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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流到2009年，一個偶然的忽發奇想，讓我成功訪問到首次訪港，天生冇手冇腳的澳洲人力克胡哲 (Nick Vujicic)。Nick自細受盡歧視，八歲諗過結束生命，還幸父母支持與鼓勵，佢勇敢活過來。而家佢擁有一個美滿家庭，係4個小朋友嘅爸爸，仲巡迴世界各地宣揚正能量。12年前佢喺訪問中講過：「你一旦放棄，一定冇希望。」

幾年後逛書局，見到熟識的小軀幹封面，係Nick嘅新著作《Limitless》。全書有50個章節，全部都係佢日常勵志短篇小故事。由於每個獨立故事只有2至3頁，唔洗追連續劇咁追著睇，亦好容易睇，好啱平時難抽時間坐定定打書釘嘅我。偶然我喺生活中撞板，傷心失意時，從櫃桶攞出Nick的著作，隨便翻開一頁，都係我嘅心靈雞湯。就好似呢日來露營車無聊放空，甚至「辦大事」時，隨心揭到第28章，第一句已開宗明義話：「To pursue your dreams you have to take action. Move it or lose it. Act or be acted upon……」成個人立即振作起來。

呢本《Limitless》，我都睇咗好多年，係時候搵多啲新嘅心靈雞湯。上網搜尋「Nick Vujicic」，先發現佢呢幾年不斷有新著作。冇乜時間行書局，又冇力托書返屋企，我會喺英國網上零售書店 Book Depository買，因為佢哋有2000萬本書，梗有一本啱我心水，而且免費送貨，無最低消費。即日起至8月1日，用我嘅優惠碼「AKINA10」買書，仲有9折優惠。書展期間去會展Hall 1C-016， 仲有額外優惠，亦有國際著名作家講座𠻹，等我17/7去簽書會時，順便去望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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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

（轉）

【有關司法機構被官營媒體攻擊的聲明】

《人民日報》於2020年12月27日發表一篇抨擊香港法院在一宗涉及知名人士的案件中批准被告人保釋的評論文章，而文章發表的時候該獲准保釋的決定已進入上訴程序，我們就此表示嚴重關注。文章攻擊法院的判決，並形容《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惡名昭彰，極度危險」，以及是「亂港禍首」。該報斷言在黎智英案中，不准保釋須是前設的常規，並要求司法機構「作出正確選擇」。文章又認為已經有足夠證據顯示黎智英已觸犯國安法第55條，該條訂明某些案件可以移交中國大陸審訊。當上訴委員會將於2020年12月31日就政府申請上訴許可召開聆訊，由國家政權控制和營運的報章刊登該篇評論文章，令人尤其擔心及被視為是試圖干預我們獨立的司法機關的程序公義。

作為致力守護長久以來珍而重之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的法律執業者，我們認為有責任提出以下關注，並以個人名義僅此聲明：

1、 官營媒體對司法機關毫無基礎的攻擊應當停止

在數位親建制人士及官方控制和營運的媒體 － 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 要求「司法改革」及嘲諷「黃官」的日益壓力下，出現上述評論文章，我們深表憂慮。我們注意到司法機構自今年9月以來，已就對其日趨激烈的攻擊發表了四份聲明。

誠然，公眾有權討論及評論法院的裁決及其根據的事實及法律，惟討論不應流於憑空論斷、政治抹黑，或企圖向法院就某些案件的裁決施加壓力，否則公眾對司法機構的聲譽、專業和獨立勢必受到嚴重破壞。特別是《人民日報》刊登的評論文章，會被視為明顯地向法院將要審理的案件施加壓力，此舉可以是違反審理中的案件不應評論的原則，以及有損公平審訊。這些攻擊應當立即停止。

我們亦呼籲律政司採取行動，維護司法機構免受官方控制或營運的媒體作出毫無基礎和不實指控。正如高浩文法官在其判詞中指出，「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香港，傳統上法官和司法機構是不會公開地就針對其裁決和個人而作出的不公平和不適當的批評為自己辯護，而傳統上負責律政的官員則有責任反駁錯誤的指控，以維護司法機構和個別法官。」

2、 公平審訊及無罪假定

不論如何解讀，香港特區政府有法律責任保護每一位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包括公平審訊的權利。我們質疑一旦涉嫌觸犯國安法第55條下，該等權利是否仍然受到保障。理由有兩方面：第一，我們質疑中國大陸在刑事審訊的程序中，對公平審訊是否有足夠的保障，那是由於中國尚未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亦是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第二，12名香港居民於2020年12月28日在深圳鹽田法院受審的案件，沒有公開審訊，他們亦沒有權選擇他們委託的法律代表，令人質疑香港特區政府有否履行其法律責任。

上述關注，反映國安法無法為被告人提供足夠的基本人權保障，並在法律上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正如英國最高法院院長賓漢（Lord Bingham）在其著作《The Rule of Law》中說明，法治的核心是在一個地方裡，所有不論屬公共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都必須受法律的約束及保障，而法律必須是公開和預先頒佈，以及由法院公開執行。因此，我們促請有關當局嚴格遵守法治原則，自我約束，以及謹慎運用國安法賦予的權力。

帝理邁
林洋鋐
彭皓昕
蔡頴德
黃耀初

2020年12月30日


【Statement on Continuous Attacks on the Judiciary and
Art. 55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e note with grave concern that on 27 December 2020, l the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anr editorial piece criticizing a decision in respect of a bail application that is currently subject to an ongoing appeal. In attacking the judicial decisions in Apple Daily founder, Mr Jimmy Lai Chee-yin’s case, the People’s Daily has labelled him as a “notorious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an “insurgent”. It added that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bail should be the norm in cases such as Lai’s and urged the judiciary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The commentary further claimed that there were sufficient grounds in Mr Lai’s case for invoking Article 55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NSL) - which allows certain cases to be transferred to Mainland China for trial. This type of commentary appearing in a newspaper run/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the Appeals Committee would soon be hear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on 31 December 2020, is particularly worrying and borders on an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Hong Kong’s independent judiciary.

We, the undersigned, in our personal capacity and as lawyers committed to safeguarding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judiciary, we feel duty bound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matters:

(1) Unfounded attacks against the judiciary by state-run/controlled media should cease

The above-mentioned commentary was made amid intensifying calls for “judicial reform” and deriding “yellow judges” from various pro-establishment figures and state-run/controlled media, including Wen Wei Po and Tai Kung Po. To that end, we note that the judiciary has had to issue a total of four statements since September this year, in light of the intensifying attacks mounted against it.

Whil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ve the right to discuss and comment on court rulings for reasons grounded on fact or law, such discussion should not cross into bare assertions, imputations of political bias, or attempt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Judiciary to decide specific cases in a particular manner. Otherwis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ntegrity, professionalism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would be seriously undermined. Notably, the commentary published by People’s Daily, could be perceived as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judiciary to decide a pending case in a particular manner, which breaches the sub judice rule and could prejudice the accused’s right to a fair trial. These attacks should cease immediately.

We also call on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to take action to defend the Judiciary against unwarranted accusations led by state-run/controlled media. As Judge Russell Coleman noted in his judgment, “it has been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Judges and the Judiciary do not speak out in defence of their decisions or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unfair and inappropriate criticism [...] 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like Hong Kong, it was the tradition that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as the duty of defending the Judiciary or individual Judges against wrong accusations”.

(2) Concerns about fair trial and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the legal obligation to protect any Hong Kong residents, whose rendition is sought, from violation of his/her fundamental and non-derogable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We question whether such rights can be guaranteed upon invoking of Article 55 of the NSL. The reason is two-folded. First, we question whether China has adequate protection on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during the criminal process, as mainland China has not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nd has been long criticised on such. Second, the fact that the 12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stood trial at Shenzhen Yantian People’s Court on 28 December 2020 were denied the right to open trial and the right to appoint lawyers of their choice, casts considerable doubt on whethe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 fulfil its legal obligation.

These concerns reflect that the NSL lacks adequate protections to safeguard an accuse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lacks legal certainty. As Lord Bingham wrote in his book, The Rule of Law, at the core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notion “that all persons and authorities within the state,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should be bound by and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laws publicly and prospectively promulgated and publicly administered in the courts”. Accordingly, we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uphold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rule of law and exercise restraint and caution in invoking its power under the NSL.
Mark Daly
Michelle Tsoi Wing Tak
Kenneth Lam
Davyd Wong
Janet Pang Ho Yan

Dated this 30 Decemb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