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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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吞吐量直直落是政府無能嗎

小時候在課本上，總是把高雄港吹上天，說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三啊，僅次於新加坡與香港，怎麼2019年只排名世界第15呢?高雄是不是在某黨的執政下，逐漸沒落啊…

#重點在產業轉型

先說重點，重點就是產業轉型，那些排名叫做「貨櫃吞吐量」，簡稱(TEU) TEU為20呎貨櫃單位，意指一個港口的貨運吞吐量，所以比的就是貨櫃，你出口體積越大，重量越重的東西，當然可以獲得較高的排名，那你覺得1噸的球鞋、成衣和100公斤的晶圓，哪個值錢呢?

現在台灣早就不幫人家下游的產品組裝，台灣只做關鍵零件，台灣科技廠一貨櫃的關鍵零件，從高雄出口到中國蘇州，可以做成幾個貨櫃的產品呢?

#新加坡香港為何吞吐量大

那我們來看看新加坡與香港，新加坡因為佔據地利之便，控制麻六甲海峽，是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關鍵點，自然許多貨物會在那邊轉運。

而香港長久以來吞吐量能這個高，也是因為中國，中國世界工廠不是假的，人家就是人多、生產力高且腹地大，但過去中國碼頭尚未成熟，無法吞吐這麼大的貨櫃，所以只能依靠香港出關、入關，由香港進入到中國內地的各大城市。

#中國為何崛起 #霸榜多年

2000年後，中國的港口陸續完成建設，舟山、上海、深圳、廣州、青島等港口都已經現代化，還有一個重點2001年，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真正的成為世界工廠，自然就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那香港的排名就會往下降了。

所以高雄、香港的退步是正常的，中國的腹地就這麼廣大，人就這麼多，跟他們比名次毫無意義。

#G8工業國無一入榜

我們看看2019年世界前十大港口

1.上海
2.新加坡
3.寧波舟山
4.深圳
5.廣州
6.釜山
7.香港
8.青島
9.天津
10.杜拜

看清楚了，八大工業國組織（G8），有哪個國家的港口上榜了?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還有暫時被停權的俄羅斯；G8無一上榜，最接近的是第17的洛杉磯，比高雄還後面，歐美國家的勞工可快樂的，薪水太低-罷工(年薪465萬)、世足賽開打-罷工、歐冠杯-罷工，有看到他們在吵什麼吞吐量嗎?

這三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後，大家開始了產業分工合作，那些先進國家不願意再做體積大、價值低的傳統產業，而是跑去做體積小、價值高的高端產品，所以貨櫃吞吐量是下降的，但反而出口總值是上昇的，

#高雄如何快速重返農藥

要提升高雄的名次很簡單，把台商都找回來，請不到人工作怎麼辦?只好請那些希望高雄重返榮耀的人相忍為國，為那些大老闆們做低薪、勞累的下游代工，那排名很快就能回來了

當然，依靠港口的服務，提升港口附加價值，也是很重要的，只是我對這產業不熟，希望強者能補充。

#直播預告

6/30(二) 19:00
Cheap將與時報出版的董事長趙政岷
直播對談葛拉威爾的新書《解密陌生人》

藉由著名的重大歷史事件

由張伯倫會面希特勒
那場著名的歷史騙局說起

來聊聊為什麼 我們總是被陌生人欺騙
又要如何看穿陌生人呢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25298007867984/

推動成立新創事業加速器，發展高雄智慧港國際聯盟

我此次參訪荷蘭鹿特丹港務公司，由主管Sam Stevens親自接待並進行簡報。
鹿特丹雖為歐洲第一大港，但世界排名卻逐漸下滑，鹿特丹市政府及港務公司積極推動智慧港口及各項創新服務，以圖找回競爭力。

其中的PORTXL公司措施，是高雄可以學習的作法。
該公司由殼牌等國際企業投資組成，其目的是在港務業務、物流產業、新能源等事業上挑選適切的新創公司，給予如企業孵化加速器之診斷與協助，讓新創公司得以迅速成長，並且和全球各大重要貨運商港進行策略聯盟、推拓國際市場，強化全球佈局。

高雄港與鹿特丹港類似，國際排行從第三名下滑至第十六名，雖然交通部也正積極推動智慧港口的建置，但更應該效法鹿特丹，以市府力量協助有能力的新創公司，使其與國際各商港策略聯盟，共同提昇高雄港的商業能量。

與鹿特丹港務公司等相關單位的討論中、發現台灣的新創企業雖然擁有絕佳技術，但往往在資金募集、國際企業組織、財務規劃等面向較為薄弱，影響成長的幅度及規模，需要政府予以協助。

我在初選時提出的「產業發展基金」、「高雄銀行轉型為青創銀行」、「成立城市級台杉公司」等政見，目的即在於幫助台灣新創企業無後顧之憂，順利走完成功的最後一哩路。

希望未來有機會與鹿特丹港更緊密合作，透過國際商港聯盟等平台整合，由市府與民間成立企業加速器公司，讓企業加速器公司輔導高雄的新創公司，提昇高雄港各項商業活力，讓高雄港重回國際港口排名的前段班，達成智慧城市、經濟首都的目標。

武漢市簡稱「漢」，別稱江城，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中國三大「內河航運中心」之一，也是中國客運量最大的鐵路樞紐和航空、公路樞紐之一。「黃金水道」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塊區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統稱之為「武漢三鎮」。清中後期至民國，武漢經濟發達，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了這一美稱。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中華民國誕生於此。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並將其設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遷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搬到武漢，使其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內遷伊始將武漢定為臨時陪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焦點城市。1949年以後，武漢轉型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武漢是中國重要的科教研發和新興產業發展基地。截至2011年，武漢大學生人數已超過100萬，在世界所有城市中名列第一。截至2015年，武漢高等院校高達82所，僅次於北京。近年來，武漢經濟大幅增長，被認為是國內「唯一能夠實現製造產業升級換代的城市」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極少數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術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於深圳等極少數城市，城市創新能力在全國排名第二。
武漢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漢地區考古發現的歷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對東湖之濱的放鷹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斧、石錛以及魚叉等新石器時代遺存，經認定屬於屈家嶺文化。武漢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漢漢陽江邊的禹功磯上建有禹王廟。在黃陂區發現的距今約3500年前的盤龍城遺址，是迄今中國極少數已發現並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漢擁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為悠久的建城歷史的考古依據。
1858年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由此，漢口開始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國際大都市的轉型。此後，漢口先後開闢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國租界，40餘個歐美國家在漢設立領事館。外國各路商人先後來漢通商，從此武漢的對外貿易大幅增長，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成為全國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居全國第二位，呈現出了「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態勢。隨著漢口在商貿更趨國際化，大批外商在此興修碼頭，設立銀行，成立公司，極大提升了漢口的國際輻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漢開辦的經營土洋貨銷售、金融、航運、房地產的洋行劇增。就具體的實業經濟而言，制茶是當時漢口最大的工業，出口占全國6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義於武昌爆發，革命成功後，起義軍宣布脫離清朝，建立軍政府，成立中華民國，隨後中國各省響應，清朝被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宣告結束，武漢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地方，於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節。1912年1月，黎元洪成為臨時總統兼湖北都督。抗日戰爭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將武漢作為戰時首都據此抵抗日軍入侵，為國民政府內遷爭取時間。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部門陸續遷至武漢，蔣中正來到武漢指揮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方面力量也陸續來到武漢，國共兩黨在武漢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武漢作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各重要機關的臨時辦公地點，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2019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事件，至2020年1月23日因疫情擴散而宣布 10:00 後實施武漢市建國以來的首次全城封鎖政策；隨後當日相鄰的鄂州市、黃岡市也相繼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