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在房間 4 天不講話、常常離家出走：梁朝偉，一個古怪的王者】

有些人，僅管不常出現在江湖，江湖卻從未忘記過他，像是今天《尚氣》上映，梁朝偉的演技，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

後輩們無不期盼與他並肩前行，最終依舊只能望著他絕塵的背影，神秘、難以忽視，兩相矛盾的形容詞，放到梁朝偉身上沒有二元對立，反而交互襯托，存在感強烈，倒是成為無雙。

李安形容，梁朝偉是導演們的夢想；王家衛則說，梁朝偉是一個永恆的演員。

一個演員能做到讓人看見夢想、洞見永恆，無非就是長存赤子之心罷了，如何讓自己永保童心，梁朝偉做的只有兩件事：獨處，以及有意識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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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圈皆知梁朝偉熱愛獨處，甚至已到孤僻與古怪的程度。

早年，妻子劉嘉玲會邀請林青霞、王菲和張國榮湊桌打麻將，梁朝偉不大會出來打招呼，而是關在房間聽很大聲的搖滾樂，吵得客廳的張國榮直喊「我頭好暈」。

好不容易，梁朝偉走出房間，自行跑去廚房泡龍井或普洱，喜滋滋走到牌桌向朋友們逐一介紹茶品與茶道，不過大家忙著算牌、無人搭理他，最後一樣是張國榮不耐煩回應：「隨便啦，你弄個茶包給我就好。」

與朋友身在同個空間，梁朝偉彷彿活在異次元，用自己的方式向朋友傳遞善意，所幸朋友們願意理解。

張國榮就曾說：「梁朝偉是一個古怪，但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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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的古怪，是他鍾情於一個人的悲歡，還是個「想到什麼就去做」的人，從未在乎時間與場合。

他崇拜作家村上春樹與三島由紀夫，遇到喜歡段落能夠一字不漏背出。

因讀完《挪威的森林》而一個人飛去日本住好幾個月，夜夜待在居酒屋，盯著紅男綠女們酒酣耳熱的姿態，想像他們就是村上春樹口中「身在無人島、為了寂寞相擁的光屁股孩子」。

他曾搭飛機去倫敦，在公園餵一個下午的白鴿，當天夜裡就搭機返港。為此，香港知名作詞人黃偉文還曾在專欄中提起這件奇事：「雖然心想『他有沒有搞錯啊？』，但心裡還是恨不得馬上去試一次。」

梁朝偉被問起這段餵鴿奇談，笑著回答誇張了，仍向記者承認：「我是喜歡一個人跑來跑去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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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數次提及梁朝偉的「怪」。

她透露某天家裡施工來一堆陌生人，丈夫不喜噪音與人群，直接拎著行李箱就走，直至工人離去後才返家。

拍攝《阿飛正傳》，因一場吃梨子畫面拍 27 次都拍不好，梁朝偉回到家一語不發做家事，幾天後向她拋出一句「原來王家衛只是要我一個背影呀」如此前言不搭後語的體悟。

但最讓劉嘉玲難忘的，依舊是張國榮過世，梁朝偉把自己關在房裡四天，不說話，不想吃飯，直到第五天才嚎啕大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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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遺世獨立的奇特隱士，不見得代表他無情，而是把他的心思花在值得的人事物上，並且深情以待。

梁朝偉是浪漫的，曾醉心於 Lawrence Block 的偵探小說，去美國宣傳《2046》前主動寫信給作家，只想與偶像暢聊文學一個晚上。

他是念舊的，某年聖誕節前夕與張震小酌閒聊，有感而發說出十年前拍攝《東邪西毒》的對白，長達三分鐘，讓張震暗暗心驚。

他是熱情的，因《一代宗師》練詠春拳上癮，成天與導演好友麥兆輝與莊文強討論練拳體悟，煩得麥兆輝都說：「好了，別再來找我聊天了。」

甚至，他首次參加維多利亞港的帆船大賽，開心地說只想與帆船好手以船會友，結果當天比賽奪得亞軍。

一個人，梁朝偉可以做很多事。

可重點是，他都能把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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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會愛上村上春樹，我並不意外。

村上春樹是一個熱愛獨處的人，除了寫作，他也是爵士樂愛好者，每天早上出門慢跑，還深耕「翻譯」學問，將自己喜歡的英文小說翻譯成日文。

歷史中許多知名的思想家都知道「獨處」的重要性。

盧梭堅持每天獨自步行 6 小時，出版《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強調孤獨有助人類靈魂解放；吳爾芙早上十點都要獨自外出散步，聞花香、聽鳥鳴，就擁有寫作靈感；梭羅直接將自己流放到瓦爾登湖，透過半隱居學習專注。

但我認為，若想成為一位懂得感受的人，「獨處」不過是第一步，還是最粗淺的，畢竟這兩年因疫情緣故，我見到很多人都「被迫獨處」，卻也不認為他們有多開心。

於是這便回到我一開始說的：不只獨處，你還必須練習「有意識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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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說過，演員有三種。第一種演員很聰明，讓他練 30 遍他只練 3 遍就會，接著便不練了；一種比較規矩跟認真，像是劉德華，讓他練 30 遍他就會練足 30 遍。

「但是梁朝偉，他是那種你讓他練 30 遍，他會練 300 遍的人。」

一個 30 遍的事情，為什麼梁朝偉可以練到 300 遍？

這已經與「認不認真」沒有多大關聯，梁朝偉是發自內心在感受與享受這門技藝，測試看看自己能把這件事練到怎樣，是一種以玩樂心態去摸索，觀察自己可以走向哪裡。

張曼玉跟劉嘉玲，一個是演戲上的知音，一個是相愛 30 年的妻子，她們對梁朝偉的共同評價是：偉仔，他就是一個小朋友。

讓我們回想小孩子是什麼模樣？

大家是否見過小朋友獨自在家，明明給他一個破紙袋，他不但能自得其樂，甚至還會竭盡所能去「開發」這個破紙袋，把它當成包包，把它當成帽子，諸如此類。

尼采說過，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到孩童狀態，天地萬物皆為遊樂場，抱持著這種心態，你自會在冒險裡有意識地專注，學都不用學，是一種渾然天成的行為。

梁朝偉，能把泡茶變茶道、打拳變拳道、玩帆船玩到亞軍去，把自己放進世界裡，進行無窮無盡的探索。

這種人，演戲演到被封神，我絲毫不覺得奇怪。

#尚氣
#尚氣與十環傳奇

https://www.adaymag.com/2021/06/12/leung-chiu-wai-and-his-solitude-philosophy.html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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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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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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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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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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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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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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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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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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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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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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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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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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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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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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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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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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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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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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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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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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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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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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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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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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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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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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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我的碩士歲月］

大世界崩壞，我們還要生活。回帶到相當平和的日子，那些年我從加拿大回到香港，乃1997之後，當時抱着對香港很多的愛，對校園很浪漫的想像，我回到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沒錯，我也是碩士畢業。

最後我花了四年時間修讀碩士，有整整一年，我是全時間研究明星。很多人說，「現在香港人不關心時事，追星了。」其實文化產業和關心社會，並不是二元對立。當時我最終研究的題目，是「周潤發」如何作為述說香港集體文化認同的標誌。

我走訪了社會不同階層，由小老闆說他和周潤發也是從低到起打拼到有成績；到大學管理層說周潤發由沒文化變成荷里活新貴；到於深夜和一班的士司機在茶餐廳討論，懷念那個落難周潤發的生存智慧，講英文的周潤發與他們距離越來越遠。

這種跟不同階層人物也能聊個痛快的技能，也是碩士歲月磨練出來的。讀書，若不只是講究即時果效，其實真讓人有很多得着。

我也很慶幸，當年研究的是周潤發，而不是其他同樣出名，被認為代表香港的明星。

明星工業，從周潤發到Mirror,承載了小市民的期望，讓我們能忘我投入一個群體得到歸屬感。流行文化，從來不是只是讓人逃避，鑽研得深，它可以述說一個社會的精神面貎。

這一集五夜講場，很久之前已經錄影了，比Mirror演唱會和Error自肥企劃要更早。

港台節目、記者和主持，近月各種異動，但港台這個五夜講場的節目，是很有心的製作人監制，也有很有心的客席主席，不少是年輕學者。像這一集的李立峯、梁啟智和曾仲堅，各有專長，各有修行，能夠同枱吹水，與有榮焉。

有些空隙，還希望繼續說下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TtYDK2Qc0&t=687s

紐約演講餐會，和大家談談，中華兒女新世代的崛起。首先要挑戰的就是：太陽花代表台灣的新世代嗎？

當然，不論是太陽花檯面上的學生領袖，或者大批的跟隨者，他們都是台灣很年輕的世代，不少年齡比我還小。但，年紀輕就一定是「新」嗎？

很多評論說，王炳忠是老八股，保守派，老國民黨思維，所以才會反太陽花。然而，其實這些太陽花，反而才困守在國民黨戒嚴及李扁教育下的舊思維：

1. 「不反共」就等於「投共」，這種二元對立、漢賊不兩立的「內戰」思維。
2. 大陸貧窮，不能統一；大陸崛起，又是威脅的「對立」思維。
3. 不知如何應對，乾脆閉起眼睛，自欺欺人的「鴕鳥」思維。
　
下載視頻：https://pan.baidu.com/s/1jIH1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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