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卦]中興大學圖書館借書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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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興大學圖書館借書 在 朱成志的華山論劍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2-19 07: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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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 中興大學圖書館借書 在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1-02-02 19: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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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不是交易,既然付出,就要知道不能問回饋。如果無法說服自己放手,就徹底認領自己對這件事、這個人的在乎吧!

    接納自己的執著,別再責怪自己太傻,承認這就是我要的。沒有人拿刀逼我煮飯、打掃、照顧老人、伺候小孩,逼人的是自己信仰的價值。做人應該如何,做子女、做母親應該如何,在奮力追求的價值與避之唯恐不及的淪落之間,我們都有自己的信仰,只是不夠堅定。

    少做了良心不安,多做了不甘吃虧。怎樣算多,如何算少,訂不出自己的絕對值,只能和他人的付出對照比較,結果永遠都在不安心與不甘心之間擺盪。

    摘錄自《#我想看妳變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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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晚安: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我自己在討論媽媽的書,也談到這個部分。因為不少媽媽,邊做邊抱怨,不但家人不會因此領情,連媽媽自己都有些討厭這樣的狀態。

    尤其已經快過年了,這個狀況會更明顯。希望用這篇文章帶著大家一起思考,這牽涉到「做自己」的議題,明天早上的文章再跟朋友們繼續探討。

    祝願您,能認清自己做不來還有不想做的事,願意為自己調整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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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就不要唸

    【文/ 鄧惠文】

    抱怨底下,通常存在著不想承認的東西。
    例如,責任。

    那些「為什麼都是我在做」的事,如果自己真的沒有責任,做起來算是布施,收手也不會有人責怪,真有人責怪,誰都知道是對方得了便宜還賣乖。就像被野狗追著要吃手上的肉包,逃掉就好,不至於揪心。
    麻煩的是,那些會邊做邊抱怨的事,到底自己還是有一份責任。如果其他一同擔當的人努力些,自己的一份不會如此沉重。看到其他人那麼輕鬆,獨撐的人免不了懷疑自己太傻。與別人共有的責任,最容易生出矛盾。古有明訓,三個和尚沒水喝。因此,子女多的父母,若不懂得按捺孩子之間的比較心態,老來可能比只有一個孩子的更無依靠。

    除了責任,還有欲求。
    抱怨者總說自己被迫如何如何,卻看不到自己藏在抱怨背後的欲求。最初本著一股熱忱,把責任擔了起來,卻沒想到事情那麼麻煩,而且一旦扛上就難以脫身。自我保護的警鈴開始大響,一邊做一邊發慌:身體會不會累壞……我是不是犧牲太多……然而,有自憐的念頭,不代表有袖手不管的勇氣,於是心裡就生出了一種交換的期待─我做了這麼多,其他人應該補償我的損耗,給我對等的回饋!
    這時,內心的欲望就順勢湧動,有人要肯定,有人要感恩,有人要愛,有人要錢,有人只想要別人的愧疚。萬一得不到,便理直氣壯的怨恨。
    從來沒有人承諾得不到的愛可以用勞苦換得。愈缺乏愛的人,愈容易一廂情願的啟動這種交易,然後落得虧損破產。任勞容易,任怨難。借錢給人很容易,討債時沒人不恨債主,情義和金錢的付出都是一樣的道理,還是避免成為家人朋友的債主為宜。

    付出不是交易,既然付出,就要知道不能問回饋。所以千萬不要輕易做自己不能甘願的事情。
    如果無法說服自己放手,就徹底認領自己對這件事、這個人的在乎吧!接納自己的執著,別再責怪自己太傻,承認這就是我要的。沒有人拿刀逼我煮飯、打掃、照顧老人、伺候小孩,逼人的是自己信仰的價值。做人應該如何,做子女、做母親應該如何,在奮力追求的價值與避之唯恐不及的淪落之間,我們都有自己的信仰,只是不夠堅定。少做了良心不安,多做了不甘吃虧。怎樣算多,如何算少,訂不出自己的絕對值,只能和他人的付出對照比較,結果永遠都在不安心與不甘心之間擺盪。

    都幾歲了,可不可以做自己,不要再比了?
    你說,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氣他們把事情推給我,害我不能做自己。
    不,你不知道。
    抱怨別人害了你,這樣就能開始做自己嗎?
    你想做的自己是什麼?

    做自己,必須不斷在各種兩難之間選擇要與不要、該與不該。既是自己的選擇,該為此負責的也只有自己。
    但我們往往不是如此。道德也要,私利也要。便宜想占,美名愛享。悠哉該我,功勞也要屬我。遇到無法選擇的局面,就跟著感覺走,任意做了傾向其中一端的事,當另一端的需求反撲時,就抱怨別人,說自己被迫無法做自己,其實是無法兼得想要的東西。有這種心態時,總覺滿腹委屈,無人了解。而別人一眼就能看出這種矛盾,對於無法在矛盾之間選擇的人,無論如何勸說,都是白費工夫,所以別人很快就會閉嘴走開。分析別人的問題很簡單,誰都會說「人生不可能兩者都要」,但看自己就不這麼容易了。
    自己決定要做的才做。凡事既是自己願意,就無需抱怨。
    這樣的精神不是很清爽嗎?為什麼我們不能過這樣的人生?

    也許是因為決定太難。關於願意或不願意,答案總是附帶太多條件。此刻覺得不願意,也不代表不會改變。又忙又累時,就想丟掉一些負擔,可是之後又想,這樣對嗎?丟棄這些,是為了騰出時間心力,做更有意義的事?還是因為這件事總是做不好,想要避開它帶來的挫折感?例如,各式各樣關於責任的抱怨中,家庭照護,特別是父母公婆的照護,引起的抱怨最為難解。身為子女媳婦的,未必是想取回心力挪作他用,而是因為無法處理近身接觸衰老、疾病、死亡時,被擾動的深層恐懼。如果不認識自己的恐懼,就無法釐清自己究竟是不願意照護,還是害怕照護。
    我經常遇到辛苦照護長輩而形容憔悴的女性,振振有詞的說著「現代女性不需要照護公婆」,事實上卻不容許自己少做一分。勸她們跟家人重議分工,她們頻頻點頭,可從不嘗試。談深了,才懂得她們最需要的還是無愧於心。不忍輕易割捨牽絆,她們盡力尋找技術和方法,希望把困難變得簡單,讓家人皆大歡喜。
    有位過來人說:「我只想把能力變好,那麼,做不來的事就會變少。」我問:「妳不介意能者多勞嗎?」她說:「有能力,頂多是辛苦,不想做時可以收起來。沒有能力,想做時做不來,那是痛苦。」
    這種執著,不也是人情的可貴?
    清爽的選擇也好,牽絆的執著也好。能夠誠實面對自己的人生,抱怨都會減少吧!

    如果歷經一番掙扎,真的做不來和不想做的事,人生後半場不願攜帶的包袱,就毅然割捨。這是需要勇氣的!開始改變承攬責任的習慣,周圍的人當然會反彈。「從今以後,我不再做這些」,這樣的態度宣告可能引起家庭風暴,家人不諒解,混亂的局面激發罪惡感。外界的指責將一次又一次考驗我們的決定,修正、重複、再修正,直到確信自己。
    原本以為會失去的,不見得會失去,例如家人仍然親愛如昔。原本以為會毀滅的,不見得會發生,例如某位手足可能在舊的擔當者退席後大幅發揮潛力。但最好還是做足心理準備,知道自己改變之後,可能衍生遺憾或憎恨。立下一個觀察標準,如果糟到一定程度還沒有出現轉機,自己也無法心安,那時再回頭獻身也無妨。
    總比持續抱怨而不做任何嘗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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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字摘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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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興大學圖書館借書 在 黃智賢世界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7-24 1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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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自強

    1
    大陸在24日要求美國關閉成都領事館。
    這是一個深思之後的審慎回應。
    因為,美國在21日極度不友善的關閉休士頓總領館,中國不能沒有對等的回應。
    所以如何回應,何時回應,考驗大陸的智慧。
    三天之後,要求美國關閉跟香港,武漢相比,政治性比較不敏感的程度領事館。
    這就顯現了北京在外交上的成熟與極度克制。

    2
    但是,美國已經暗示了,下一步,可能會關閉中國駐舊金山使館。
    這,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沒有什麼是偶然的。
    美國當然沒有發瘋。
    美國作為以戰爭,掠奪,和制度性的設計,而享受了近100年的長期霸權,自有非常冷血殘酷的精細計算,和路線設計。
    美國突然要求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休士頓總領館,當然是一個標誌性的動作。
    然而,美國把中國設定為敵國模式,不是始自這個挑釁。
    醞釀,已經很久。

    3
    之前,美國已經違反WTO 的規範,挑起了中美貿易戰,逼中國在經貿上讓步。
    但貿易戰只是藉口,因為美國談判的項目,竟然包含干涉中國的政治制度,商業模式,立法內容。
    竟然需要允許美國每年派代表團到中國考核。
    還不只這樣。
    針對中國企業,一連串假借法律的打壓。
    針對香港,台海和南海,通過一系列干涉內政的法案。
    甚至連新冠疫情,都成為中國的罪狀,每日口誅筆伐。
    美國的發言,一次比一次敵對。
    對華政策,一日比一日狠辣。
    中國每一件事,都是負面,都是敵對,都必須被制裁。

    4
    美國這幾年來,對中國做全面的妖魔化。
    因為同為中國人,美國在香港和台灣,讓台灣人和香港人異化,對大陸敵對的工作,證明是成功的。
    我們觀察到這種精細的妖魔化工程,可以怎樣快速,成功的改變人民對大陸的感覺。
    回頭在美國社會妖魔化中國,異曲同工,收效更是快速。

    5
    妖魔化中國,主要從幾點切入:

    1)
    針對貿易
    指控中國不公平貿易,佔了美國的便宜。
    無論北京拿出多少證據和數字,美國總是不承認。
    不承認,就有底氣,滿足美國人民的自傲。
    不是我們不行,是中國作弊。
    美國更不能承認,美國其實長期在金融和科技上享用霸權,佔了多少別人,包含中國的便宜。
    包含中國辛苦賺來的工錢,最後都以外匯形式,持有美元。更買大量的美國國債,支持美國。

    2)
    針對新疆,西藏和香港
    就說北京極權不民主。
    不要說,美國在新疆和西藏事務上,運用大量的假消息和錯誤解讀了。
    光是香港,不管是說2019年的香港是極權統治,或是說2020年的香港,不配有國安法治理。
    所講的理由,所持的論點,都已經遠遠脫離正常人智商的程度了。
    但只要緊咬不放,謊話,自會成為力量。

    3)
    針對台灣,說法變成是,極權中國要侵略民主台灣。
    直接否認兩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都是中國人。
    直接否認大陸的現狀,固然和西方制度不同,卻並不是極權。
    更直接假裝沒看到,台灣在持續控制言論和打壓民主人權。

    4)
    針對南海,一口咬定,中國對南海沒有任何權利。中國要建構海上帝國。

    5)
    對中國企業,則說可能監控客戶,從事間諜行為,竊取美國科技,可能危害美國國安。
    所以全面封鎖,打擊。
    打擊面從中興,華為,到軟件,平台,大學。
    用政策和法律戰,驅趕,羈押,孤立,鎮壓,最後目標,則是殲滅。

    6)
    紅色恐懼
    中國和美國,當然有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
    中國現在的制度,其實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美國,則是接近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跟歐洲各國比較接近社會主義的制度,也大有不同。
    但美國不管。
    美國利用美國人固有的,擁抱資本主義,長期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憎惡,直接妖魔化中國。
    這樣最乾淨俐落。
    直接敵我就劃分清晰了。

    7)
    文化與種族
    美國兩世紀以來,恐懼“黃禍”。
    基於白種人和西方文明的雙重優越感。
    對黃種人,5000年的中華文明的種種陌生,不屑與不適應。
    美國政府在美國社會,渲染一種白種人的危機感。
    用這種危機感,轉接為對中國人的恐懼和敵意。

    8)
    新冠疫情,則用來總結一切對中國的恨。

    6
    美國國務卿龎培歐,跑到尼克森圖書館,發表對中國政策的演講。
    他說,過去引導中國改變的做法徹底失敗。
    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呼籲要建立“自由世界”聯盟,對抗中國。
    其實總結是,因為中國不能乖乖聽話,成為美國的次殖民地,受美國操縱的傀儡衰弱國家。
    這樣的中國將強大起來,威脅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
    現在是擊潰中國的最後機會。
    美國不會等待。
    中國當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