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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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台北原本可以是亞太營運中心，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現在上海浦東那些國際企業總部大部份會設在台北，台北的金融早就超過香港。高雄原本可以是亞太轉運港口，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高雄港的吞吐量不會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滑落，洋山港也起不來。沒有戒急用忍，香港經濟不會飛躍、台灣不會停滯。台灣經濟應該會接近新加坡，韓國香港都看不到車尾燈。

【杜震華教授：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除了製造中心以外，這一切多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李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道長很棒的一篇文，從不被寄送的三本書聊起！

「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 -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