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簡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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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高鐵，我們在站外攔計程車，報地址，司機一聽就問：「你們是要去找吳老師齁？」他指的是作家吳晟。我們回答：是，也不是，我們要找的吳老師是吳晟最小的兒子吳志寧。司機點點頭，說從高鐵要去溪州的客人十之八九是去吳家的，不忘留名片要我們採訪完打給他，「那個地方叫車很難，打給我比較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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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一家三口搬回彰化第三個月了。現在住的三合院就是吳志寧小時候長大的地方。老宅原先就住著吳晟夫妻與哥哥吳賢寧一家、姊姊吳音寧，吳志寧搬回來後也住進了緊鄰的三層樓房。他的妻子君君帶我們走一趟屋內，整棟房子上下樓不靠任何階梯，只有環抱居家空間旋繞而上的斜坡，像一座小型立體停車場，只不過停的是書。「父母也有年紀，想說不要爬太多階梯，當初就決定這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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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曾不只一次在訪問裡提過大學時和父親的鬥法：鄉下長大的他一直想填台北的學校、要去玩團，吳晟卻希望他唸公立學校，填志願時兩人吵到凌晨兩三點，最後吳志寧妥協填了中興；大學最後幾年，吳志寧學業成績不好，二一在即，提早退休的吳晟竟從彰化上台中，搬進吳志寧的宿舍，盯他上課、盯他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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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平常都很好，只要不要講課業就好，只要講課業就吵個沒完。」如今一家人再次同一屋簷，屋簷下的人還變多了，吳志寧三歲的女兒田田與堂姊阿 K 每天一起走路上下學、一起入鏡，在大人們的手機相簿裡黏得像一對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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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社群上，吳志寧貼文裡說得明白 —— 搬回彰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覺得田田在這裡生活會比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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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寧自己依然想念都市。「不要講懷念啦，講懷念感覺好像離很遠⋯⋯我是超愛的。」他說自己在都市裡常常 party，要練團就練團；各式各樣演出、音樂節，他是那種從第一團聽到最後一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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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在妻子懷孕中期，他意識到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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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吳志寧的就寢時間是凌晨三點半，因為十點到三點「是創作的高峰期」，加上家中錄音室都隔音，待在裡頭，完全感覺不到夜的襲來。隔天睡到中午十二點是正常，何況吳志寧所有朋友都比他誇張。「孕期的時候，我跟君君就警覺到說，完了完了，要來了要來了，」孩子是父母最嚴格的時鐘，「小孩一出生，你不可能丟著她不管她。我們就開始慢慢調、調、調，調到她出生那時候還是一兩點睡覺。」時差提前一個半小時，依舊焦頭爛額，到了三歲田田上幼兒園，非得七點起床不可。現在的吳志寧每天十點就想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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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回彰化以後，吳志寧著手整理附近的房子，要在這裡弄錄音室、辦公室。那是純粹的老屋改造，從廁所、壁癌、電路，一切邊做邊學。田田就讀的學校森林裡有塊看板，上面有吳晟與妻子莊芳華拿著鋤頭墾地的照片，這是吳家再上一代耕作的地，後由吳晟重新栽種樹林，以母親的名字命名為「純園」。吳志寧在彰化的生活與音樂事業，也就從這片以阿嬤之名的土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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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之前住永和，永和有他十多年來的錄音室。最初是和滅火器楊大正一夥人一起弄起來的，過去他們整天都在那裡練團、錄音、受訪，吃喝也都在永和；錄音室原本也作住所，隨著一群人的事業成長，各自遷出，永和依舊還是工作室、錄音室。搬回彰化對吳志寧而言不能不說是割捨，畢竟在台北一待就是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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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以及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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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樓房的廳堂，中央是一棵大樹。當初蓋房時吳家決定依樹而建，直到如今樹也還在長大，穿過建築屋頂為它而開的洞；洞的大小可靠折板調整，每當樹幹又粗壯一點，洞就跟著一起開大一些。然而即使如此設計，洞與樹終究不可能完美貼合。樹生長的樣子永遠是屋頂無法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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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女兒，是吳志寧長久的美夢。還沒有孩子之前，他常常會幻想女兒跑來，敲敲他的門，開門問：把鼻～你在幹嘛？一想到這個畫面，吳志寧就融化了，對他而言這是幸福的定義本身。田田一歲半的時候，夢想終於成真，「她真的會走路囉！會找我囉！我在房間在錄音，真的聽到叩叩叩，然後門開了，我說『嗯～要幹嘛？』，她就『找把拔～』這樣子說⋯⋯喔真的是，好幸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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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在田田兩歲多的時候又變了。「後來她就越，怎麼說呢，豪邁嗎⋯⋯我就聽到敲門的聲音變成磅磅磅，然後『把拔！你在幹嘛！』直接擠到我身上，說『我要畫什麼寫什麼，那個筆給我！』完全侵略我的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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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這樣說，臉上還是笑，「才知道說，原來也是有這種困擾的。後來我真的非得要跟她約法三章，說妳不要吵我、妳不要吵我，我在錄音，錄音的時候妳不要敲門、不要衝進來。」才兩歲半的田田可以理解，但還是很想找爸爸。吳志寧嚴格起來，自己也覺得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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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幸福的故事之後，真的都還有後續啊。」房子蓋好了，但樹不會停在房子落成的瞬間。偏偏常常是在樹確實長大的時候，屋子才在隙縫的磨合間真正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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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溪州，一方面是為了田田的快樂，另一方面吳志寧自己創作被打擾的難處也被緩解。「圳寮這裡對她來說太好玩了，她和堂姊差不到一歲，每天一起上下學。回到三合院也自己玩起來，有時候在草坪上摸來摸去⋯⋯她在這裡就不那麼依賴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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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我們和吳志寧夫妻一起前往建在林中的學校，接放學的田田回家。她手上拿著一塊饅頭衝過來，「把拔！」看見生人我們，安靜下來，貼緊吳志寧的大腿。「我們自己做的。」各種慫恿，好不容易她才輕聲說手上的饅頭是她今天學會的事。穿過樹林的路上，我們經過幾窪小稻田，幾叢花圃，都是學校裡四十幾位學生一起種的。小孩子也養起了自己的事物，這時爸爸反倒又有點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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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領悟，也是承認。「雖然這樣說，但其實我們有很多極限。我們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時間都在陪孩子。我覺得每一個想要盡力陪伴孩子的爸媽，都應該誠實地說，我們也想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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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兒如伴搖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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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自己，但孩子的出現讓父母對「自己」的想像也時時修正。搬回彰化之後，吳志寧依舊全島跑，只是行程模式必須改變。以前團想練就練，現在要把所有採訪、演出排在上台北的同一天。衝動慢慢要收進計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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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吃飯時，田田還無法點一份完整的餐，吳志寧的飲食習慣也因而一起改變。「我要點一份餐和她一起吃，當然就不能點太油太鹹太辣的東西。結果自己就變得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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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愛吃那些吳志寧口中「小朋友愛吃的東西」：巧克力、冰淇淋、糖果、果凍啊。吃是吃，最怕的是小孩還不懂節制，拿著一包果凍可能一口氣整包吃完。吳志寧現在知道小時候母親的惡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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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把一桶元本山海苔整桶藏在櫃子最上面，被我看到。我那時候很生氣，想說是把我當小偷嗎？是覺得我會去偷吃嗎？好，妳這樣防我，我就硬是要吃⋯⋯然後我就拿樓梯把那一桶海苔拿下來，一個下午把整桶海苔一個人吃光。」rocker 脾氣如今當爸，遇到女兒討零食大概也算某種輪迴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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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有時候當然那個搖滾魂就會冒出來，說：好，我要讓孩子自由決定，讓她自己學習，freedom！妳要吃巧克力，我就讓妳吃到爽⋯⋯但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她才三歲半，我真的不確定，她能夠知道吃這麼多巧克力的結果嗎？我自己一口氣嗑掉兩包牛肉乾的時候隔天還是會後悔。如果連我們都是這樣⋯⋯」沒說下去。與其說管孩子，吳志寧更像是和自己年輕時相信的自由進行內在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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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現在喜歡看 BBC 一檔卡通，英文對話的，我們就給她看；或者《冰雪奇緣》這種動畫，她迷上了，我們也擋不住。雖然對這種強勢文化以前有些質疑，但她喜歡，我也不想批評它，它有它厲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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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加入學運社團黑森林、反抗各種形式的宰制，然而此刻又無法不說：是，身為父母，自己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小孩。「我觀察到網路上新聞上常會把個體連帶著看，譬如說，一個人爸爸怎麼樣、某個明星跟他媽媽是什麼關係、他的孩子怎樣；大家都會把父母跟小孩串在一起，把前妻或女朋友串在一起，構成這整個批判。當我展現出負面或憤怒的東西，那已經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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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不斷地錨定猶疑之中，「我心裡頭負面的東西、憤怒的東西、批判的東西，我現在都傾向不想要對這個世界單純地表達。反過來，我會去做一些正面的東西、給她看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東西，對外在論述上面講一些我覺得不錯的事情。這是我現在對社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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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要不要給孩子看卡通，真是個難題。他說，田田的老師最近談到一個觀點，給小孩看太多圖像的東西會限制他們的想像；原本聽小紅帽的故事，十個小朋友腦海中會有十種小紅帽的樣子，但看了小紅帽的卡通之後，全部的小朋友都覺得小紅帽是那樣了。「我就想到我小時候看金庸，本來看小說都好好的，腦中都有自己的幻想，郭靖啦黃蓉啦小龍女啦，我都有想像的畫面。後來電視播連續劇，潘迎紫演的，從此之後我腦中的小龍女都是潘迎紫了⋯⋯就覺得老師講得也滿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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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同意，但他心中的辯論顯然還在繼續：「我覺得現在太多育兒聖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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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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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下時期一路走來，搖滾新爸們平常閒聊不聊孩子吃什麼副食品、一天喝多少水，而是聊這些與想像大眾的衝突。「孩子的出生當然淨化了我們一些，但我們認真覺得沒有不好的東西，也會沒有疑慮傳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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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洗腦吧，但也不是刻意的。我小時候常常跑去我姊的房間『預借』那些卡帶⋯⋯說預借就是說沒跟她講啦⋯⋯預借幾塊過來聽，那些全部都是搖滾樂的經典，她也沒有故意洗腦我，但許多想法還是深深受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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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放 Queen 的音樂給田田聽。〈波希米亞狂想曲〉響起時父女倆一起跳舞。吳志寧也無意向其他千千萬萬父母保證這樣是對或錯，只是，身為田田的爸爸，他喜歡這個類型的音樂。他希望，田田至少知道他喜歡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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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他談來彷彿都是小事了：問起彰化演出機會是否較少，他說表演本來就是到處跑，無關乎他住在哪裡，台灣那麼小，距離再遠可能比不上美國一個州，他並不 care 彰化裡面到底有幾間 livehouse ；又說以前的朋友看到自己當爸爸之後的變化，偶爾調侃，「但調侃也是祝福吧，大家都非常熟。朋友說我以前那個機車樣都不見了，也滿好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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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裡存滿了田田的照片，Instagram 帳號上每三五張一張田田。問田田幾歲的時候特別難帶，他說她每個時期都好可愛，翻出田田以前的照片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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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總是會快要忘記，回去翻的時候才想到，哇，那個時候她真的好小好小。然後回頭看現在，她好大了。」孩子是父母最甜蜜的時鐘。彷彿時間活生生在眼前長大，人會因為自己的小孩而對歲月溫柔起來：「十年後，其實不管幾年後都一樣，她健康快樂，我就滿足了。人活在世界上哦，光要健康快樂就很不容易，對不對？我們都在想辦法讓自己健康快樂。我有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但那就是我自己。她自己有自己的快樂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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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要變成一個給她很多壓迫感的爸爸。但做到這件事情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因為還是會有很多的擔憂，那個擔憂是她不見得能理解。我要練習放掉擔憂，放、放、放、放⋯⋯」放是放掉孩子，也是放掉一種關係固定的樣子，放過日子原先想像的美好，放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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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不憤世嫉俗，是因為有了孩子以後你會開始感受到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連結。因為田田的出生，我想要再多寫一點正向的音樂、多做一些正向的表述，不是我的心裡不再憤怒、不再批判，而是在藝術這道選擇題中，我因為她，而做了另一種選擇。因為從她出生開始，我和這個社會的關係就變得與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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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為另一個人而與自己更加靠近。吳志寧這樣成為一位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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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壇新爸系列 Ⅱ：吳志寧 ——
Freedom 是什麼？孩子讓我做一個更溫柔的 rocker
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1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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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統籌_ 蕭詒徽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洪以樺 Chair Hong
社群協力_ 曾勻之、郝御翔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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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說創作就像自己的孩子，但當自己的孩子碰上自己的孩子，到底哪個才是自己的孩子（？？？）BIOS monthly 拜訪音樂人楊大正 ft. 多多、吳志寧 ft. 田田、國蛋 ft. 小嗨，爸孩跨界，手牽手獻上一段音樂人的家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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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白天練團、晚上寫歌、假日開唱，如今白天當爹、晚上當爹、假日當爹，你可能聽過他們嗆聲，但沒看過他們曬娃，他們是歌壇新爸，喜歡請按讚，認同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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