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香港教育政策永遠不能令人滿意？》

有道無論怎樣馴良的人民，一旦醫療與教育體系出現不能運作下去，多麼強勢的政府也會在一夜間倒下，所以國民教育才會在一片爭議聲中擱置。繼學童連番自殺，吳克儉在出席天水圍伊利沙伯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時遇到激烈示威，香港教育制度經已第二次響起警號。究竟回歸以後持續被人非議的香港教育政策，為何陷入了一個永遠不能走出的困局？

教育投資可謂一個社會發展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投入，同時也是國民在社會往上流動的主要途徑。據統計，在過去一世紀，知識水平提升對美國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高達38%；而在美國高中，最好成績與最差成績學生在畢業後的年收入差距可高達3萬美金。所以由政府首長、官僚到一般議員，口中都必然掛著關心學生、改善教育之類的口頭禪。

但正如上文所言，教育發展出現兩大問題：一是培訓人材的效率在數十年來一直沒有太大進展，二是不同教育機構培訓出來對社會的效益，也難以量度。雖說資訊科技令學生在搜尋資料與汲取知識的時間縮短了，但如此同時一個學生雖然在學習過程中涉獵的範疇也更廣闊，再加上各種五花八門的評核，學習時間不減反增。另一方面，中小學的教學方法沒有突破性的轉變，亦令由培訓去到聘請教師的時間和成本長久以來成為教育支出中比重最高的部份；再加上常額教師永久僱用制的問題，令教育政策能夠作結構性改變的空間其實非常有限。

其次，教育既包含了「言教」，亦包含了「身教」。一個教師究竟把他的課餘時間用在與學生溝通、協助他們個人成長，還是純粹偷懶是很難監察的；此外究竟經現成的教育制度訓練出來的學生，是否最適合社會的需求。回歸後由李國章、王䓪鳴與羅范椒芬三巨頭「治下」的教育統籌局，就曾大量把教育系統當作人力資源培訓系統引入教師評鑑與管理系統上面，但在「有效提升教學效率」之前，就經已有不止一個教師因為抵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了。

提升教師效率的教改無疾而終，教育局官員於是就把焦點轉向學生課程上，逐步從過往比較單純以課本考核的公開試模式，一改而成多元評鑑，例如將Project-Based的校本評核（SBT）擴展至不同科目、將中文考卷的範文取消令此科一變而成「死亡之科」、甚至連原來只是用於整體學童能力評核的TSA，都變成教育局用來促使學校催迫操練的工具之一，但似乎在這一番折騰以後，除了大部份措施因各方壓力而收回以外，似乎並沒有甚麼人覺得香港學生真的因為這些改革而進步──那究竟問題出在那裡呢？

首先，若從學生的最終「使用者」看來，他們的要求其實相當簡單，就是甄別出適合於他們行業所需要的專材出來；我們常聽見僱主說一個大學畢業生連英文也寫不好，但實際上能夠應付僱主英語能力的大學生數目不少，只是由於大學普及化，使得過往的甄別標籤「大學生」這個身份不再有用而已。教育局大搞各種各樣的文憑課程、大增副學士直升大學學額、以至建議他們往內地升讀大學，只是將未能升上傳統大學的學生學習時間與投放的教學資源不斷增加，也只會令僱主在面對一大堆不同學歷時頭昏腦漲。

當然有人會批評，這是否要走回過往殖民地時期教育的汰弱留強舊路？這又牽涉到目前近來不少學生自殺的困局：由於DSE一試定生死，而能夠考入好大學與大學落榜的學生前途之間可以有天淵之別，那你怎能不叫香港學生因為公開試而晚晚發著惡夢呢？但事實上隨著指定工種如建築業、服務業的人力需求愈來愈高，這些工種的待遇不一定比大學畢業找份文職低。可是當傳媒將「洗碗工比大學生人工更高」、「大學畢業生轉行扎鐵」，你就明白社會對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仍有著極深成見。

在德國和丹麥等西歐國家，其實早就將大專教育分流，而且從正式大學與職業工科學校畢業，在社會階級上也不會有明顯被歧視的情況；而就算在美國，身為一個侍應也毋須為自己的職業而感到羞恥，這種價值觀不好應由教育局多加宣傳嗎？如果職業之間的差距能夠藉各種政策收窄的話，那考試的成敗也就不會對學校、老師、學生構成那麼大壓力，而由此開始談教育改革，才真箇有意思──例如現在網絡教學這麼盛行，是否可以專找一些補習天皇教授主要課程大綱，然後透過節省下來的教時將師生比例提高，並讓傳統教師專注應付學生的能力差異和個人成長的種種問題？

說到底，學校和家長關注的，還是學生往後是否能有一個幸福人生。如果考試升學的結果不再扮演幸福與否的最重要位置，對他們自己、對社會的經濟發展，也只會是有利無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