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看一篇楊照談教育，收穫真的很多。

將近三十年前，我在軍中服役，一邊開始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所。在那過程中，我幸運地得到了一位老師的建議與協助，使我能在去美國之前，先體會了美國教育和台灣教育天差地別的某些原則，至今難忘。

申請美國大學要考托福，那時候習慣的做法，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量多報名多考幾次，從中間選擇最好的成績送去。我前後考了兩次，一次六百三十分，一次六百五十分。老師問我托福考得如何，我難免語帶驕傲地回答了。然後老師斬金截鐵給了我不可思議的建議：「用六百三十分的去申請，千萬別用六百五。」

什麼？老師腦袋昏了嗎，他不知道六百五十分比六百三十分高嗎？老師用他曾經在哈佛大學註冊組打過工的經驗跟我解釋：「托福分數是門檻，過了門檻就好，不需要太高分。」那個時代，美國長春藤大學研究所的主要門檻，低的是五百八十分，不到五百八，大概就不納入考慮了。高的是六百分，超過六百分，就通過形式檢查，進入正式審核階段。而門檻就是門檻，換句話說，審核過程中除非有特殊問題，沒有人會再去看你到底是六百零一分，還是六百五十一分。

會出現什麼樣的特殊問題？遇到亞洲學生，尤其是台灣學生，拼命靠補習拉高托福成績，如果台灣學生托福成績太高了，反而會被貼條子，要另外過一關──專人來比對你寫的自傳和研究計畫，英文程度是否和托福高分相符合。我的老師打工時遇過不少這種案例，托福分數高得嚇人，研究計畫卻寫得結巴不通，於是也就不可能通得過申請了。

老師當時語重心長的感慨，至今使我心痛。他說：在註冊組打工看到台灣學生的申請案，常常就不自主臉紅。為了那經常不知所云的研究計畫臉紅。台灣學生，會來申請哈佛大學的「好學生」，只知道要拚托福和GRE的高分，以為人家會在意你托福或GRE考高了十分、二十分，卻不知道真正關鍵的是研究計畫。量化的分數對人家來說就是門檻，人家要看的，人家藉以衡量要不要收你的，是有效的推薦信，和言之有物的研究計畫。你的研究計畫如果能夠打動系裡的任何一位教授，讓他覺得你所要研究的題目有趣或有意義，你得到入學許可的機會立即就暴增了。

台灣的老師不會寫推薦信，寫來的一看就是「通函」，沒有實質內容。更慘的是，台灣的學生不會寫研究計畫，從頭到尾沒有一點自己的看法，顯然也對自己的研究領域缺乏「問題意識」，不知該問什麼問題，沒有問題，如何進行研究？而且，托福考了高分，寫出來的英文卻沒有重點、辭不達意，怎麼可能在頂尖競爭中脫穎而出？

我的老師給我另外一個更驚人的建議，是要我申請學校時都申請博士班。等等，我才大學畢業，當了兩年兵，我沒念過碩士、沒有碩士學位啊！我怎麼有資格申請博士班？老師又耐心地跟我解釋：他知道我當時已經下了決心要走學院的路，夢想要做一個專業的歷史研究者，那就不必然要去念碩士。在美國，各種不同的學位，是按照不同的教育需求而設計的，沒有人規定念完碩士才能念博士。文科博士學程與學位，就是用來培養、訓練學術人才的，如果我清楚自己要走的路，那就相應選為那條路設計的教育。

誠實說，寄出申請書時，我心中七上八下，沒有一點把握。結果我申請了七所美國大學的博士班，沒有任何一所來要求我該有碩士學位，沒有任何一所因為我沒有碩士學位而拒絕我的申請。

於是，我飛越太平洋，開始去攻讀博士。但在台灣，我所做的，就變成了「直攻博士」，就被視為「跳級」，被當作是值得稱道的成就。過了幾年，我取得博士候選資格後回到台灣，原來的成就，很快轉成了噩夢。

台灣的教育部不承認「博士候選資格」有學位意義，但在這個資格之外，我卻並沒有碩士學位，我只有學士畢業證書，於是我就無法符合「碩士（含）以上」的學歷條件。經過艱難的說明解釋，唯一能有的妥協方式，是要我的研究所出具證明，說「『博士候選資格』等同或高與『碩士學位』」。

所裡秘書接到我的請求，真是傻眼了。我念的是一個由哈佛大學歷史所和東亞所合作成立的博士課程，全名叫「Ph. D. Program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這甚至不是一個台灣教育體制中所理解的「研究所」，這個機構和碩士學位一點關係都沒有，在他們的教育制度中，也從來不是用高下來看「碩士」和「博士」的，要怎樣證明「等於或高於碩士學位」？

體諒我的難處，秘書還是給了我那張證明。但那也就是我最後一次為了這種事和這樣的教育部規定打交道。很簡單，以後再有需要「碩士以上」學歷證明需要的，我一概拒絕。而且，容我不客氣地說一句：我還真不覺得那是我的損失。

這麼些年過去了，台灣的教育卻一直都還是一元、線性的，有多少孩子理解了別人有不一樣的教育理念，沒那麼看重你的量化分數？又有多少孩子培養了無法量化的自我學習與自我表達能力？教育在台灣，是用來選擇學生的程序，而不是提供學生選擇的可能。這樣教出來的孩子，甚至被剝奪了用對的方式申請美國頂尖大學的能力，能不讓人遺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