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科學] 王道還的20本書：科學寫作講座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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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偽小編跑去參加一個什麼「科學寫作工作坊」，主要在鼓勵科學研究者透過大眾能知的語言文字，來傳遞、分享研究成果，讓科學研究與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覺得有趣又受用，做個筆記分享給大家。主講者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王道還教授，以「科學寫作經驗談」為題，為整個系列講座拉開序幕。在這場慷慨激昂的科普講演中，提到了20本書，這20本書散布於王道還的話語梗概內，如同其思想系統中的論述裝置，揮舞著他科學寫作經驗中的三大批判：文字、科學與思想。我們窮盡不了王道還數載寒暑的知識底蘊，或許，就將這20本書當作秘笈，偷點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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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實踐

開宗明義，科學寫作就是一種「寫作」，王道還直接破題，他問道：「何謂寫作？」並給了個答案：寫作就是實踐。所謂「實踐」(praxis)，是指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所進行的活動；對於王道還而言，寫作實踐，即妥善地運用文字，其途徑唯有不斷地寫作。王道還舉馬克吐溫作為例證(Mark Twain)，在出版《湯姆歷險記》之前，馬克吐溫可是下足了寫作的功夫，他做記者，也做編輯，持續書寫，最後才成為「作家」。「寫作」並非一蹴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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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的文學史，也可見得寫作的重要性。南朝蕭統以《昭明文選》為寫作奠定了地位，將之與經、史、子區隔開來，王道還以《昭明文選》中〈序〉的說明為證，論道：「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瀚藻」，即認為寫作的標準即「深刻的思想與優美的文字」。先不論「思想」，王道還直批當代中文寫作早已不符文字優美暢達的要求，隨處可見錯別字、標點符號、語句段落等寫作問題，尤其在「西化的文字」一窠臼上，還推薦了余光中的《西與中》作為案頭書，可以時常透過此小書來檢視自己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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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寫作，更是一種沉思，是人類智識工作的具體運作。從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來看，寫作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其過程就是一種理性的自我批判；寫下文字使人得以從事延續性、組構性、系統性的複雜思考。王道還認為，寫作便是文明的來源，中國人常說的「敬字惜紙」還真是富含智慧，透徹了文化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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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是文學作家如此，科學家亦然，科學家們也寫作。對於科學家而言，他們的文字工作便是科學寫作，或是科普寫作。歐基里德(Euclid)寫下《幾何原本》組織了嚴密的理性世界觀；更是不能不提到伽利略(Galileo)，他有二本對話錄，一是1632年出版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天世界體系的對話》，二是在1638年出版的《關於力學和局部運動的兩門新科學的對話和數學證明》，是西方科學史中最早的科普作品。一直到現在，西方的科學寫作依然穩定發展於教科書與大眾讀物範疇中，這與西方的科學文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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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想說的是，寫作不只是社會與人文科學知識份子的職責，科學研究者們同樣也需要寫作，其關乎科學如何生產、傳播、積累與分配，如何與社會大眾產生關係，乃至於如何釐清自我的思考脈絡。在思考邏輯獨特的科學領域裡，寫作著實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科學家究竟要如何看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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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表演

科學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思想領域，王道還引用物理學家克羅默(A. Cromer)在《非常識》(Uncommon Sense) 一書中的說法，他認為客觀的科學思維方式對人類而言，是非常「不自然」的腦力活動，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科學啟蒙與方法訓練，一般人是無法擁有此思維方式，而科學就是產生「嶄新認識」的途徑。科學家透過科學研究的過程，展現出新穎的、異端的、不常見的觀點。像是演化生物學家金道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自利基因》(The Selfish Gene)提出的有趣觀點：母雞是一枚雞蛋製造另一枚雞蛋的工具，他將一切生物類比為基因的生存機器便是鮮明的例子，科學證實或製造了一些相當奇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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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舉了幾個科學獨特思維的例子後，話鋒一轉，直言「寫作就是表演，寫作就是思考」，他從《學術寫作之道》(Finding Your Way In Academic Writing)裡聚焦出此研究者寫作的核心。就算是科學寫作，文字語言的使用依然帶有書寫技藝的本質，其源自模仿與再現的樂趣，並且顯示為一種表現，一種表演。該書作者海寧(Elizabeth Henning)在導論中便說，學術寫作就像是知識的表演，如同研究者向讀者社群進行一場精彩的演出，企圖與讀者溝通，嘗試透過寫作與讀者建立起緊密的社會關係。科學家辛苦鑽研的成果，若不用妥善的方式分享給社會大眾，豈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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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書《成功的科學寫作》(Successful Scientific Writing)則直接提供科學研究者一些書寫技巧。該書作者馬修等(Janice Matthews and Robert Matthews)建議每一次動筆前，能夠先問下面四個問題：傳送甚麼訊息？誰會對訊息有興趣？適合那一種書寫形式？在何處出版？再針對引言、故事、寫作風格、詞彙、口頭報告等細節一一探討，作者認為，如果你在寫作工作中能夠找到樂趣與慧詰幽默，那麼讀者同樣也能感受到這篇文章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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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無疑是科學工作的一部分，無論是學術報告，抑或科普書籍，又或者根本沒有「學術」與「通俗」的區別；好的科學寫作，將會使科學的意義得以延伸，蘊育出科學文化。王道還加重了講演的語氣，踱步到投影片的正前方，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 Gould)影像打印在他的身上。王道還緩慢且堅定地說：「科學是屬於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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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人民的科學

古爾德是王道還最喜愛的科普作家，他一口氣介紹了《自達爾文以來》(Ever since Darwin)、《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Ontogeny and Phylogeny)、《我著陸了》(I Have Landed)、《進化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雷龍面臨的危險》(Bully for Brontosaurus)五本科普書籍。古爾德專長於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但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乃是他的作家身分，古爾德的科學書籍產量豐富，科普類型占了大多數。王道還說，美國社會大眾近三十年的生物演化概念，幾乎是依靠古爾德來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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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爾德為甚麼會如此重視科普呢？因為他受到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於1956年出版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影響。米爾斯的《權力菁英》描繪了50年代美國上層菁英生活的鉅細靡遺，菁英的權力來源在於對制度的主宰，當然包含各種教育與研究體系。古爾德高呼「人民科學」(science for the people)，試圖打破科學知識所設下的籓籬，如法國思想家傅科(Michel Foucault)提示：知識即權力(savoir/pouvoir)，古爾德以科普寫作來實現其科學領域中的政治理想，將知道的權力獻給人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科學家是否本應該肩負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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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細數「人民科學」的歷史脈絡。1917年，蘇聯在科學技術發展取得輝煌成就之時，同時也非常注重科學與技術的宣傳，當時，蘇聯的科普活動是近代最大規模科普實踐。可以再往歐洲文明史中回顧，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政府決定，解散法國國家科學院，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人民科學機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該館設置12位教授，義務公開授課。這就是為人民所創設的科學，王道還指出，當現代科學家運用了龐大的公共資源來執行自己的研究興趣時，應該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科學寫作」。他又信手捻來幾本科學寫作書籍，像是平克爾的(Steven Pinker)《科學與自然寫作》(Science And Nature Writing) 、葛文德(Atul Gawande)的《美國科寫作選集》(The Best American Science Writing)與《一個外科醫生的修練》，這些科學家與科學寫作，將科學引入大眾，當科學家開始寫作，科學文化便從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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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科學

無疑的，王道還的講演帶著左派科學的神采，兩小時的課程時間，鏗鏘有力地批判了現代科學家及其科學活動，旁徵博引這20本書，激勵著在場的研究者們重新思考寫作與自己的關係，並且開始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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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的尾聲，我想起王道還開場時的那個問題：「何謂寫作？」這讓我聯想到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小書《何謂文學？》(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在此書中，沙特強調，寫作是一種行動與宣示，並且堅持作家的責任在於「介入」(engagement)社會，寫作就是作家參與社會的具體實踐。對科學家而言，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

王道還做了三個總結，即科學社群的社會義務究竟是甚麼？首先是扛起科學教育的功能，其為科學社群的社會再生產之機制，有好的科學教育，才能有好的科學研究者來構成社群續存；其次，以明白暢曉的中文字，來請求研究經費、說明報告內容、報告研究成果，如此可保證科學活動的完整與透明；最後，科學家必須表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展現理性的光輝，豐富人文世界。而從事科普的科學家，則另具有批判性地思考科學價值的任務，就如同古爾德或王道還自己的誠懇建言。

但我想王道還最想說的是：「廢話少說，你寫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