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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二元對立的女性主義方法論之思考

知識/理論是種世界觀，它們能讓我們更理解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但是
我們究竟要如何透過知識來理解這個世界？這個知識又是怎麼建立？這無法光透過個人
獨立思考就能完成。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勢必得去蒐集點證據和資料來論證我們
的思考。另一方面，我們個人的經驗又會如影隨形地影響我所（不）能知道。這又如何
影響我們是建構出不同的知識和生存世界樣貌。於是，問題又來了，我們到底應該知道
什麼？什麼才是值得研究的呢？我們又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蒐集我應該知道的資料？我
又該如何知道和理解我所知道的這些知識呢？然而，以上這些議題事實上非常關鍵，我
們得非常重視這些問題。因為在知識生產過程，這些往往被拿來判定這些知識是否具有
客觀性，或是學科體系能否把它們納入「知識」體系之中。

以往科學研究和客觀知識的建立，憑藉的是身/心二元對立、去身體/性化的傳統
（Mies，1983；轉引自陳美華，2005）。因此在「客觀」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若擁
有私人情感，若是「性」還參雜研究其中的話，那對研究/客觀性都會大大的威脅，或是
污染。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迷人且偉大的學術生產，往往都是來自於個人的情感。因此
，我們不要拒絕個人的經驗和感覺，因為這些都是可以成為/成就研究的。正因為處於社
會邊緣位置的人的經驗和生活，往往被貶抑、忽視，不被視為是處理社會關係的重要問
題來源。因此現有的理論也無法解釋很多個人的經驗，個人對這個世界的瞭解便可能擁
有雙重意識（a dual consciousness）。這種從個人生活/經驗出發的思考，是可以激發
出很多有價值的新問題（Smith，1999）。再者，研究者 - 參與者關係在研究的過程也
非常關鍵。如吳文煜（2002）在做公開性（public sex）研究時，他的參與者很多都迫不
及待想與他發生性接觸。我們可以發現研究者-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存有像客觀知識
模式下很簡單的「主-被動」的圖像，或是參與者被動等待研究者去發現有關他/她的真
實。兩造都是雜帶著多重的社會身份，並以性別化的性存有（gendered sexual
being）互動著。任何一個動作都可能為彼此帶來傷害，但也可能為研究取得重大進展。
可是在自身宣稱為實證科學的學術傳統下，這些事實被視而不見，因為這些情感色慾的關
係被視為會大打折扣研究的客觀性（陳美華，2005）。因此，我們不能只是在研究過程訴
說個人經驗和情感而己，這是不夠的。而是要更自覺地意識到並反省，研究者個人的社會
身分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又是扮演著什麼重要的關鍵，並思考如何把研究過程中可能
會有的控制和傷害降到最底。不可忽略我們研究者本身就是一個研究工具（畢恆達，2005
）。

因此，我們必須知道，每一個知識的宣稱，都是受限於觀看者的視角，根本沒有「無立場
」的觀點。每個知識都是有立場，這個立場也因觀看者主體位置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觀看
視角和視野（Haraway，1991）。很多看似不涉及價值判斷知識，本身便帶有價值判斷。
如在「強迫異性戀」與「同性戀恐懼」的父權社會下，很多理論都認為異性戀是天生的傾
向，是正常的。因此，我們便不會去問「為什麼人們會是異性戀」，反而會把矛頭轉向那
些「非異性戀者」，質問他/她們為什麼不會是異性戀者，逼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變身過
程。從中我們便可以看到，這些科學和研究信誓旦旦說自身是中立客觀，但是卻存有的
是這種異性戀（男性）中心的偏見。這樣生產的知識下的同性戀圖像，只不過是異性戀
眼下的同志，並不是同志所看到的自己。或是像Monique Wittig（1980）所言，只要我
們帶著異性戀直人的眼睛，就算看到一個女人搞上一個女人，她們也還是可以被理解地
非常異性戀的。

但是，若抱持每個知識都有立場觀點的我們，也該避免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避免認為
某個特定社會位置生產出來的知識，比另一個位置更為有效。因為這可能過度浪漫化弱
勢者位置所生產的知識（Scott，1999a）。再者，並沒有進一步檢驗「具有這個位置的
群體就會有共同被壓迫的生命經驗」這個假定（Scott，1999b）。如異性戀既是強制地
，又是以不易察覺地強加在人身上。它以一種意識型態來影響、形塑每個人的意識
（Rich，1980）。因此就算妳/你有同志的經驗，個人並不必然會產生反強制異性戀的論
述。意味著，不是所有的同性戀都有能力向異性戀男性中心提出疑問。另外，也不是只
有同志群體的成員才能生產出對這個群體有益的知識。因為異性戀男人也能對強制異性
戀體制提出質問。也有部分的異性戀男性，正從事著同志政治運動和學術研究。再再說
明個人意識並不是由個人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

再者，同志的現實經驗有很多不同的樣貌，受人宰制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如中產階級同
志、工人同志、身心障礙同志、老人同志……若是這些社會位置再跟既有的區分男女的
政治範疇交會時，看到的同志內部本身就可以是一個複雜的圖像，因此，我們怎麼能夠
聲稱那個社會位置的人比較具有知識優勢（epistemic privilege）呢（DeVault，1996）
？或是那個群體的同志可以代表全體的同志發聲呢？儘管所有的同志在我們的社會中都
屈居劣勢，但並非所有的同志他/她的經驗都相同，我們必須要避免過度概化。我們得進
一步質疑「把異/同性戀視為是不同的政治範疇」這樣的區分方式是有問題。就如
Marjorie L. Devault（1996）所言：只有性/別是不夠的（Gender is not
enoguh），每個人的主體位置都是非常多重的，且是多重流動的。必須要看到因性/別、
種族、族群、年齡、身心狀況等差異，是如何交織出權力不對等的社會位置。但是，也
要認知到這些社會位置的邊界並不是固定，是可以彼此跨越的，人們可以來來去去。因
此我們必須跳脫以往性/別二元對立，如把異/同性戀被當成了在生物與社會上完全不同
的群體，過度強調同/異的差異，卻未能適切注意同/異性戀之間也有異有同，這也是有
問題的。

第三，要是每個知識都有立場的話，那就無非誰對誰錯了。因為根本沒有客觀，因為同
性戀版本的故事和異性戀版本的故事都對。對於說故事的主體而言，他/她所說的故事對
他/她都是非常真實，那麼那個版本的故事才對這個現象具有解釋力呢？我們又該如何避
免落入相對主義的思考？研究的客觀性又該如何建立呢？ Donna Haraway（1991）認為，
知識是在權力來回運作下的產物。因此，研究的客觀性在於，揭露在特定視野下的社會位
置與肉身基礎之上，它們是如何生產知識這便很重要。並藉由不斷的比較各個視野所生產
出來的不同知識版本，以得出一個比較接近社會真實的版本故事。而能在知識累積、轉換
的過程，能擁有「開放且暫時」的特質。如 Gayle Rubin（1984）認為，雖然女性主義具
有多重不一的立場，在解釋性別壓迫時非常有用，但是這也可能是女性主義的侷限。如女
性主義看不到性壓迫體制的存在，且是如何與性別壓迫交織其中的運作著。這也說明了，
不論是基於什麼立場的知識/理論，也都有它自己的侷限性，有理論所無法到達、所無法
解釋的事實，因此這些理論也都是未完成的。

雖然，每個產出的知識都是有侷限的，也都是未完成的。個人所產出的知識，也可能在這
個知識累積的過程中被取代。但是，這樣知識的生產過程及產出的知識，本身就是政治的
參與，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是一種發聲的方式，並且是具有改變的可能性。為何這可
以是政治參與的方式呢？第一，知識可以是控制人們的思想、行為的工具，但是也可以
是一種解放。特別是當我們能對具有性/別盲的知識加以改寫或是丟棄，對每個人而言都
可以是一種解放。再者，隨著具性/別觀點知識的產出，它便有影響力，使得以往傳統異
性戀（男性）中心知識學科體系不能再忽視它們，這都會影響知識政治版圖的樣貌。不過
，在知識政治參與的方式也是有很多，那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呢？如現今很多的研究
仍只是著重異性戀男人和部分女人
，而忽略同性戀本身，並從異性戀男人和少數女人樣本推論到全體的做法依舊盛行。我們
必須要問的是，難道只要補充同志和女人的經驗，就可以改善現有知識的不足了嗎？這種
納入的方式，而只是讓她/他們繼續在知識體系裡被邊緣化而己。再者，它並沒有辦法觸
及這個社會學科以客觀中立自居的假定。或是我們可以採取，讓同性戀、男/女分別自行
去產出關於自身的知識及理論呢？但是這種性/別二分的學術生產分工，也是有問題的。
並沒有撼動主流知識體系有權力認定什麼才該值得研究與書寫的標準，這可能只會繼續加
固既有的性/別、公/私的二分而己。

因此，如果若想要更為有力地參與知識生產的政治過程，我們應該採取更為全面的觀點，
看到性/別、種族、階級是如何交織並成為組織社會階層的機制，注意自身隱而不見的性
/別歧視，利用各種現有的方法蒐集資料 ，且要跳脫二立對立思考的可能性，並給予歷史
向度進行思考 。才能瞭解現今的社會秩序方式是如何會組織成現今的樣貌，追問它們是
如何形成且被維持，看見多重且流動的權力關係，並描繪出行動中的個人他/她又是如何
參與其中，他/她們又是如何過著她/他的每一天（和夜）。

參考資料
DeVault, M. L. (1996). ‘Talking Back to Sociology: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29-50

Haraway, D. (1991),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Donna Har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pp. 183-201,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Henry Abelove, Michele Barale and David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227-254.

Rubin, G. (1993[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David M.

Halperin (ed.),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ress

Scott, J. (1999a),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ylsi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8-50

Scott, J. (1999b), ‘Women’s History’,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5-27

Smith, D. E. (1999), ‘Ruling Relations’ in Writing the Social.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73-95

Steinar, K. (1996), ‘Thematizing and Designing an Interview Study’ In
Interviews. pp83-108

Wittig, M. (1980), ‘The Straight Mind’ in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p21-32

吳文煜，2002，《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國立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

陳美華，2005，〈羞於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中的性、知識與權力的反思〉
發表於《2005女學會年會研討會》，2005/10/01-2，台北：台灣女性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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