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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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政治學中的美國與非洲

嚴震生

川普領導的美國走向政治極化、高喊美國優先時，它與非洲原生論的認同政治究竟有何不同？（歐新社資料照）

美國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全球第一強權，美利堅合眾國不似中華民國曾有兩個共和、法國五個共和或是韓國六個共和，它擁有兩百多年來從未中斷的憲政體制及民主治理，是人類政治史上被各國稱羨及學習的對象。

非洲與美國一樣，曾是歐洲強權的殖民地，自一九五○年代展開獨立運動後，也曾渴望建立非洲合眾國，但最終成為五十多個獨立的國家。儘管大多數非洲開國英雄曾幻想要建立類似美國的政治體制，許多國家的憲法承襲了美國的三權分立精神，也給予人民各項自由的保障，但後續的發展卻未能如願。

如果我們將大多數非洲國家取得獨立的一九六○年作為一個起點，過去六十年來非洲民主政治的道路走得並不順遂。許多倡議美式民主的獨立建國領導人走向獨裁，不少文人政治因軍事政變而中斷，大部分的非洲國會僅是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司法單位往往淪為威權獨裁者的統治工具，鮮少具有獨立性。人民的參政權或因選舉中斷而被剝奪，或因遭到打壓而無法展現自由意志。本應監督政府的媒體，無法行使第四權，新聞記者也往往成為被迫害的異議分子。

非洲缺乏民主，美國必須負上極大的責任，這乃是因為在非洲國家獨立後卅年的冷戰期間，美國的國際戰略思維是在扶持任何願意加入其圍堵和對抗共產陣營的政權，並不在乎這些國家領導人是否認同美式的民主與共和體制。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至今，匆匆又已卅年，非洲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較前卅年進步不少，但透過修憲延長任期的威權統治者仍比比皆是；在全球各地已相當罕見的軍事政變，不時會在非洲一些脆弱國家出現。

我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美國與非洲，基本上是兩個看似在政治發展上大相逕庭的區塊。早期美國政治的重點在於憲法、聯邦體制、三權分立制衡、選舉與投票行為、公民自由權等，而非洲政治的研究則側重於認同政治、族群衝突與內戰、軍人干政與軍事政變、恩庇侍從關係、世襲壟斷制度及個人統治。一九九○年代以後，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及民主衰退，逐漸成為討論非洲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

非洲的民主政治道路可說是走得跌跌撞撞，感覺有進展時，又出現倒退現象，或是新的隱憂，但卻仍然令人期待，因為過去討論西方民主政治內涵的憲法、制衡、政黨、公民自由權等，逐漸在非洲成為具有實質意義的概念。反倒是用來批判非洲民主發展障礙的認同政治、族群衝突、恩庇侍從關係、世襲壟斷制度及個人統治，如今也可用來分析美國政治。過去在非洲談的是民主倒退，現在美國則擔憂民主出現從較溫和批判的危機、衰退或失靈，到較嚴重悲觀的崩潰、終結和死亡。

我們過去是否對美式民主過於美化而相對醜化非洲的政治發展？我們是否低估即使民主制度也無法改變人類基於對權力欲望和眷戀所產生的脫序作為？當川普領導的美國走向政治極化、高喊美國優先時，它與非洲原生論（primordialism）的認同政治究竟有何不同？

若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兩個不同區塊的政治發展，或許就能謙卑地看到原來美國民主政治並沒有想像中的優雅高尚，而非洲政治也不是刻板印象中的粗糙庸俗。前者過去的掩飾及包裝，蒙蔽了我們應有的客觀判斷，如今這些陰暗面逐漸浮出，我們對美式民主應當不會存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待。（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今天是錫堃赴立法院就職的日子，很榮幸能夠和各位委員同仁們一起服務人民；以下是錫堃的就職演講全文，還望鄉親父老兄弟姊妹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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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記「 議權民授 」 力踐「 三化 」建構多元理性的新國會 】

大家好！新年恭禧！今天是中華民國第十屆立法委員就職典禮，錫堃與其昌當選立法院正副院長，首先要感謝各位委員先進的支持與肯定！

也要感謝全體國人在 1 月 11 日用神聖選票催生了一個亮眼且令人期待的新國會，更要感謝先聖先賢用血汗灌溉出台灣的民主果實，奠定台灣成為華人文化圈第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立法院是全國最高民意機關，我們將在兼顧程序正義、立法品質與議事效率下，一切以民意為依歸；本屆國會將承接歷屆立法院在國會改革上的努力，特別感謝歷任委員與院長的付出，包括第 8 屆及第 9 屆卸任的王前院長與蘇前院長，第十屆國會將在「 人民的國會、開放的國會、專業的國會 」的基礎上，繼續興革與發展。期待有一天，台灣能成為國會至上的正常國家。

未來四年，錫堃謹提出三個方向與第十屆全體委員同仁及社會各界共勉：

一、 優化國會功能：

民主政治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的體制，也稱議會政治。唯有健全的國會才會有健全的民主體制，也才會有健全的行政與司法。

西哲有云：「 醫治民主之弊，唯有更民主。」身居全國最高民主殿堂的我們，將繼續秉持民主普世價值，在議權民授的基礎上，負起國會職權整合及提升國會地位與功能的責任。

二、 強化世代共贏：

台灣是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是一家人，唯有世代合作、世代共治，才能世代共贏共榮；讓各個世代的家人無差別地肩負起國家發展的責任，已經漸漸成為社會共識。

我們將透過立法權，研議下降參政年齡，並積極監督行政部門健全法制，期能早日落實世代公平正義。

三、 深化民主同盟：

民主是普世價值，也是台灣的立國基礎。推動國會外交，用民主的軟實力爭取國際支持，是我國的利基。

在中美貿易戰正酣、台灣外交否極泰來之際，我們應該乘勢積極強化國會外交功能，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期許每一位同仁配合行政部門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推動與美、日、歐、加、澳等民主同盟國家簽訂 FTA，進而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最近數年來，中國霸權崛起，美國戰略改變，在國際「 新圍堵政策 」逐漸成形之際，位居印太戰略樞紐的台灣，面臨巨大挑戰也充滿了無限的機會。

古人說：「 聖人不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之。」因應國際新局勢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知勢知變，讓我們立法院如同廣納民意的江海，謹記「 議權民授 」，力踐「 三化 」，共同建構多元理性的新國會，掌握時勢、克服挑戰、發展經濟、完善財政、強化國防、增進人民福祉，建設台灣成為小而美的富強國家。

再一次感謝台灣人民的付託與寄望，也要請各位立法委員同仁，務必深深謹記，我們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是我們的頭家，咱大家應該共同來為頭家加倍打拼，方能不負所託。最後，敬祝大家新年如意、心想事成！

本屆美國大選出現不少爭議，特朗普確診更增添變數，不少中國評論、或香港深藍評論都借題發揮，說這反映西方制度的失敗，和中國相比是「優勝劣敗」，然後就是類似「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的論述，卻毫不理會美國為甚麼要產生這樣複雜的制度。自然更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文精神。

讓我們重溫一些101課堂的common sense。美國憲法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分權、互相制衡。由於人性必然存在自私基因，都會喜歡maximize自己利益，這也延伸到任何企業、部門、廣義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無論人有多麼崇高的理念，也需要有效的check and balance。

這不單是狹義的三權分立，而是廣義的system management，就像設計一部機器、或一個電競遊戲，如何在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節，都能得到制衡。假如一切是「三權合作」，沒有任何制衡，對掌權者自然無比efficient，想點就點。但無權者又如何？掌權集團內部的其他意見又如何？

基於這些假設，早在二百多年前，美國國父們設計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體制，去確保舉國都在無時無刻得到有效制衡，而不是依靠特務國安互相監視，確保人民能同時呼吸自由空氣。美國大選，就是這樣的產品，讓我們理解以下九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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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趙氏讀書生活》，一個歷史學者的視頻，分享學術、社會、政治經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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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總辭
#立法會延任
#國安法

城寨《敢怒敢研》第六十五集
〈回歸前香港邁向三權分立的關鍵時刻〉
➡️第一節：https://youtu.be/fiETuckuuHM
➡️第二節：https://youtu.be/1zEF1mulv4k

此時此刻辯說三權分立可能只有咬文嚼字，畢竟現實上的極權已有開動推土機將所有制度破壞。但追本溯源，還是可以從歷史中看到香港如何一路走來，慢慢建立以三權分立為目標的制度。

八、九十年代中英談判，當時英方就提交過許多建議，如何逐步充實立法及司法機關，好使回歸後有一個制衡機制，確保民主法治的運作。

當中有一些得到實踐，有一些沒有提出，有一些遇到中方阻力而不了了之。今集就請由研究員與大家分享，英國人當年覺得哪些設計可以保住香港，免於極權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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