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流行「榜下捉婿」　70歲老進士也遭搶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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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發展到宋代變得更加完善和嚴密。作為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也受到了統治階層的空前重視。雖然在宋代，科舉還並未成為進入仕途的惟一途徑，但是想要在官場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考取功名就絕對是必要的了。不過，科舉考試在宋代所起到的主要是積極作用，選拔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參與到官僚隊伍中，而它的種種弊端則是明以後開始佔據主導的。宋代的及第舉人也獲得了相當多的優越條件。一旦金榜題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燭」也就馬上接踵而至了。

女兒嫁給狀元是家族榮耀

在唐代，取得功名後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佔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可以說，宋代士人在經過「十年寒窗」的艱苦努力之後，一旦科舉登第，得到的將會是精神、物質兩方面的超值回報。

考取功名的士人在宋代社會中所受到的重視和推崇也是空前的。宋朝人評價一個家族的興盛程度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家族，有幾個考中科舉的男子和幾個嫁給科舉出身者的女子。

雖然前一個標準是主要的，但是後者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出嫁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也不僅僅是個人角色從女兒到妻子的轉變，她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擔當聯繫兩個家族的紐帶。這一作用在當時人眼中是被重視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為女兒選擇理想的婚配對象常常是使父母傷腦筋的大事。不過，所謂的理想對象既不是女兒的個人意願，也不是從女兒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親從維繫、發展家族的角度來考慮的。

七旬進士也被搶作快婿

正因為上述原因，考中科舉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選擇佳婿的「搶手貨」，真是「十年勤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榜下捉婿」就是生動的例子。宋代在由皇帝擔任主考官的殿試結束後，就要舉行唱名儀式，此時便是「金榜」之上的「題名」見分曉的時刻。而且其間會賜予袍、笏，這叫做「釋褐」，表示已經脫離平民，步入仕途，正所謂「前日秀才，今日官人」。唱名結束後，便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舉人的宴會活動。不過，唱名和期集不在一處，這就為「擇婿」者提供了條件。從唱名地點到期集所這段路程就成了「擇婿」的地點，豪家貴邸競相在此觀望這些新及第的士人，從中挑選自己滿意的人選，行情好時，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八九」。

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在當時就有不少關於這方面的笑談。

在科場選婿者，不乏「飢不擇食」者，將習俗所重視的陰陽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拋之腦後，甚至是這位新及第進士是否還是單身都來不及考慮。曾有一個新及第的年輕舉人，體貌亦不凡，為一權勢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個壯丁將青年簇擁至其家，該青年既不拒絕，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來到青年面前，問道:「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併不醜陋，願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怎麼樣？」圍觀眾人見狀哄堂大笑，隨即散去。

有時年齡也是可以不考慮的。有一個叫韓南老的人，考中了進士，很快便有人來向他提親，他並未拒絕，而是作了一首絕句「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高官搶狀元女婿　捷足先登

現實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而且「捉婿」成功者不少是政府中的高官。宋真宗時，范令孫登甲科，當時的宰相王旦立刻就把女兒嫁給了他。即使品質有問題也是可以忽略的。還是真宗時，有一個叫高清的進士，人品和聲譽都很差，但是他剛登科，宰相寇準就馬上把兄弟的女兒嫁給了他。不僅如此，這位寇氏死後，宰相李沆又以自己的女兒做了高清的繼室。當時就有人形容這些既登科又娶宰相女的人是「天子門生宰相婿」。不過，宋代的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少不媚權勢者。徽宗時著名的「六賊」之一的蔡京就曾在「榜下捉婿」方面受挫，他曾想把女兒嫁給剛登進士第的傅察，傅察卻以沉默來抗拒。

為了籠絡住自己中意的對象，有權勢、家財豐厚者還會以錢財或仕途前景作誘餌來引誘士人上鉤。宋仁宗時，頗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的叔父張堯佐看中了剛及第的馮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並冒稱是皇帝的旨意，還擺出了豐厚的嫁妝，而馮京只是「笑不視，力辭」。「六賊」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輪考試——殿試時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洪皓謝絕了他。登第後，朱勔再次向洪皓請婚，而且送給他大量的錢財，並許以顯官，不過洪皓依舊是堅決拒絕了這門婚事。當時還流行一種給男方的所謂的「系捉錢」，為釣到「進士婿」，有的富商甚至會拿出千餘緡的「系捉錢」來誘惑，自願上鉤者亦有不少。當時就有官員嚴厲地批評這種「論財娶妻」的登科進士道：「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並進而論斷這種人是「天資悲陋，標置不高」，而且指出剛及第釋褐就做出此種「污行」，以後踏上仕旅肯定也會是貪贓枉法之徒。

「榜下捉婿」其實也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觀念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於門閥制度盛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是有著嚴格的門第限制的。到唐中後期門開始衰落，經歷五代，到宋代，門第觀念已經淡薄。上述故事中提到兩個擇婚的標準，一個是個人才能，一個就是錢財，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則與宋代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因而，對於宋代此種婚姻觀念的評價應該辯證地看，較之前代的門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不過對於後世的論財婚而言也可謂是一種濫觴。　　
原文刊載於《河北青年報》，作者：邵育欣（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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