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有日本貝多芬之稱的作曲家佐村河內守在數日之間名聲全毀。之所以此人能與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齊名，與其曲風無關，而是兩人同樣面臨雙耳失聰，卻依然創作不輟。作為殘而不廢的模範人士，佐村河內守享盡一切尊榮與禮遇，直到他的作品被踢爆疑由他人捉刀，而失聰更可能全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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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新垣隆出面指控，十八年來，佐村河內守的樂曲多由他操刀，稱佐村河內對音樂的造詣其實不高，甚至「從不認為他聽不見」。這一聲明很快轟動全球，唱片行宣布停止發售他的作品，音樂會也宣告取消。原先享有盛名的佐村河內一下成了過街老鼠，而影子寫手新垣隆頓時成為國民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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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紀錄片《A》與《A2》奠定影壇地位的日本導演森達也，為了深入了解事情始末，獲得佐村河內與其妻子香的首肯，將攝影機帶進了他家，開始了長時間的紀錄旅程，拍攝出了《貝多芬的謊言》（2016）。佐村河內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他希望森達也能夠藉由其作品為其平反。然而，對於森達也而言，究竟佐村河內是真是假，他也難下定論。對於早被媒體觀念洗腦的觀眾而言，更不免保持著坐看佐村河內出糗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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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村河內不時展現了他的聽力障礙證明以及他與新垣隆通信討論作曲概念的信函，雖然他承認自己確實隱瞞了自己有一名密切的工作夥伴，確實難辭其咎，但是他堅稱自己確實聽不見，也真的實際參與了作曲。然而，當事件爆發當下，媒體卻選擇性忽略了他的醫生證明，緊咬他沒有殘障手冊，也只願意片面炒作新垣隆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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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經歷了幾次媒體來訪。其中一段，佐村河內向邀請其參加新年電視特別節目的電視台表明他的煩惱，即「我不上電視，你們會報復我；我上了電視，你們會取笑我」。雖然電視台方面不斷表明誠意，但佐村河內仍拒絕接受邀約。事後證明，佐村河內的臆測可說完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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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達也自己對佐村河內有什麼看法，其實觀者難以從電影編排當中立刻得知，他始終客觀的呈現佐村河內對媒體的怨懟。不過與其談論佐村河內究竟是不是一個說謊者，森達也倒是傾力呈現了一個人面對眾叛親離的心理狀態。曾經的媒體寵兒的佐村河內，在面對一連串指控之後，他幾乎失去了所有，不僅僅是他口中的四百名好友，他更失去了站出來為自己澄清的任何公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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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立場也是不難理解的，先前主流媒體已經為「誤信佐村河內的音樂成就」而公然道歉了一次，如果又得再為「冤枉佐村河內」再一次出面澄清，勢必對媒體形象都有傷害。加上沒有任何具有影響力的組織團體願意為佐村河內背書，選擇將他邊緣化，眼不見為淨，大概最取巧但也實際可行的策略。同理，當初踢爆的記者與新垣隆更是能閃就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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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觀者跟隨著佐村河內的腳步，逐漸對其建立信任感之後，一次美媒的訪問，卻再次動搖了觀者對佐村河內的信任。美國媒體要求佐村河內現場展現他的演奏能力，佐村河內卻以「樂器扔掉了」為由婉拒，也無法清楚解釋他與新垣隆的溝通方式。但當觀者重起疑心之後，佐村河內在片末卻以近乎完美的儀式，來向觀眾釋疑，堪稱峰迴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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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達也最終成功的藉由《貝多芬的謊言》為佐村河內平反了嗎？事實上，紀錄片終究離現實甚遠，導演總能輕易調整素材的編排順序，創造出對自己觀點有利的作品。因此，若森達也有心，本片依然可能只呈現了片面的事實，甚至佐村河內也許真的是演技出眾的健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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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森達也的本意並非是藉由電影證明佐村河內的清白，而是將本片視為一面照妖鏡，照的妖，表層是媒體亂象。更深層，則是世人總是輕信媒體謠語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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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職員表結束之後，有別於一般電影放無關緊要片段的習慣，森達也竟放置了一段全片最發人深省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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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達也首先表明當日是最後一天訪問，想請教佐村河內這段日子以來對他有什麼隱瞞。佐村河內頓時陷入無語長考，電影戛然而止。筆者當下的反應，是將其解讀成，也許佐村河內確實有所隱瞞，但是不願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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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達也在映後座談主動提及了這個收場處理。他說，就他自己的論點，如果佐村河內立刻回答，稱自己無所隱瞞，那對他而言，才更像是在說謊。此說確實饒富趣味，倒不是以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騙子，而是觀者的兩種反應乃成為了導演創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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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不說話就是騙子或是無辜者呢？每一位觀眾都會在當下猜測佐村河內的心態，這是很正常的。這種對人心沒有根據的猜忌，幾乎是人的本能，常人總是對「開放性結局」不耐，這沒有對與錯的分別。但，就是因為這樣的留白，讓觀眾對佐村河內重新得以審視自己評斷一個人的準則。一個觀眾，終究只是一個人的看法，倘若是一個掌握話語權的人選擇去曲解或過度解讀，也許就能塑造出一個定論，無論這個定論的真實與否。媒體的力量，終究源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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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方才所言，電影敘事終究掌握在導演手上。《貝多芬的謊言》的最終留白，其實也再再證實了先前的論述，森達也拍攝本片絕非單純為了幫一個人平反，否則，他大可以等到佐村河內回答「沒有」之後讓影片結束。他讓影片留白的抉擇，頓時讓影片的意義昇華了一個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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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森達也稱本片在日本上映後收穫了不錯的迴響，也有人表態有意要發行森達也在片中譜的曲。但很不幸的，唱片公司老闆最終仍不願批准計劃進行，因為老闆認為，多半民眾（尤其沒看過紀錄片的觀眾）還是不會願意給佐村河內機會，發行這張唱片估計不會有賺頭。如此不問事實，只問自身利益的心態，讓佐村河內依然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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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在訪談中也曾提及，「不知道台灣的媒體是不是像日本媒體這樣？」聞言，相信台下觀眾多半也是心有戚戚焉。可不是呢？洞悉人性的森達也自己又補了一句「我相信應該也差不多。」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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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細究《貝多芬的謊言》的缺失，筆者認為則是導演刻意要將佐村河內與妻子香的關係拉成本片大主軸。這個編排其實沒有不合情理之處，然而，過度的刻意就顯得粗暴了一些。逼問佐村河內究竟愛不愛妻子的一場，是導演過度介入的例子。不過作為一個幾乎跟受訪者經常性相處的導演，森達也無心之中（或有心之中）也將自己視為受紀錄者的一部分，參一腳說出了一般觀眾都想說的話，好像也是無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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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的謊言》（2016）：媒體亂象源自人性
http://wongwonder.pixnet.net/blog/post/22250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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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貝多芬的謊言》中的佐村河內守。）

桃園電影節

今(24)日林佳龍委員在社福及衛環委員會針對單耳失聰人士的社會救助與福利質詢內政部曾中明次長、社會司簡慧娟司長、以及教育部社教司黃坤龍副司長。由於目前單耳失聰不符合身心障礙的標準無法申請社會救助與福利，在質詢中林佳龍並要求曾次長手遮一耳短暫接受質詢，感受單耳失聰者的不便。林佳龍也要求內政部應將單耳失聰從寬認定納入身心障礙保障範圍。

林佳龍提出目前身心障礙手冊對於聽覺機能障礙的訂得相當嚴格，導致在實務上非常多的問題，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公告的「身心障礙等級」規定，聽覺機能障礙等級標準如下：
1.「輕度」：優耳聽力損失在五十五至六十九分貝者。
2.「中度」：優耳聽力損失在七十至八十九分貝者。
3..「重度」：優耳聽力損失在九十分貝以上者。
林佳龍向在場官員表示，所以現在有聽覺機能障礙的人，若只有一個耳朵聽力損失，即單耳失聰的話，是不符合目前身心障礙的標準。林佳龍指出由於單耳失聰的學童,並無法納入身心障礙手冊的領取範圍，無法像雙耳失聰的兒童可以請領電子耳等輔具補助，更不屬於特教範圍。所以單耳失聰的孩子只能進入一般學校就讀，求學過程中經常面臨走路不平衡、上體育課會跌倒，上課聽不清楚，可能老師會認為他上課不專心聽講，在校孩童經常會受到同儕的欺負。林佳龍認為，慣用單耳更容易加速他聽力的失衡，也懷著正常耳朵聽力受損的恐懼，心理上的衝擊超乎身體障礙的傷害。

林佳龍質詢教育部黃副司長，教育部的特殊教育法子法草案中第九條，沒有納入單耳失聰的學童，全面犧牲了單耳的就學環境的權利，這樣合理嗎?教育部特教小組邱專員答覆，鑑定辦法在今年有修正，但對單耳失聰的確沒有納入，不過特教評估是比較寬，會依照需求來判定，也就是說特教的判定的範圍比較寬。曾次長則表示，身心障礙者的判定是經過專業的鑑定，是比較嚴格。

林佳龍以一真人真事蕭先生的故事向內政部質詢，對失聰者判定這麼嚴有沒有道理?林佳龍當場念出蕭先生的陳情信：「我是一個右耳重聽的人，也是丙等體位的平常人，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不多，在求職中飽受不少異樣眼光，也不是很順利，但我繳稅是平常人，郤要受大眾以殘障人士來看待，真想要做殘障人士...如果要把我們當殘障人士，可以請快速通過法律來執行。」林佳龍向官員表示，政府的認定裁量影響單耳失聰者不只是在就學還包括就業。

林佳龍在台中已經連續七年舉辦過針對身心障礙家庭「有愛無礙真情之旅」，起源自一位成功的遊覽車老闆，他有兩個身心障礙的弟弟，每當學校遠足或旅行，他就要在家裡照顧兩個弟弟，所以他發願照顧身心障礙者，又因為身心障礙家庭信任林佳龍的號召，於是每年由林佳龍帶隊，這位董事長出五十輛遊覽車帶身心障礙的小朋友出遊。林佳龍也向在場官員表示，因為聽障朋友常使用電話簡訊，他也協調中華電信對聽障朋友降低簡訊費用，這都是民間走在政府之前。林佳龍要求內政部應將單耳失聰從寬認定身心障礙納入身心障礙，「司長可不可以研究?研究後若要以修法來解決，我就來提!」，內政部表示，會跟衛生署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回報林佳龍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