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1949年啊！這時候台澎領土主權還是日本的欸～

連勝文 你這樣說是誠實的說明了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就是中國政權。沒錯！！

我們來看看 #國民革命軍 是怎麼來的好了。
1924年創立的；在叛亂政權時於北伐戰爭推翻了當時國際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北洋政府），換了政府其國家法人格仍舊沒改變，依然是後金時期建國的國家法人格。

之後發生的兩次中國內戰（1927～1937、1945.8月至今）都與台澎無關。

❣️大家有空一定要看看這個🔗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vanity=rotpnetwork&set=a.2763561250403580

題外話，看到《被出賣的台灣》講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年中國一直呼籲美國採取某些行動，要把日本趕離中國，並要求軍經協助，中國一直等到「#珍珠港事變」美國向日本宣戰以後才跟著宣戰，中國其實根本沒什麼幫忙打日本，都在忙著搞中國內戰。

陳儀在中國福建省待了八年（1934～1942年）系統化的剝削榨取，只要學生示威，就會以殘酷手段對待，其暴行可創中國紀錄。

陳儀和他的日本情婦（時為福建第一夫人）與福建沿岸日本海軍代表保持友善關係，所以當蔣介石在1942年命陳儀撤退時，他們可以安然無恙地搬運私人物品離開福建。

1945.9.2 日本簽署《降伏文書》停戰，日本天皇投降文告用詞很精準，日本表示它們將向美國、英國、蘇聯和重慶談和。所以是向「全體盟軍投降」而非中國。當天盟軍總部司令麥克阿瑟，發佈《一般指令第一號 (Directive No. 1 )》，要求「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蔣介石依照命令中的安排，在中國(不包含滿洲)、台灣、澎湖、北緯 16 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去接受日軍投降」，所以中華民國政權蔣介石他到這些地方的工作是接受日本投降，代表盟軍的身分，而非代表中國。

《一般指令第一號 》的內容是指示日本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97066.pdf

那接受投降之後呢？接下來會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進行「軍事佔領」。
1945.9.2盟軍於日本正式成立了盟軍總部；接著進入「#盟總時期」。

1945.9.20在中國重慶發表對台澎的行政組織法規，行政長官公署的任命要經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與蔣氏任命，當陳儀被命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讓華府國務院也大為震驚。在當時中國上海報紙也激起憤怒評論，中國福建商團與當時流亡的日籍台灣人團體也是向蔣介石表達抗議。不過蔣介石一仍其舊，根本原因也與宋家利益有關。

1945.10.25來台為了執行盟軍佔領所成立的「行政長官公署」，在法律的性質上，與1945.9.2盟軍於日本正式成立的盟軍總部相同，都是盟軍佔領機構，即使名稱中被刻意加上「台灣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佯裝成中華民國政權內政單位，但仍舊是「代表盟軍」，可惜的是，實際上卻被中華民國政權給掌控。

最後就是很少人知道的「#台灣光復騙局」。

❣️延伸閱讀：

👉🏻Q&A19光復節等於台澎主權移轉嗎？：https://reurl.cc/V3Dym5

👉🏻Q&A43+44:台灣不是由台灣人管理而是中華民國託管中嗎？為什麼美國代管日本由日本人管理、美國代管南韓由韓國人管理，台灣由ROC代管卻不是台灣人管理？https://reurl.cc/pmr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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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補充：
把中華民國當成台灣人的國家，才是掉入一中兩政權的框架，台灣人把中華民國的敵人當成自己的敵人在害怕。

如果願意擺脫害怕，重新了解歷史脈絡、台澎法理地位，就會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要怎樣主張，那是它的事情，若以為中國主權國家法人格內部的兩個政權的爭吵看做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爭吵，那你才是順了中國PRC的意。
PRC主張自己繼承ROC，ROC說台灣是自己的，PRC繼承ROC的話，當然也主張台灣就是自己的。

國台辦處理PRC的台灣地區事務、陸委會處理ROC的大陸地區事務➡️兩岸同屬一中。

一中國內兩個爭奪代表政府地位的政權間戰爭（中國內戰）
一中國內兩個爭奪執政黨資格的政黨間戰爭（黨爭，國共內戰）用這種視角就是把自己當作中國人。

國台辦這麼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將「中國代表權之爭」這個概念拿掉。透過將中華民國政權的滅亡跟中國國民黨敗逃連結來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所以這不是講錯話喔，這其實是一種概念操作。中華民國政權也沒有真的消失。
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沒有台澎領土主權這才事實。

問與答也寫了很多篇告訴大家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打不過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不屬於任何主權國家，不屬於中國，不是中國內戰的戰場。

而台澎法理地位是至今一直保護台澎七十年的法理狀態，讓美國可以賣武器給我們，讓《美日安保條約》可以也保護到台澎。

是中華民國政權把中國內戰問題帶來台灣，不是台灣被中華民國政權守護好嗎～

在台澎延續存在時間遠超過中華民國政權建政紀年的「台澎人」，從 1949 年開始容忍中華民國政權這個中國流亡政權到自己的土地上「避難」，什麼時候中華民國政權竟然反客為主了？

不願別人多談的歷史

文：薯伯伯

從前有一個政黨，成立初期的資金由外國資助，黨青年到該資助之外國領取生活津貼，政黨主要人物更是靠外國經費遊歷，政黨成員還要定期向國際組織匯報款項動態。

這個政黨叫中國共產黨，按現在《國安法》的定義，這個政黨早就要抄家了。

《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的作者裴毅然做了一份詳細調查，研究中共初期的經費來源（見其報告《中共初期經費來源》），內容摘要如下：

• 1921年8月初，中共創辦機關刊物《勞動》周刊，約三十人領取津貼2,035元/月，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費用均由共產國際補助。

• 1923年4月30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交中共的4、5月經費1,000墨西哥元。

•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3,000元1925年預算月領2,250元，4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3萬元以上；1928至32年，每月預算5萬元左右。1927年以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

• 1927年，中共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3萬元，開辦黨校得5萬元，7至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得款近5萬元，9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1萬元，12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10萬元。1928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

• 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6,000元/月；1927年再增經費預算1.2萬元/月。

• 1927年7月5日，共產國際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 1927年8月，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2萬元/月dk。9月6日，莫斯科電令上海共產國際工作人員：「請在年底前撥給中共17,128美元。」

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1927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100萬銀圓，對剛成立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

* * *

另，1921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出正式使節馬林來華助建中共，帶來不少境外資金，毛澤東亦有靠這些境外資金用於遊歷杭州南京。

1928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2萬元。工資不高的毛澤東，亦能抽美麗牌香煙。

1941年7月7日，季米特洛夫通知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

按2020年7月實施的《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即屬犯罪。

中共收取資金「顛覆國家政權」，還要收取大量境外資金，難怪對這段歷史不願多談，亦難怪現在對所謂外國勢力如此忌憚。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正視歷史，不容扭曲。

《中共初期經費來源》報告原文（作者：裴毅然）：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為免被刪，順便提供後備檔案連結：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1222194429/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小編快報
《柏林脈動》（The Berlin Pulse) 今天出刊了。這是德國一年一度的外交及國際關係專刊。作者群包括學者、智庫專家、政府官員。

這一期談歐洲問題的作者有波蘭外長、Moldova 總理、德國國防部長等等等。

今年《脈動》特別做了中國專題，作者有五位，分別是：
中國的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日本眾議會議員Minora Kiuchi、巴黎的中國問題專家Francois Godement、曾任澳洲駐華大使，現任外交及貿易秘書長的Frances Adamson，以及台灣的龍應台。

德國編輯在文末放了一個德國的民意調查圖表，提問是：「面對中國，你認為德國應該更強力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使犧牲經濟利益？」
答案：贊成 76%
反對 19%

小編把龍應台文章翻譯成中文，跟讀者分享。英文原文附在後面。如果嫌我翻譯得不好，那那那，那表示你英文很好，你就看英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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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三百萬人在獨木舟上
——為什麼歐洲應該關切台灣的未來

反對黨公布2020總統候選人名單的那一天，我在台北和知識圈的朋友們午餐。那悲觀的，用問句來表達自己的悲觀，譬如，「你覺得台灣還有多少年?」那樂觀的，用黑色幽默來表達樂觀，譬如，「感謝老天。香港讓他們太忙了，沒時間管台灣。」

跟德國一樣，台灣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貿易順差，在2018年是831億美元。百分之四十一的對外貿易針對中國，中國大陸市場對台灣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隨著近年來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緊張，反對黨(國民黨) 憂慮市場的優勢無法持續，而執政黨(民進黨) 則選擇強化選民對北京的不信任來抵制中國的影響力。執政黨最近提出的國安新法可能將任何被認定為為中國宣傳者入罪。

和歐洲一樣，台灣人對中國的感受也是複雜的。 當中國代表的是活躍的經濟機會時，很多台灣人就容易所謂「親中」，當中國代表的是壓迫和可能的入侵時，很多台灣人就是所謂的「反中」。問題是，中國兩者兼備。後果就是，台灣內部的分歧遠遠超過了僅只是政治和經濟的層面。

如果你知道台灣是如何一路走來的，你會覺得它今天變成一個民主社會真是一個不得了的成就。沒有革命，一黨獨裁四十年的國民黨，不管你說它是自願還是被迫，放下了政權，分享權力。沒有流血，昔日牢裡的政治犯變成今日的立法者和政治領袖。1987年解嚴以後，政權的交替基本上公平而有序地進行了三十年。

台灣安靜地進行了三十年的民主，時間幾乎和它的國際孤立一樣長。美國不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但是，就如同當年對於德國，美國也扮演了安全守護者的角色。令人不安的是，在美國宣布要把軍售台灣常態化的同時，中國也宣布，它在台灣海峽及其領空，要把軍艦和戰機的演習常態化。

所以台灣民主的威脅其實是雙重的。比較明顯的是中國的威脅，這個威脅，往往超出台灣本身的控制能力。一個不那麼明顯的威脅，卻是內部自製的。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政黨熱切拿這個威脅做為政治資本，刺激集體恐懼來強化部落式的愛國主義。這種操作的成功，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和機構本身，是個真實的危險。

國際上那些純粹為了攻擊中國而故意把台灣捧在手心讚美的人，其實讓我坐立不安。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為民主付出了代價，很大的代價，而得到今天的成果。這個成果，太珍貴了，不可以變成別人或別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來玩弄的籌碼或棋子。

德國的歷史是特殊的。德國的人民親身目睹了，如果不戒慎恐懼地去維護，一個開放合理的社會制度是如何容易地瓦解，一夜之間可以被獨裁取代。經歷了二戰，又擺脫了共產黨的歷史爭取到自由，德國可能比很多其他國家更容易理解台灣人的困境和追求。道德勇氣的來源往往是歷史的痛苦。身為歐盟的重要成員，德國有責任為世界的和平做出最大的努力，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但是，歐洲憑什麼一定要關心台灣呢?

首先，如果沒有台灣模式，全世界大概就都得接受一種說法，就是，儒家文化和民主制度是無法相容的，而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唯一邏輯、不可避免的現代中國。台灣的存在證明了一件事：未必如此。

第二，台灣本身的努力值得世界的尊敬。沒錯，如果中國是一艘航空母艦，那麼台灣只不過是一葉孤零零的獨木舟。可是在這個獨木舟上有兩千三百萬人正在追求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如果台灣是歐盟的一個成員，就人口論，台灣就是二十八個成員國(英國脫歐後二十七國)中第七大國，比波蘭稍小，但比荷蘭和比利時大。以經濟購買力來看，台灣更是名列全球第二十二。所以，歐洲可以想像剝奪波蘭人或者荷蘭人對生活方式和政治體制的選擇權利嗎?

23 Million People on a Canoe
—Why Europe should care about Taiwan’s future

Lung Yingtai

On the day when the opposition party announced it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or the 2020 election, I was sitting at a lunch table in Taipei listening to my intellectual friends uttering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The pessimists phrased their pessimism in the form of questions such as “How many years do you think Taiwan has left?” The optimists expressed their optimism with dark humour, “Thank God they will be too busy with Hong Kong and the US for a while.”

Like Germany, Taiwan operates a trade surplu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mounting to $83.1 billion in 2018. With 41% of Taiwan’s exports going to China, Taipei’s economy depends on trade with the mainland. However, given the increasing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opposition Kuomintang (KMT) in particular has been worrying whether Taiwan will be able to sustain these figures.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n the other hand, is capitalizing on voters’ intense distrust of Beijing, stepping up measures to “contain” China’s influence. Taipei recently drafted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 would make it a punishable offense to spread “political propaganda” for China.

As in Europe, Taiwanese feel highly ambivalent about mainland China: When China signifie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most Taiwanese are 23 Million People on a Canoe Why Europe should care about Taiwan’s future “pro-China”; when China represents oppression and potential invasion, most Taiwanese are “anti-China”. The problem is that China resembles both. The result is a deep division among Taiwanese extending far beyo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aiwan emerged and evolved, its evolution into an authentic democracy represent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It was without a revolution that the KMT, which had ruled Taiwa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put an end to martial law and, whether convinced or compelled to act, opene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to sharing power. Without bloodshed, dissidents who had once sat in jails became legislato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1987, power has changed hands fairly and orderly, following the results of each election.

Taiwan has been a quiet democracy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nearly as long as the four decades during which it has been iso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US does not formally recognize Taiwan but, as with Germany, acts as the country’s security guarantor. While Washington has indicated that arms sales to Taiwan will become more of a routine, China has devised a routine of its own by holding long-range combat drills and ordering its fighter jets to cross the maritime line.

However, the threat to Taiwanese democracy is twofold. The obvious one comes from China, and to a large extent lies beyond Taipei’s control. The less obvious threat is home-made, as the looming China threat tempts domestic politicians to mobilize the population’s collective fear to foment a tribal nationalism. Their success would pose a real danger to Taiwan’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ose who applaud Taiwanese democracy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China make me nervous.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fought and ultimately achieved a democracy – it is simply too precious for other people’s agendas, internal or external.

Germany has a unique history: its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first-hand how easil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may fall apart when not meticulously guarded. Having received democracy as a gift following World War II and struggled to regain their freedom from Communist rule, Germans are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understand both the predicament as well as the aspirations of the Taiwanese. Moral courage often comes from past sufferings. As a leading EU member state, German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maximize its own efforts as well as to influence others’ efforts for world peace.

But why should the world care about the future of Taiwan? First of all, save the Taiwan model, the world might have to accept the claim that democracy and Confucianism are incompatible, and that a communist China presents the only logical and inevitable path to modernity. Secondly, Taiwan deserves respect on its own merits. True, if China were an aircraft carrier, Taiwan would be a lone canoe. But standing on this canoe are 23 million people aspiring for a life with liberty and dignity. If it were an EU member, Taiwan would be the 7th largest of the Union’s 28 member-states (27 after Brexit), smaller than Poland but larger than the Netherlands or Belgium, with a developed economy ranking 22nd in the world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o we really want to return to a world in which it is imaginable that countries such as Poland or the Netherlands should be deprived of their autonomy to determine their own way of life and political system?

The Berlin Pulse 2019
龍應台專文：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the-berlin-pulse/pdf/2019/3_Koerber_TheBerlinPulse_YingTai.pdf
全本：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the-berlin-pulse/pdf/2019/TheBerlinPulse_2019_FINA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