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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ubtle低調產品中有20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1萬的網紅盧斯達，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機關中的算盡者 | 盧斯達 on Patreon】 梁家傑對傳媒上說，因為國安立法，已經推掉兩個外國議會的網上訪問邀請，原因是如果會上有人發表中共中央不喜歡的言論，他不發聲就會代表默認，可免則免，既然國安法已經立法，與其「送頭」，不如低調點保留實力，報道說：「公民黨未來亦會轉向低調」。 這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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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7 15: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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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0 1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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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中的算盡者 | 盧斯達 on Patreon】
梁家傑對傳媒上說，因為國安立法，已經推掉兩個外國議會的網上訪問邀請，原因是如果會上有人發表中共中央不喜歡的言論，他不發聲就會代表默認，可免則免，既然國安法已經立法，與其「送頭」，不如低調點保留實力，報道說：「公民黨未來亦會轉向低調」。
這話放出來，不知道中國怎麼看，但更證明了中國或外界對公民黨的看法——這一切只是政治上的投機，是一國兩制玩假時出現的潮漲。中國固然不會同意他們的立場，今後更不會有一種對敵人的尊重。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寫了一篇文，大概是定性公民黨的「本質」乃「一個對抗憲制的政黨」，大概也可以視為北京的某種意志。作為對比，香港民主黨始終是老老實實在黨綱寫明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以歷史分期來看，公民黨誕生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更與反對 23 條的 03 年大遊行緊密掛鉤。民主黨裡面的很多人，包括司徒華，與中國素有淵源，互相不同意都被視為兩夫婦在床上打架，終不是分家；公民黨的主要人物卻被中國視為文化上歸屬於歐美憲政秩序的外來人，脅法治以自重，熟悉英美澳加多於熟悉中國。
公民黨是市主義的，與中國關係淡薄，等於是香港出現了一批沒有本土主義之名的本土主義者。當時公民社會因為 23 條立法，而首先嘗試定義「香港核心價值」作香港之所寄托，後來這些都肯定成為影響公民黨的核心理念。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分別很 subtle，門外漢就看不懂。民主黨的核心理念始終是忠誠反對派，早就自報家門不會潛越最高權力，也就是說不會把「一國兩制」當真的玩；而公民黨則說要做「執政黨」、創黨時不把大中國主義的「平反六四」放入黨綱 (但操作上也不會缺席)、也是他們在泛民老黨之中最早作狀和應「本土」，把一國兩制當真玩，因而最終被剔出「忠誠反對派」的預備列。
兩大黨的分別，就是當香港人開始族群上敵對中國自由行，民主黨那些人反對是真心的，而公民黨反對只是認為這樣的站位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及王道，最終公民黨的本質都是將香港想像成一個自守而通外的中產都市，與中國最好沒有關係，也因此更適合被更進步的分離主義推前一步。
中國重點 DQ 公民黨的人，而不是民主黨或其他人，是因為中國本能上看準都會主義者怕癢怕痛，從政是副業，機會成本很高，是社會主義鐵豢一擊可以馴服。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民族主義者倒是打散了又會撒豆成兵，產生烈士，烈士又影響其他人，死不斷氣；都會人是「哪裡有自由，哪裡是我家」，不會有烈士，所以 DQ 對公民黨的效果是立杆見影，符合政策成本效益，而梁家傑向外界自報家門說不會再搞、成員也跟抗爭派的活動保持距離，也許便是在北京眼前自證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修理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絕活，慢慢就演化成敵我矛盾。
對中國來說，抗爭者是不可能自我啟蒙，必然是受到上一代蠱惑，或者是因為本地共產黨和政府體系民生搞不好而迫出來的流寇。主要敵人反而是一班八面玲瓏、舌燦蓮花的識玩一族。中國對香港的民主承諾當然是策略性，不是玩真的，上一代從政者也是知道的，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一點本土的頭緒，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便把這個虛假的承諾當成真的搞，迫得北京「不能下台」，而且也擺出一個姿態就是香港民主化之後，普選的政權自然落入他們手中。不只是土共出局，有一些愛國餘緒的民主黨也會出局，「做執政黨」的意思便是如此，也許很多年前就暗下殺機了，只是中間出現了本土派要入議會，先打了他們，先孤立他們；公民黨在 2016 前後還賺了一個間接統戰的時間差。
這些年來他們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技術已經出神入化。他們脅著民意向北京討價還價，也脅著北京向香港人討價還價，暗示他們的存在是一國兩制的有險可守，所以每次選舉都要支持他們。其不斷情緒勒索選民、排擠挑戰者的基礎，是選舉永續下去，乃為將來的民主選舉操練，要達成港人治港就要有(他們的)選舉力量，否則政權就會落入親建制派手中。畢竟他們說了那麼多年的都是雙普選寫進了法典，寄望外國會給壓力，中國始終會開放選舉，然後香港本地政黨就可以收割勝果。
所以民眾和從政者的巨大疏離感，是前者已經感受到家門前的壓迫，後者則是在建制遊戲中等待成為執政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對中國來說，香港的都會懷舊者，是戰術上被藐視者，是王明，他們認為這些人終究會被歷史和群眾拋棄。
至於香港人自己，這個年代的公民社會已經完成了根本化，與上一個十年的公民社會，是一個互不相認的傳承關係。市主義的思想從前途談判到 03 年提出了，但終究是在一無所有的人們手上實現操作出來。因為都會的既得利益者，是靠英殖以來的社會環境風山水起，他們的心不會輕易改變過來，也不需要改變，因為反過來說這個物種的生境非常單一，只要惡意地破壞這個生境，這個物種就會自己雞飛狗走，也有能力雞飛狗走，更容易投入外國的文化和政治懷抱，不會變成本地流寇，把他們從建制清除出去剝奪其根本力量就是。權力的大判在清除「不稱職的本地代理商」。土共的「治理能力」也被中國批判，更何況其他在位置上等著的人。
中國的帝皇劇總是有皇帝突然殺死太子皇爺的戲份，知道花落誰家之前，是滿地的櫻花屍骸，是 candidate 之間的內戰。一國兩制既然是策略性的，那建立中途對很多人的優禮則也是策略性的。整條選舉產業鏈被連根拔起也是策略的自然成熟而不是突變。他們說想要忠誠反對派，但又明說了公民黨有反憲制的「基因」因此無份，這還是泛民釋出善意接受委任之後，說明了一切只是斬頭之前的惡意羞辱，下不下跪都不會改變戰略目標。
不是 candidate 的人，固然沒有權力的庇護，隨意被警察和法治所欺負；但與體制有淵源的，潮漲時順風順水的，背脊可能更加涼浸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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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放出來，不知道中國怎麼看，但更證明了中國或外界對公民黨的看法——這一切只是政治上的投機，是一國兩制玩假時出現的潮漲。中國固然不會同意他們的立場，今後更不會有一種對敵人的尊重。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寫了一篇文，大概是定性公民黨的「本質」乃「一個對抗憲制的政黨」，大概也可以視為北京的某種意志。作為對比，香港民主黨始終是老老實實在黨綱寫明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以歷史分期來看，公民黨誕生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更與反對 23 條的 03 年大遊行緊密掛鉤。民主黨裡面的很多人，包括司徒華，與中國素有淵源，互相不同意都被視為兩夫婦在床上打架，終不是分家；公民黨的主要人物卻被中國視為文化上歸屬於歐美憲政秩序的外來人，脅法治以自重，熟悉英美澳加多於熟悉中國。
公民黨是市主義的，與中國關係淡薄，等於是香港出現了一批沒有本土主義之名的本土主義者。當時公民社會因為 23 條立法，而首先嘗試定義「香港核心價值」作香港之所寄托，後來這些都肯定成為影響公民黨的核心理念。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分別很 subtle，門外漢就看不懂。民主黨的核心理念始終是忠誠反對派，早就自報家門不會潛越最高權力，也就是說不會把「一國兩制」當真的玩；而公民黨則說要做「執政黨」、創黨時不把大中國主義的「平反六四」放入黨綱 (但操作上也不會缺席)、也是他們在泛民老黨之中最早作狀和應「本土」，把一國兩制當真玩，因而最終被剔出「忠誠反對派」的預備列。
兩大黨的分別，就是當香港人開始族群上敵對中國自由行，民主黨那些人反對是真心的，而公民黨反對只是認為這樣的站位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及王道，最終公民黨的本質都是將香港想像成一個自守而通外的中產都市，與中國最好沒有關係，也因此更適合被更進步的分離主義推前一步。
中國重點 DQ 公民黨的人，而不是民主黨或其他人，是因為中國本能上看準都會主義者怕癢怕痛，從政是副業，機會成本很高，是社會主義鐵豢一擊可以馴服。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民族主義者倒是打散了又會撒豆成兵，產生烈士，烈士又影響其他人，死不斷氣；都會人是「哪裡有自由，哪裡是我家」，不會有烈士，所以 DQ 對公民黨的效果是立杆見影，符合政策成本效益，而梁家傑向外界自報家門說不會再搞、成員也跟抗爭派的活動保持距離，也許便是在北京眼前自證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修理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絕活，慢慢就演化成敵我矛盾。
對中國來說，抗爭者是不可能自我啟蒙，必然是受到上一代蠱惑，或者是因為本地共產黨和政府體系民生搞不好而迫出來的流寇。主要敵人反而是一班八面玲瓏、舌燦蓮花的識玩一族。中國對香港的民主承諾當然是策略性，不是玩真的，上一代從政者也是知道的，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一點本土的頭緒，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便把這個虛假的承諾當成真的搞，迫得北京「不能下台」，而且也擺出一個姿態就是香港民主化之後，普選的政權自然落入他們手中。不只是土共出局，有一些愛國餘緒的民主黨也會出局，「做執政黨」的意思便是如此，也許很多年前就暗下殺機了，只是中間出現了本土派要入議會，先打了他們，先孤立他們；公民黨在 2016 前後還賺了一個間接統戰的時間差。
這些年來他們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技術已經出神入化。他們脅著民意向北京討價還價，也脅著北京向香港人討價還價，暗示他們的存在是一國兩制的有險可守，所以每次選舉都要支持他們。其不斷情緒勒索選民、排擠挑戰者的基礎，是選舉永續下去，乃為將來的民主選舉操練，要達成港人治港就要有(他們的)選舉力量，否則政權就會落入親建制派手中。畢竟他們說了那麼多年的都是雙普選寫進了法典，寄望外國會給壓力，中國始終會開放選舉，然後香港本地政黨就可以收割勝果。
所以民眾和從政者的巨大疏離感，是前者已經感受到家門前的壓迫，後者則是在建制遊戲中等待成為執政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對中國來說，香港的都會懷舊者，是戰術上被藐視者，是王明，他們認為這些人終究會被歷史和群眾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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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李偲嫣無關痛癢之死 背後卻是重慶模式之亡】
李偲嫣突然 (疑似) 中武肺死亡，竟成為 2020 年極少數引起網絡歡騰的事件。受到公眾愛戴的名人死去，就會有人寫悼文回顧此人生前行狀，文心雕龍就是用在這些時候；如果是爭議性人物，未必做到蓋棺定論，大眾也會回顧此人的善惡明暗；但李偲嫣兩者都不是，她在公共領域確實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年，但沒有甚麼是重要的，也沒在甚麼事情擔任領導性人物。
李偲嫣的「崛起」卻確實是時代使然。時勢做英雄，時勢也做狗雄。李偲嫣的社會生態位是「社運人士」，但其見用則受益於曾蔭權離任之後的香港新時代。香港出現第一次公眾可察覺的警黑合作，也出現了「愛國社運」。某些出現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手腕，也出現在檯前。大概是因為有關方面認為，香港反對派長期站在道德高地、「代表人民」，愛國者長期處於輿論陣地下風。所以要增強愛國陣營的「群眾運動成份」，於是他們也組織起愛國群眾，學著泛民主派和壓力團體搞集會、搞簽名、搞請願，實踐「群眾鬥群眾」，企圖讓「民意」變得正反相持、忖測紛芸。
然而千算萬算，他們想不到自己在香港徵召的社運從業員，是一點也不專業的低級紅。類似的人物你會想到陳淨心或者石房有。他們的策略是跟政社界的當頭起針鋒相對，但他們的質地本身是甩頭甩骨，有一點 bad reputation 就當得到了 reputation ，拿了一點經費就沖昏頭腦，有了成名的幻覺。李偲嫣開始拍寫真集、做「網紅」，還有錢債糾紛，聲譽越來越差。
他們成了愛國者的代言人，為天下人嘲笑。你要賣一隻產品，卻找來李偲嫣做代言人，你的產品成為談資，卻沒人買，還有這樣的公關手段嗎？中間派消亡、淺藍也不想跟這些人發生關係。
將重慶唱紅打黑那一套照搬到香港，於是發生美學上的水土不服。香港人高拜低踩，在那個年代，他們看得起的對象，要不是浸過洋水的外國代言人，或者是支持愛國民主的忠誠反對派，也就是反土但愛國，但要 subtle，不能大開大合，最好有一點知識份子的故弄玄虛，就可以騙到很多人，但不能像李偲嫣，不能有那種京城的風沙味。最低限度，都要有一點上海、蘇杭的洋味，愛國是一回事，但要有一點裝模作樣的見識，最好懂得外國電影、音樂、文學、進步理論，才可以夾帶私貨。仗義的屠狗輩，是不能得到香港人支持，何況李偲嫣只是連仗義也沒有的屠狗輩。李偲嫣在美學上是那種出現在微訊抖音的人物，在政治上則是拿食飯費參加愛國反獨集會的叔叔嬸嬸。無論在鏡頭前多大聲，對本地人來說就是疏離，就是不能打成一片。
2016年之後，他們已經不搞這一套了。上面提到的激進建制社運，也已經沒有用武之地。李偲嫣上到新聞的事情，最後就剩下再婚和錢債糾紛。
香港的政治時間超快，如白駒過隙。十年前激呼愛國愛民的人，現在也不能跟港獨割席；反對武力示威的，現在也要跟示威者以手足相稱。現在說起，李偲嫣也像上一個世紀的人物。他們的社運，也許跟敵方的社運一樣。在「街頭」闖出了名堂，就去做政界的助理，然後再去選立法會。政社界的生涯規劃，曾經是如此。然後李偲嫣又真的做過梁美芬的職員，2016 年又真的選過立法會，但之後就如此了。
現在立法會的反對派已經被迫到總辭，親北京派則面臨鳥盡弓藏的困境，可能成為時代的避孕套，故此李偲嫣的社運生涯也不會有出口。連 01 都猛出新聞賺 click views，不當是自己人。所謂激進建制派，其實也是溫和派。現在政治的最低付出，也要被捕坐牢，在鏡頭前裝激進的人物已經被唾棄。同理，李偲嫣也不會是那些在元朗站打人導致要低調流亡英國的鄉黑，所以她沒有付進入「社運」的 min pay。
如果是爭議性人物死去，寫悼文的人最後會說，雖然他一生毀譽參半，但他忠於自己、見證過時代風雲，也影響了一個時代 —— 但李偲嫣不會有人寫悼文，在滿場的嘲笑和花生殼掉地的聲響中，最終只剩下沒有人具體記得她做過甚麼的荒謬和孤獨。沒有改變時代的社運人士，最後被時代淡忘。要勉強總結，大概就是作為負面例子告戒其他人，不要成為甩皮甩骨、貪威識食、但最終還是上不了檯面的政治鏽蝕。現在的人說到李偲嫣，總結只會是：她死了，但確實無關痛癢。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私煙。到了年關，債主取下粉板說「私煙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私煙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 —— 大約愛國社運的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