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刑事判決】

1、
票據權利之發生、移轉及行使，與票據之作成、占有及提示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有效之票據為有價證券，並具有（財）物之性質，簽發票據之人於合法轉讓交付前，為該票據之原始所有人，該有效之票據自得為財產犯罪之行為客體。然包括本票在內之票據為要式證券，提供市售空白本票由相對人簽發後加以強取，其本票之作成，須依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記載該條項各款所列事項，倘有缺漏，除同條第2項至第5項另有關於未記載同條第1項第3款（受款人姓名或商號）、第5款（發票地）、第7款（付款地）及第8款（到期日）之擬制規定外，其中關於「（第1款）表明其為本票之文字」、「（第2款）一定之金額」、「（第4款）無條件擔任支付」及「（第6款）發票年、月、日」之絕對必要應記載事項須填載完備，並由發票人簽名，始克成為有效之票據，否則除有授權執票人填載相關應記載事項之情形外，依同法第11條第1項前段「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絕對必要）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之規定，乃 #當然無效之票據，#不能認係有價證券，#而不具有（#財）#物之屬性，#自無從為財產犯罪之行為客體，#行為人縱予非法取得，#亦難謂其犯罪已屬既遂。

2、
查本件原判決依憑被告莊士國供承：伊夥人強押剝奪少年黃○皓之行動自由並予施暴成傷，且強令黃○皓簽立金額新臺幣（下同）6萬6,000元之「本票」1張（下稱系爭「本票」）交由謝金吉取得保管等情……上述黃○皓所簽發系爭「本票」之狀態，乃被告與謝金吉共同被訴本件犯行具有相同訴訟利益之待證事項，究竟系爭「本票」上經黃○皓填載之事項為何？其中諸如發票日期等絕對必要應記載事項已否記載完備？是否係有效之票據而為有價證券？以上疑點攸關系爭「本票」是否具有（財）物之屬性，而得為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之行為客體，影響其犯罪既遂或未遂之認定，客觀上允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否則不足以為判決之基礎。乃原判決法院未予詳查釐清究明，遽行判決，而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結夥強盜（既遂）罪，揆諸上揭說明，洵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且上揭違法情形，足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依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自有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即關於被告之確定部分）撤銷，惟因其前揭違法致事實未臻明瞭，為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並求事實之真切，由原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以資糾正及救濟。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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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則判決，讓我想到一個爭點：強盜他人「價值輕微之物」，是否構成強盜罪「既遂犯」？102年司法官考題也有測驗類似考點，如題所示（題目節錄），甲拿到一疊「玩具鈔票」，財產價值較輕微，甲之行為能否評價為強盜既遂，即值得討論。

甲向曾在○○農會信用部服務過的乙詢問搶劫此農會信用部的可能性，乙告訴甲有關農會信用部的作業情形。甲說服丙共謀搶劫計畫，由丙事先偷走他人停放路邊的機車，得手後置放在甲住處。行搶前一天，丙的父親住進加護病房，丙告訴甲無法參加搶劫。甲缺錢孔急，獨自騎乘丙偷來的機車前往○○農會信用部，入內以幾可亂真的金屬製玩具槍抵住櫃檯前的客戶A，對行員B大喊「給錢馬上走」，B立刻將平時防搶的玩具鈔丟給甲，甲拿到一疊上面有農會信用部封籤的玩具鈔，轉身朝門口跑，卻遭到趕來現場的警察逮捕。原來乙得知甲決定行搶後，心生不安，透過他人向警察通報。試問：
（一）甲之刑責如何？（10分）

回到本判決，涉及的爭點亦是：被害人被迫簽發的「本票」內容欠缺絕對必要應記載事項，乃當然無效之票據，不能認係有價證券，到這裡的論證都沒問題，但是否即認為「不具有（財）物之屬性」，進而無法構成「強盜罪既遂犯」，筆者覺得有商榷餘地。學說一般認為，竊盜、搶奪、強盜這類所有權犯罪，客體解釋的重心應置於「所有權（權能）的歸屬」，而非財產價值的高低。也因此，這類犯罪既遂與否的認定，在於行為人是否「取得財物的持有」，而非財產價值的高低。基此，當行為人透過強盜手段取得玩具鈔票，或如本判決所示取得（無效的）本票，由於該物已置於行為人的實力支配下，即應構成強盜既遂，而非僅論以未遂犯。（註） 筆者亦較為贊同此見解，此觀點較符合這類財產犯罪的解釋脈絡。

註：整理並改寫自謝開平，強盜價值輕微之物，《強盜罪之構成要件及區辨》，2019年8月初版，頁77-78。

＃刑事法裁判精選／林鈺雄教授、王士帆教授 #月旦實務選評 1卷1期（2021.7）

最高法院2021年1月公布刑事裁判813則，本期由林鈺雄、王士帆兩位老師精選16則，其中包括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以下摘錄部分裁判所涉及的重要爭點及法律問題：
　
📌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是否為第三審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有關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有無適用之餘地？針對此問題，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統一該院法律見解，值得注意。
　
📌公民不服從是否可作為阻卻違法事由？法院是否得透過類推適用緊急避難或避難過當之規定，阻卻違法或減免刑責？
　
📌販賣毒品賣出之著手時點應如何判定？交付所販毒品前之兜售或推銷行為是否即足當之？
　
📌行為人到正犯放火現場為談判助勢，雖未參與任何放火構成要件行為之分擔，但對於正犯故意放火當有認識，而仍在場全程陪同，其是否該當放火犯罪之幫助（精神幫助）犯？
　
📌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的受發還權人，是否等同於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其得主張優先受償之利得，除直接「產自犯罪」所獲得之利潤或利益外，是否及於「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
　
📌假冒為外國政府或其公務員，是否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所定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之詐欺罪？
　
📌櫃買中心的交易分析意見書，其中有關股票交易紀錄之記載，如經該製作者在審判庭具結陳述係據實製作，是否應認其具有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之撤銷緩起訴處分事由，為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其所指「更犯之罪」，是否以經判處罪刑確定為要件？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通訊監察結束事後通知受監察人之程序。若國家機關違反此通知義務，該次實施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其證據能力是否因而受影響？
　
　
完整內容：#月旦實務選評 1卷1期（2021.7），刑事法裁判精選／林鈺雄教授、王士帆教授
　
　
■本期目錄：http://www.angle.com.tw/magazine/m_single.asp?BKID=2780

大官收了6300萬還不算貪污，纏訟近十年；刑期從最重的12年，到現在只剩下4年10月，台灣司法到底發生什麼事？
（上個月有幫忙團購跑腿買私菸的少校，被判了超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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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都是我在管」的林益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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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陸續有朋友問我，林益世被控於2010年收賄的案子到底在吵什麼？除了已判決確定的財產來源不明罪（2018年判刑兩年定讞，已執行完畢假釋出獄）外，林益世確定已違法收錢，為什麼沒辦法認定他貪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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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的根源在於：違背職務行為，是否包括職務上「實質影響力」所及的違法行為？還是限定於違背「法定職權」的行為？而「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只能成立貪污以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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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法院認為：林益世身為當時執政黨立法院大黨鞭，其法定職權是制定法律與質詢行政官員，並不包含決定國營事業董總人選，也無法對行政院發揮實質影響力。所以收受中鋼、中聯高層的款項屬於法定職權以外的行為，不成立貪污罪，只能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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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很長，先講這十年來的審判結果：
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二審－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更一審－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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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6300萬都超過十年，到現在還扯不清是不是收賄，你說奇怪不奇怪？
（願意讀長文的人，請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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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簡單從頭回顧，第一審臺北地院認定：林益世假借立法委員職務的權力及機會，對中鋼公司董事長鄒若齊、中聯公司董事長翁朝棟及副總金崇仁（以下均以姓名簡稱）施加恐嚇，使他們心生畏懼，而同意與地勇公司陳啟祥締結轉爐石契約，取得轉爐石３分之１承購權的不法利益，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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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於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範圍，經法院函詢，行政院秘書長只是「轉陳」經濟部長簽報行政院的中鋼董事長或經理人人選，就算有建議也是諮詢性意見，並不是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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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法定職權說」，林益世僅向鄒若齊請託，無法證明其有利用立委或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權限，達成與陳啟祥續約或「三方合約」目的，即使有向陳啟祥要求或期約交付請託對價，也與身為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上之行為」無關，不成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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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方面，雖然林益世曾在101年3月10日向陳啟祥、程彩梅自稱：「因為現在國庫的印章是我在蓋的」、「那個政府要去請錢，到最後都我那邊」、「行政院就兩顆印章而已，...行政院只有行政院長一顆印章，跟我一顆印章，兩顆印章而已」、「但是你說台糖你董事長要用誰當總仔，作總仔。它公文就要送到我們這邊，...我如果跟你不爽，你要是送來我就退回去，送來就退回去，你那個要當總仔，一輩子都當不到。」、「你看行政院那間那麼大間，有沒有？那一間其實就只有3個人在上班而已，就是院長、副院長跟我3人而已，剩下的都是我們的幕僚。... 我有兩個副秘書長，我的副秘書長14職等，所以我那兩個副秘書長跟部長一樣大」、「沒有印章可以蓋，你就變成你都建議，印章只有我和院長，我們兩個有印章，...你要是出去要排位子的時候，就又變成我們3個人排前面」等語，以表示他掌管國庫印章，是行政院「第三把交椅」，可藉由退回公文之方式操控公股事業機構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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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荒謬的是，雖然林益世所做所為已表明他有足夠權勢與實質影響力，法院還是認為不成立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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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上訴後高等法院改採「實質影響力說」，認為：「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意旨參照）。立法院得要求中鋼董事長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的預算、營運狀況，並接受質詢。對於營運業務為特定建議，甚或直接對於人事任用或營運業務為一定建議或要求，均具有實質影響。因此，中鋼人事與營運狀況，與立委及國民黨（當時執政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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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鄒若齊因此未經嚴謹的評核程序以遴選廠商，直接為具體的指示修改廠商遴選標準，導致除地勇公司以外，並無任何其他廠商透過公平競爭方式參與遴選，可見林益世的行為，不但枉顧遴選廠商程序之正當性，更嚴重損及中鋼及所有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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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益世之行為，與立委的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對於促成對價的內容具實質影響力，堪認屬其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因他濫用職權，促成不具正當性契約，損及中鋼公司與中聯公司的整體利益，即屬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所收取的6300萬元，依一般社會通念，與其違背職務之行為具對價關係，成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因此撤銷地院判決，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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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再上訴後，最高法院還是本於「法定職權說」認定：是否違背職務之認定，仍應視所為是否在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而定。高等法院判決沒有具體論敘林益世的何種行為違背其何項職務，或是以何種方式濫用其何項職權，及林益世所為如何違反其職務上不得為的義務，有判決理由不備的違法，而撤銷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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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氣餒的是，高等法院於110年6月9日作成更一審判決認定：判斷立委所從事的「選民服務」是否該當於收受賄賂等罪「職務上之行為」的要件，其重點仍在於立法委員「選民服務」的整體過程中，有沒有運用自己身為立委的「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等於接受最高法院的「法定職權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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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所為請託及施壓、恫嚇，對於中鋼或中聯公司經營階層而言，實際上雖然具有不得不配合的實質影響力，然此影響力來自其豐沛的地方勢力、黨政關係，與身為立委「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無關，並非收賄等罪所定「職務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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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更因自地方法院受理之後（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速審權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而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酌量減刑。改判林益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改處有期徒刑4年10月，褫奪公權5年。遠遠低於原二審判決的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甚至也低於一審的有期徒刑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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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審判決簡要整理可知，林益世違法收錢成不成立貪污，究竟應限於「法定職權」？還是以「實質影響力」加以評價？都有最高法院的判決可援引，且確實曾為不同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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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宣判到送達判決要一段時間，目前應仍在上訴期間內，希望檢察官本於林益世所為與其立委職務具有密接關連性，具有實質影響力，屬於立委及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職務上行為」，針對更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違誤之處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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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期待最高法院能針對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徵詢各庭意見，確認歧異存在後敘明理由，提案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才能解決目前莫衷一是的現況，真正遏阻貪官污吏亂政斂財，恢復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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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片引自 時代力量 New Power Party 粉專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