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給葛珮帆博士上一課歷史》
（長文）

香港人，無論如何聲嘶力竭批評政府和建制派的荒謬言行，對方永遠無動於衷。

近日，個人嘗試改變策略，盡量平心靜氣跟他們講道理，希望能夠吸引不同政見的讀者，做到著名「沙灘上海星」那寓言，救多一隻就多一隻。

今天和大家分享兩個故事，主角都叫做葉興華。

第一位葉興華先生（左下東周網圖片），太太是人稱EQ（ Elizabeth Quat，依莉沙白葛）的葛珮帆（原名葛依莉），她對位於赤鱲角的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出現自由神像圖片大興問罪之師，要求有關方面拆除。

葛珮帆博士到底是否知道自由神像的故事？

自由女神像（法語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並非美國產物，它是法國政府送給美國的大禮，1885年運抵美國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封建王朝，皇帝叫光緒。

不錯，就是光緒皇夜祭珍妃那個光緒、就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那個光緒。

1886年自由女神像豎立於紐約港口的同一時間，上至袁世凱、下到李連英，仍然在金鑾殿匍匐下跪。

神像身穿長袍右手高舉火炬的外形，取材自古羅馬神話裏面的「自主神」（Libertas），當然很多人知道這代表自由，但沒太多人留意，法國人設計神像時，腳下有一截斷了的鐵鏈（上圖），象徵全世界奴隸（尤其是美國黑奴）的解放，全人類的自由，這才是自由神像的全面意義！

當我們在新聞片段看到葛珮帆博士出席國慶宴會的時候，嘴巴一張一合和唱國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歌詞第一句的意思，她明白嗎？

反對自由神像，意義上就是反對「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不就跟中國國歌的意思背道而馳嗎？

葛珮帆博士有需要向自己的支持者解釋一下，她反對的到底是什麼？
反對美國收取禮物？
反對法國送出禮物？
還是反對全人類的自由？

葉興華先生得到上天眷顧，娶得美貌與智慧並重的賢妻，實屬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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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主角也叫葉興華（右下）。

首先要提及沈旭暉，721事件發生之前兩個月，沈旭暉曾經大力介紹大灣區會是香港青年人發展事業的福地，被反對者謔稱為「大灣暉」。

其實，如果撇開政治不談，沈旭暉描繪的都是事實。

在很多大灣區發展的論壇，都可以見到葉興華的身影，有人稱他為「大灣區超級聯絡人」、又或者「大灣區青年才俊代表」。

葉興華曾經在訪問中透露，大意是他在大灣區的發展全靠2011年加入了一家法國公司AR（Augmented Reality），在這間法國公司學習和摸索，啟發了他日後在大灣區創業發展數碼生意的念頭。

本文要討論的重點，是今天香港已經真真正正淪為大灣區腳下的一個鎮。

隨便到大灣區走一圈，美輪美奐的百萬呎商場、豪華的商業中心、跨國五星級酒店.....隨處可以見到萬國旗飄揚，包括美國星條旗和英國米字旗，德意法日旗，那些商場滿佈倫敦大笨鐘壁畫、紐約自由神像裝飾、巴黎凱旋門背景....沒有任何人提出要清拆這些外國地標裝飾，一個也沒有！

但國際城市香港，容不下一幅自由神像圖畫。

如果香港人只能生活在有葛珮帆等的香港，或生活在沒有葛珮帆等的大陸，讀者會如何取捨？

That is the question.

李懂媽

世道人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 - 李怡

香港有宣揚愛的歌《願榮光歸香港》，也有被規定為國歌的宣揚對敵人恨的歌《義勇軍進行曲》。愛與恨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奏唱時除了按《國歌法》須肅立莊重之外，也應該出自真情。如果只重形式，人人像喪屍那樣齋唱其詞而不想其意，就有負作詞作曲者的初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歌詞簡單，全文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開頭和接下去多次重複的是「起來」，含義清晰，就是呼喚國民要從沉睡中醒來，從裝睡中醒來，從中國夢的幻夢中醒來。沉睡、裝睡、幻夢是甚麼生命狀態呢？接下來一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就說明是奴隸狀態。第一句點出全首歌主旨，就是呼喚國民從奴隸狀態中醒來！

奴隸，雖有當時的抗日背景，但從中國2,000多年的專制主義歷史來看，不應只是指亡國奴，更應指專權政治下的中國奴。

甚麼是奴隸狀態？辛亥革命前20歲就死於獄中的革命先烈鄒容在他的《革命軍》一書中說：「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謅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中國人做奴隸的歷史久遠，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治世」和「亂世」的區別，是國民「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下於奴隸」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已。

不願做奴隸就要「起來」抗爭，「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意思是我們面對全副武裝的統治者的武力，我們只能徒手以血肉之軀抗爭。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樣，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劇作家沙葉新在2009年曾以這句話作題目，用二萬字去描述中國的腐敗。11年後則不僅腐敗，而且專制更為嚴酷，沒有「最危險的時候」，只有「更危險的時候」，而這個「危險時候」也大幅度伸展到香港來了。所幸香港人在英國殖民地管治下當了150多年的自由人，奴性經過洗滌，於是在「無聲的中國」的邊陲，在自由被壓榨的處境下，「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敵人是誰呢？就是要剝奪我們的自由、要我們做奴隸的強權；敵人也包括本來是奴隸，卻如魯迅所說，「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的奴隸總管，即「萬劫不復的奴才」。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出來的時候就是一首抗爭之歌，現在仍然是抗爭之歌。我們不能像那些奴才般念口黃地齋唱，也不能像奴隸般地人唱我唱，而是應該體會這首歌每一句的含義，以反奴役的抗爭精神去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