限條件。

回過頭看，Biden政府上台以來，不但沒有放寬Trump時代對中國的諸多基於污衊指控而實施的貿易制裁，甚至有變本加厲的態勢。但如此舉措對美國自身其實極為不利。行文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確定實質經濟成長停滯與通貨膨脹雙擊的「停滯性通膨」將來臨。

4. 歐美國家與日本普遍高負債結果只能以提高稅率或利率為結果。

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MMT）」根本是一套無視成本的胡扯，違背了「凡有選擇必有代價」的經濟學最基礎侷限。各國瘋狂印鈔當然最後會出現通貨膨脹，不負責任的政府只能以提高稅率或提高利率為代價。

只是每個國家面對的侷限條件不同，使得代價發生的時程或「閥值」有所不同。

通貨膨脹現象說到底是個「貨幣增長率對上經濟成長率」的過程 -- 當貨幣增長率追不上實質經濟成長率，通貨收縮會發生；當貨幣增長率超過實質經濟成長率，則通貨膨脹會發生。注意，我這裡指的「實質經濟成長率」是「真實」的經濟成長，而不是GDP、凱因斯經濟學那套錯誤的觀念。這部分我以前就為文批評過，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查找。

故，同樣因應新冠疫情而寬鬆貨幣的俄羅斯，其面對的國際經貿環境不比美國日本，自然很快就承受不住通膨壓力於近日宣布一口氣調升利率100個基點至6.5%。（見圖）

美國聯邦政府2021年政府負債$28.5兆美元，是GDP的128.31%。僅利息支出達$4025億美元，佔年度預算5.3%，佔聯邦稅金收入9.8%。如果美國無法成功抑制通貨膨脹，則隨之而來的利率飆升將造成美國財政風險。畢竟市場利率始終是由「無風險利率+風險貼水+預期通貨膨脹率」組成。

我們可以注意到1980年代初期，美國國債淨利息支出增加的時期，其相對應的10年國債利率也大幅攀升。

同樣地，在高通膨率的1980年代初期（藍線），市場利率也曾一度飆升至近20%（黑色虛線）。（見圖）

再看看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債務狀況（見圖）

新冠疫情之後，世界主要國家的債務風險只增不減。

英國經濟學家，前英格蘭銀行與英國貨幣政策顧問Charles Goodhart警告：「中國帶給全世界的經濟紅利若因其人口結構老化而逐漸消失，則世界必將面對通貨膨脹衝擊。」（"...as aging populations i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spend more of their savings, average interest rates will rise higher than governments have bargained for...China’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rowth is now past. This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will lead to a return of inflation.”）

通膨來襲加上實質生產力成長受損的停滯性通膨夾擊下，歐洲與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不得不面對更棘手的債務危機。這些國家未來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將會是常見的現象。

美元20多年來快速通貨成長下而無明顯國內通膨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其做為世界最主要國際貿易交易結算貨幣的角色，使得世界整體經濟成長大於等於美元通貨成長時，通膨率不易上升。就如Greenspan 2005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所闡釋，中國作為1990年代以來美國成長最快且體量非常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元的需求本身就保證了美元的購買力，同時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產品也大幅壓低了美國國內物價增長率。

上個世代扮演此角色的是日本，因此我們也看到日本與中國分別是目前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Foreign governments owned US$7.053 trillion of US debt in November, including China's US$1.063 trillion, and Japan's US$1.260 trillion, US Treasury data showed. ）

然後在此次疫情重創且血虧的奧運會之後，其逐漸衰退的整體生產力與相當惡化的債務狀況，我懷疑日本還有多少殘存力量支撐美元。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美國新任Biden政府上台後汲汲營營地尋求與中國高層會面。

結論

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與中美經貿脫鉤二者都會帶來美元實質購買力的衰退與美國通膨惡化。因此美國政府如要避免財政危機，必須做到二件事：a. 解除貿易壁壘，尤其是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b. 確保中國繼續願意大額購買美國債券以及使用美元為主要國際貿易結算貨幣。

中國數字人民幣推展與歐洲也開始積極發展數字貨幣的背後，都是直接對美元在國際貿易、金融體系的競爭。一帶一路若越成功也越能協助人民幣國際化。

這些都是美國非常不樂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不斷在造謠污衊中國的一帶一路與科技後門監聽等事項，就算明明被抓包踢爆監聽全世界的是美國自己。

然而如同我多次解釋過，美式民主制度下政客的利益與人民利益往往不一致。當鼓動對中仇視有利於競選時，美國政客很難選擇與中國和平、更深度交流的道路；當增加更多政府管制干預與有利於尋租時，政客也是毫不猶豫地如此選擇。所以我們會在未來相當長時間看到精神分裂的美國 -- 又不希望中國在世界經濟影響力增加而欲打壓，但自己又不能真的因打壓中國與之脫鉤。

這種人格分裂狀態恐怕未來十幾年都會是美國政壇主旋律。

因此站在投資人的角度，我選擇把財產壓在美國利率終將上漲這一大方向上。

文章連結：
https://tinyurl.com/58hauwkf

參考資料：

WSJ, "How Much Are Prices Up? Here’s One Family’s Day-to-Day Expenses." July 9, 2021

WSJ, "Job Openings Are at Record Highs. Why Aren’t Unemployed Americans Filling Them?" July 9, 2021

WSJ, "Governments World-Wide Gorge on Record Debt, Testing New Limits" July 12, 2021

范一飞, "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 2020年09月15日

元毓, "宏觀經濟學的尷尬—菲利普曲線死了嗎？" May 8, 2018

NYT, "Yellen Says China Trade Deal Has ‘Hurt American Consumers’" July 16, 2021

WSJ, "Biden Targets Big Business in Sweeping Executive Order to Spur Competition" July 9, 2021

WSJ, "The 2021 Olympics Are Turning Into a $20 Billion Bust for Japan" July 20, 2021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BDC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onetary system" BIS Annual Economic Report | 23 June 2021

Barron's, "The Housing Market Is on Fire. The Fed Is Stoking the Flames." July 23, 2021

Barron's, "Disco Inferno: The U.S. Could Be Headed Back to ’70s-Style Stagflation" July 16, 2021

Reuters, "Russia raises key rate to 6.5% in sharpest move since 2014" July 23, 2021

Milton Friedman & George Stigler, "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 September 1946

Alan Greenspan, "FRB: Testimony" June 23, 2005

The Economist, "Unnaturally low -- China is helping to keep down global interest rates" Oct 2nd 2004

【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立法會今天恢復二讀《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讓議員就財政預算案的建議發言。
我一直對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深表關注，早前和一些新界東的區議員與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會晤，就表示希望政府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增加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將軍澳醫院的人手，並於各區開設基層醫療診所及發展預防醫學，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醫療服務。同時，我亦希望政府確立牙科為公營醫療系統的一部份，並且加強相關醫護人手的培訓。
另外，香港舊樓的維修及管理問題一直存在，我認為政府應增撥資源，設立一個提供「一條龍」服務的支援平台，為業主和法團提供全面的支援和協助。
當然，政府亦要繼續鞏固和提升公務員團隊的士氣，回應公務員對服務條件的訴求。希望下屆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改善市民的生活，為香港經濟發展策略訂立長遠規劃。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根據匯賢智庫近日發表有關香港長遠競爭力的研究報告，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競爭力一直存在不少隱憂，近年甚至有每況愈下的趨勢。 2012年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率持續放緩，平均每年只有低於3%的實際增長，2015和2016年更進一步跌至只有2.4%和1.9%；此外，土地和勞工短缺兩個發展樽頸，以及社會凝聚力不足等問題，都是急需要香港正視和探求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現時特區政府坐擁超過9,350億元的財政儲備，單是2016/17年度的盈餘已高達928 億元，我相信，政府是有能力按社會需要作更多承擔，關顧社會上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下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就香港長遠經濟及社會發展投放更多資源，提振本地經濟，讓市民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改善。
財政預算案應該為香港經濟發展策略訂立願境，可惜近年的財政預算案予人只追求收支平衡的感覺，未有展現出特區政府為未來投資的決心，我對此表示失望的同時，更希望下一任財政司司長不會好似過往的財爺一樣，被指是「守財奴」，而是能夠以新思維和具前曕性的目光，引入配合香港實際發展需要的理財哲學，善用盈餘，加強政府作為市場促進者的角色，為青年創造更多機會，讓他們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為香港的未來創建更穩固、更具發展潛力的經濟環境。
主席，在今個星期一，我聯同一批新民黨及公民力量的新界東區議員，與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等官員會晤，反映了我們對新界東的公共醫療服務、公眾街市管理及環境衛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議供局方考慮。公共醫療服務方面，多位區議員都表達了相同的訴求，希望政府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增加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將軍澳醫院的醫生、護士和其他輔助醫療服務人手，為新界東居民提供更全面、更能滿足新界東居民需要的公營醫療服務。
此外，我們亦希望政府能夠加強沙田、大埔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和牙科服務，尤其是長者牙科服務，令更多長者能夠及早接受牙科服務和治療，讓他們活得更加健康和開心，減輕長者的醫療負擔。但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大前提是要政府先確立牙科為公營醫療系統的一部份，並且加強相關醫護人手的培訓，因為現時政府牙科服務的最大問題，在於牙科醫生嚴重不足，過去每年牙科生的學額只有20個，可能政府近年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逐步增加牙科生的學額至2018/19年度約70個。無疑增加學額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希望政府能夠全面檢視和評估市民對牙科服務的需求，將牙科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及早做好相關的醫療規劃。
事實上，現時本港公私營醫療系統已嚴重失衡，醫管局體制過度膨脹，負荷過大，財政預算案提出為醫管局未來10年發展預留2,000億元，我認為難免會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提升醫療系統效率的最想理方法是加強衛生署的角色，於各區開設基層醫療診所及發展預防醫學，以協助病人分流，減輕醫管局的負擔，縮短病人輪候診症的時間，改善公營醫療系統內的分工安排。
主席，房屋問題一直為市民帶來不少困擾。昨日，我和葉劉淑儀議員訪問了一班新界東的小朋友，其中，有10歲的小朋友居住在劏房，只能在床上做功課和吃飯，對於帶朋友回家玩耍也有所顧忌。除了租金貴、樓價高、上車難之外，大廈維修及管理對很多舊樓業主和住戶都是一大難題。香港樓宇老化跟人口老化問題同樣重要，亦是迫在眉睫。現時本港有近6,000幢舊樓的樓齡是超過50年，大部分都是日久失修。大廈維修及管理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包括工程、測量、審計及法律等，但民政事務署在支援業主和法團方面所投放的資源嚴重不足，其角色也十分模糊，不少業主面對大廈維修及管理問題時，都會感到求助無門。
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3億元予市區重建局，以優惠價格參與「招標妥」服務，但對全港眾多小業主而言，這3億元的撥款只是杯水車薪。我認為，政府應增撥資源，設立一個提供「一條龍」服務的支援平台，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統籌和聯繫各個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為業主和法團提供全面的支援和協助，包括聘請測量、工程、保險、法律、調解等專業人士，以至提供維修工程招標事宜的相關查詢和協助。我相信，加強大廈維修及管理，不單只能夠改善樓宇安全，同時亦可延長住宅單位可供使用的夀命，減低市場上單位的流失量，對增加住宅單位供應會有莫大幫助。
最後，我想講公務員的問題。一直以來，香港擁有一支高效率、高質素、表現卓越的公務員隊伍，不過，近來市民對政府的訴求、期望和不滿持續增加，不單只令到不少公務員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更嚴重打擊公務員團隊的士氣。所以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和積極跟進公務員的問題，鞏固和提升公務員團隊的士氣，維持高效、優質的服務水平。其中政府可以從兩方面著手，包括部門領導需要做好「掌舵人」角色，為部門制定清晰、明確的工作針；至於公務員對服務條件的訴求，更加不容忽視。多年來，公務員在住屋、醫療、服務條款、延長服務年期等方面提出多項訴求，可惜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未有就這些問題作出財政上的安排，顯示政府在改善公務員的待遇、挽留人才、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提升公務員團隊的歸屬感都是有需要繼續努力。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