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你以為生命是什麼？生命其實本來就什麼也不是。它根本不是從你誕生那一刻開始的，它是從你發現這世上居然還有另一個人完全了解你的孤寂那一刻，才突然開始的。人類的個體如此渺小，如此缺乏必然性；如果個體在無數降生與消亡之間還真有什麼值得留存的，那就是愛而已。」──伊格言《零度分離》 世界其實很小──互不認識的兩人之間，只需不超過六段連結，就能建立關係──這是出自196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並隨社群網站時代重新為人熟知的「六度分離理論」。反過來說，相互獨立的個體之間，無論如何也隔著一度分離。 那便是小說《零度分離》的起點──二十三世紀的未來，對生物意識活動有突破性認識的人類，依然無以迴避、降生即命定的絕對孤獨：無論此生背負多少苦難、品嘗過何等幸福愛戀，我們的痛苦與歡愉終究源於意識，源於中樞神經系統獨一無二的電位活動──生理構造截然不同的他人，無論交換過多少晝夜的鼻息與秘密，又如何能共量乃至共享、我們的生命？人類受困各自的心物二元扞格，註定獨自面對降生後、往往苦多於樂的多舛命運，「此身之牢籠，亦即此心之牢籠，亦即此生之牢籠。」 難道沒有救贖餘地──銘刻於基因之上的決定論是否可能顛覆？個體是否可能在維持自身個殊性的同時，消弭彼此間無可共量的壁障？兩相合一卻又不為對方吞噬的「零度分離」，到底如何可能？ 整本《零度分離》，便是以此探問為核心進行追索的「深度調查／訪談」。此一文體的選擇，讓科幻背景的《零度分離》讀來格外親切：（硬）科幻作品最令人聞風喪膽的世界觀設定，得以在訪談人物的登台退場、舉手投足間無痛鋪陳。AI叛變事件、虛擬偶像詐欺案、人造夢境中的罪行──讀者跟隨訪談人，在零碎證據與歷史煙塵中，拼湊出重大事件塵埃落定後、徒留幽魂般的身影：背離人群獨行的受訪者們，無不是在拋出質疑或尋求救贖，對著時代的弔詭與命運的凶暴；而訪談人又為何執著於這些離經叛道？這與圍繞她的神祕色彩是否有關──受訪者與訪談人之間的張力，因而成為反覆映出小說主題的稜鏡，以及推動劇情的動力。 「命運的凶暴」、對真相之執著──貫穿整本小說、乃至全人類歷史的追索，或許不過關乎這兩者。《零度分離》無非一本「受苦者群像」：紀錄人類如何降生於孤獨，隻身面對存在之隨機，並著迷於尋找因果的徒勞。 孤獨──經歷鏡像階段拼裝完成的、人類的自我意識，不過一個個肉塊與神經元各自獨立的牢籠。而後還有語言的斷裂：「說話對人很重要嗎？愛或親密，對人類而言很重要嗎？人們持續在索求著的，究竟是什麼呢？」語言讓人類進入得以在社會立足的象徵秩序，卻也武斷地化約了我們意識與經驗的廣闊：只有人類語言的「我愛你」，才能傳達深埋心底的愛意嗎？在前語言階段、神話之範疇，是否存有一原初的完整、「一可與時空共振、與萬物交融之廣袤他方」？ 確立了意識後，人類接著面對的，是存在，及其虛無──人類意識的侷限，讓我們難免成為互相傷害的傲慢物種。存在於世的地獄，既來自他人，也來自每個區隔出他人的自我。於是，在「被拋擲於世只為受苦」的無意義將生命零件完全磨損之前，足夠幸運的人毅然展開豪賭：將生命的意義勇敢錨定於愛情、或其他小小的替代物之上，將獨立的自我拆解、交予陌生他者手中。此一「在他人身上尋得完整」的賭局，卻也註定一敗塗地：我們交付出的自我、以及做為回饋收到的完滿，隨時會隨生命的易逝與無常破滅。命運的凶暴。「真正活著的僅是沙漠本身。」 難道我們的存在，僅是為了孤獨地受苦──人類的歷史，便是嘗試回答此一難題的歷史。即使去到了《零度分離》的未來，人類依然是著迷於尋找因果關係的物種，彷彿銘刻於基因的律令──從圖騰信仰到教會與聖經，乃至現代性以降的科學／技術理性──我們執著於找出一切現象的解釋，包括為何降生而面對命運之凶暴。是，人類當然是對神蹟成癮的生物：對解釋的渴望與相應的盲目愚信，成雙成對鑲嵌在我們的染色體上──孿生的祝福與詛咒：一如細胞核中A、T、C、G寥寥數種鹼基，竟能排列組合出「生命本身」的萬千燦爛；而與此祝福相伴的，卻是銘刻於基因上，人類註定孤獨面對命運、徒勞找尋因果的詛咒。 如果人類的祝福與詛咒早已銘刻於基因之上，受苦的人們又該如何跳脫此一遠古的決定論、此一「神意秩序」？《零度分離》至此迎來了類似韋勒貝克《無愛繁殖》式的結尾：如果人類的悲劇根源於基因，那麼社會制度與左右派等意識形態的變革，終究無從拯救我們；唯有徹底改寫基因層面的規則，才可能「突破人類文明之天花板」──「於神意之外造史。」 如果人類的孤獨早已刻寫於基因之上，你是否願意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為了真正與他人連結，而消亡自我──這是《零度分離》、但想必不會是作者伊格言，最後向讀者拋出的提問。

#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Albert Camus《瘟疫》 「我本以為殺人很簡單，有理念就足夠，再加上勇氣。但是我沒有那麼崇高，我現在知道了，仇恨之中沒有幸福可言……但我會堅持到底！比仇恨到的地方更遠！」──Albert Camus《正義者》 或許因為有過粗淺的舞台劇經驗，我多少能從《正義者》的字裡行間，想像角色的舉手投足與抑揚頓挫。也因此更能在這些鮮明面孔與字句的引導下，思索卡繆自《瘟疫》以來關懷的問題：以「正義」之名殺人，會讓你成為正義者或殺人者？反抗世間苦難的正義者，是否仍有資格尋得眾人渴望的溫情？如果對正義者來說，人間溫情終不可得，在反抗盡頭等著他們的「愛」，又是何種樣貌？ 完成於1949年的劇本《正義者》，取材自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黨人謀刺大公的歷史事件。然而時至今日，任何思索如何反抗不公的人，仍無從迴避劇本中關於反抗之難的核心矛盾：懷抱理念的高度，才能不受困現實淺灘，意識到反抗的可能與方向；有時卻不免離地太遠，看不見「人」的臉孔──無論是我們想要拯救的，或需要為此除掉的。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到底是一條不得安寧的兩難之路──理念支撐我們不向現實妥協，然而「人並不是一個信念」，我們該如何真正與想救贖之人站在一起？ 看見他人的臉孔，始終是重要的。《正義者》主角卡利亞耶夫的幾次重要覺醒，都與看見臉孔相關──行動之前，同伴便提醒他：再崇高的理念，也可能在有血有肉的行刺目標面前動搖。第一次的行刺失敗，也是因為目標身邊無辜孩童的神情，令卡利亞耶夫放下手中炸彈。即便到了行動成功被捕後，在獄中遇見革命黨人致力拯救的俄國平民，他才看清：即使理念能通往更美善的未來，對於囿於此刻的受苦者來說，畢竟過於抽象。 儘管上述諸多兩難，只要反抗關乎的是人，我們便不可能迴避他們的面孔。反抗的唯一進路，便是擁抱過程中一連串無從消解的矛盾，哪怕遍體鱗傷──「革命是為了給生命一個機會」，再崇高的理念，都無法抵銷生命本身的價值；因此為理念殺人者，只能拋出自身生命這最終的籌碼，回應矛盾。也是在第一次行刺失敗後，卡利亞耶夫體認到：要真下得了手殺人，不可能仰賴「仇恨在適當的那一刻蒙蔽雙眼」；反抗者必須走得比仇恨更遠，必須以「愛」作為行動的依歸。 從劇本中的對白，可以知道此處的「愛」，與《瘟疫》中論及「人們永遠渴望」的「溫情」不同。溫情是《瘟疫》中圍城之下「獨自一人的幸福」，是《正義者》中「忘記這世間殘酷悲慘」的短暫自私。世間確有溫情，但從不屬於正義者。反抗者放棄「生命中的幸福」，讓他們能以穩定雙手擲出炸彈、面對不領情的人民、最後從容走上絞架的，是一種愛──一種基督式的愛：「全部給予，全部犧牲，不求回報。」然而，我們到底不是人子，更不是神；卡繆筆下等在反抗盡頭的愛，是「人本主義」的愛──不求彼岸來生的救贖，只和此世的手足站在同樣的土地上，為他們貫徹反抗，與他們「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 卡繆為反抗者指出的，終究是條艱苦的荊棘之路。小說《瘟疫》接近尾聲之處，有一段醫生李厄與其摯友塔盧的對話：塔盧深刻體會到「為了打造不再殺人的世界而殺人」之中的矛盾，為此感到困惑與羞愧的他，決定堅決反對任何殺戮與禍害，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努力「成為聖人」。而李厄，選擇的卻是另一條在塔盧眼中，更為艱難、野心更大的路──「成為人」。 成為人，確實比成為聖人更困難──因為我們再也無法逃避矛盾、無法躲在抽象的信念之後。成為人，意味著看清與自己站在一起的同胞臉孔，然後出於對他們的愛，展開反抗──儘管人本主義到頭來，或許只是「群狗的約會，鼻子貼著地，嗅個不停，卻總是失望」，儘管不是神的人們，註定一次次展現人性的脆弱與無知；但只要生而為人的反抗持續下去，只要荊棘之路上有人繼續前行，卡繆的洞見便不會失效：我們人類確實卑微，但也偉大。

《瘟疫》──卡繆及其「人本主義」下的反抗 #每天為你摘一頁書 「『但是我必須對您說：這一切無關英雄主義，是關係到正直。我的想法或許令您發笑，但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 『正直是什麼？』藍柏突然神情嚴肅地問。 『我不知道一般的定義是什麼，但對我來說，它的定義就是做好我的工作本分。』」──Albert Camus《瘟疫》 1947年出版的小說《瘟疫》，是一份大疫年代的圍城紀事。卡繆既描寫疫情封城下具體的個人生活，同時細膩捕捉在一視同仁的疾病面前，集體的人性如何應對。瘟疫為全人類揭櫫的共同命運，便是死亡與面對死亡──我們又該如何回應，生而為「瘟疫患者」的命運？ 試圖看清問題的本質，往往是回應難題的第一步。在各種面對瘟疫的人性反應中，不乏有人將瘟疫視為天主為了懲罰罪人，而降下的旨意。但瘟疫畢竟一視同仁：當年幼的孩子飽受折磨後死去，醫生不禁怒喊：難道這孩子也是罪人嗎？苦難到底毫無意義，如同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洞見：瘟疫不是神罰，疾病毫無意義、更無需隱喻。 ──瘟疫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瘟疫的人們有。如同小說開頭，貫穿整份紀事的醫生李厄如此自白：確實，我們降生的這個世界，會讓無辜的孩子在苦難中死去；而厭倦這般世界的李厄，依然出於對人類集體的關懷，決定貫徹一種正直、一種唯一能夠對抗瘟疫的方式──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反對不公與妥協；與所有受苦的人一同身處圍城之中，「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整本小說李厄穿梭瘟疫的身影，化為他回應記者藍柏與摯友塔盧的字句──要對抗瘟疫，只能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或是努力「當一個人」。 ──這就是卡繆的「人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ism）的目空一切不同，「人本主義」恰恰關乎睜眼看清：我們首先是人，並終究要以這個身分共同生活。唯有認清生而為人無從逃避的苦難和命運，我們才能真正地反抗，並從中尋得「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否則一切將只是過度膨脹的英雄主義，與自認能夠為此殺人的盲目正義。 但反抗何其困難。瘟疫一如人生，無非「一場永無止盡的挫敗。」所有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如果對抗苦難是場漫長的戰役，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該渴望和平──和平不過是戰敗後，由死亡帶來最終的寂靜。無論醫者多麼盡力反抗，曾在眼前的一切有天終成回憶；薛西弗斯們又為何要繼續他們的苦行？ 苦難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苦難的人們有──降生於苦難與相應的荒謬之中的我們，反抗成了唯一證明生命價值的方式。然而，反抗依舊困難；卡繆沒有忽略，無論多麼正直的反抗者，「總有一刻人是懦弱的」。而他對此的回應是，我們仍應心懷憧憬──我們不能放棄渴望愛、渴望「人類的柔情」。 「一個沒有愛的世界就像一個死寂的世界」──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瘟疫》早已預示：在經歷直面生命荒謬本質的第一階段，以及決意起身反抗的第二階段後，卡繆創作生涯未盡的第三階段──「愛的哲學」。苦難與荒謬無從逃避，我們也不可能時刻正直堅強，只能切記不能麻木，因為「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而儘管推動我們向前的，僅僅是「人和人那卑微又偉大的愛」，也因為這樣的愛不假外求，終究成了「人本主義」反抗者最好的動力。 卑微而偉大──如同厭惡這個世界、但關懷人類命運的李厄，在小說末尾下的註腳── 「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