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CathyParkHong #MinorFeelings
#和你讀
#光讀書 #書評 #讀書

今早為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的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作致詞分享嘉賓，題目為「疫情中的健康不公平」。
感謝他們的熱情款待以及為整段致詞拍了影片。以下我附上致詞的英文原稿：

It's been my honor to be invited to give the closing remarks fo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 this morning. A video has been taken for the remarks I made regarding health inequa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ig thanks to the student who withstood the soreness of her arm for holding the camera up for 15 minutes straight), and here's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speech that goes with this vide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caused by the SARS-CoV-2 virus, continues to be rampant around the world since early 2020, resulting in more than 55 million cases and 1.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as of today. (So no! It’s not a hoax for those conspiracy theorists out there!)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as well as wors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cluding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lder persons, migrants, ethnic minority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etc. While epidemiologists and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dicated in gathering scientific evidence on the specific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health inequalities observ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can apply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am led by the eminent Prof Sir Michael Marmot, world’s leading social epidemiologist, to understand and delineate thes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 be largely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 1) the lower stream, intermediary determinants, and 2)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and macro-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realized that the lower stream factors may includ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people’s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the nature of the occupations of these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s to require them to travel outside to work, i.e., they cannot work from home, which is a luxury for people who can afford to do it. This lack of choice in the location of occupation may expose them to greater risk of infection through more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strangers. We have also seen infection clusters among crowded places like elderly home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boarding houses fo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Moreover, thes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 tend to have lower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ived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like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ze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other hand,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ay include policies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macroeconomics, social protection and welfare, as well as our governan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our culture and values. If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 are not favorable to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ll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herefore, if we, as a society, espous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 problem of health inequalitie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devising and designing any public health-related strategies, measures and policies.

Although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severe COVID-19 outbreaks, this phenomenon seems to be less discussed and less covered by media in Hong Kong, where the diseas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resurgence of local cases in early July, local spread of COVID-19 was sporadic and most cases were imported. In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most cases were primarily imported by travelers and return-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leading to a minor surge between mid-March and mid-April of 874 new cases. Most of these cases during Spring were people who could afford to travel and study abroad, and thus tended to be more well-off. Therefore, some would say the expected 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 impact did not seem to exist in Hong Kong, but may I remind you that, it is only the case when we focus on COVID-19-specific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alone. But can we really deduce from this that COVID-19-relate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exist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amework mentioned earlier, the obvious answer is “No, of course not.” And here’s why…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disease burden,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its associ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such as economic lockdown, mandatory social distancing, and change of work arrangements) could have unequal wider socioeconomic impacts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pervasive exis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Giv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apacity of the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and adverse events, their gener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likely to be unduly and inordinately affected by the abrupt changes in their daily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like job loss and insecu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ainment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f which the main purpose was supposedl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tection at the first place. As such, focusing only on COVID-19 incidence or mortality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may leave out important aspects of life tha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people’s health. Recently, my research team and I collaborated with Sir Michael Marmot in a Hong Kong study, and found that the poor people in Hong Kong fared worse in every aspects of life than their richer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ersonal hygiene practice, as well as well-being and health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We also found that part of the observed health inequal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ndemic and its rel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via people’s concerns over their own and their famili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other words, health inequalities were contribu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n a city wher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through other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at directly concerned the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people. So in this study, we confirmed that focusing only on the incident and death cases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is like a story half-told, and would severely truncate and distort the reality.

Truth be tol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only appear after the pandemic outbreak of COVID-19, it is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ong Kong. My research over the year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people in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 to have wor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Nevertheless, precisely because health inequality is nothing new, there are always voices in our society trying to dismiss the problem, arguing that it is only natural to have wealth inequality in any capitalistic society. However, in reckoning with health inequalities, we need to go beyond just figuring out the disparities or differences in health status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nd we need to raise an ethically relevant question: are these inequalities, disp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mediable? Can they be fixed? Can we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If they are remediable, and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but we haven’t, then we’d say these inequalities are ultimately unjust and unfair. In other words, a society that prides itself in pursuing justice must, and I say must, striv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se unfair health inequalities. Borrowing the words from famed sociologist Judith Butler, “the virus alone does not discriminate,” but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will make sure that it does.” With COVID-19, we learn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sick, but our society. And it’s time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SAHK and giving them the best wishes for their future endeavor!

Roger Chung,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CUHK JC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CUHK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CUHK
Associate Director, CUHK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ty

[貓心小語——關於加害者家屬]
「我跟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那我兒子呢？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第六集當中，出現了這一段很震撼性的對話。

我們都知道，這部劇是以我國前幾年的社會事件改編而成的，然而早在10年前、20年前，在美國、在日本，其實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每一起無差別殺人案，都是如此的讓人痛心。更重要的是，加害者家屬在事件發生後的不解、困惑、創傷與痛苦，絕對不比受害者家屬少。他們同樣失去至親，而且他們怎麼也沒想過，那個在他們家中看似連動物的生命都不可能去傷害的人，怎麼可能一夕之間變成了無差別殺人兇手。

1999年4月20日，美國丹佛發生了科倫拜高中無差別殺人事件，兩名即將從高中畢業的學生，持槍掃射了校園，造成13死24傷之後自盡，那些受傷的人多半也都半身不遂。

加害者母親在16年之後，將這期間發生的事情整理成書出版，裡面讀起來句句讓我痛心，但更讓人訝異的是，他們的父母可以說是盡心盡力的照料自己的孩子，尤其母親還是一名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助人工作者。

「諸如科倫拜這類的慘案發生後，大家多半都想究責，針對這點也有不少人撰文評論。科倫拜成了眾矢之的，至今仍然如此，因為死傷慘重，發生得莫名其妙，還有其他千百個我所能想到的理由。世人怪罪電玩、電影、音樂、霸凌、槍枝取得、手無寸鐵的教師、學校沒按時禱告、世俗人文主義、精神疾病藥物治療。不過受盡千夫所指的幾乎是我們。」——Sue Klebold，《我的孩子是兇手 一個母親的自白》

他們沒有辦法公開的舉行喪禮，沒有辦法找一個地方好好哀悼，甚至連找到一個願意幫他們辦喪禮的葬儀社都很困難，因為世人都在等著他們出面說明。許多人想從他們的教養方式上找到問題，但問題確是，從這本書裡面，或是他們的教養方式上面，或許根本就找不到真正的問題，他們是如此及其平凡的一個美國家庭。

那麼，那些無差別殺人兇手到底怎麼了？

也許，我之後會寫出一篇文章，試圖拼湊出他們心中可能的模樣。

他們的行為確實做錯了，而且錯的離譜，但是他們的感受，卻是真真實實的。

回過頭來，還是想向讀者們推薦這一本書，這本書如此真實地呈現出無差別殺人案加害者家屬心中的困境，他們在一個下午，就多了加害者家屬的標籤，同時失去了摯愛的兒子，我想那種痛苦是更加難以言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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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式色情 #非合意色情

各節重點：
00:00 開頭
00:23 前情提要
00:53 什麼是「非合意 / 復仇式色情」？
02:11 防不勝防的「非合意 / 復仇式色情」
03:21 「非合意 / 復仇式色情」對於女性的傷害
04:53 目前法律如何處理？
05:31 難以杜絕的關鍵原因
07:06 社群影音平台的責任
08:08 我們的觀點：要怎麼保護自己和受害者？
10:01 提問
10:15 結尾

【 製作團隊 】

｜企劃：路寬
｜腳本：路寬
｜編輯：土龍
｜剪輯後製：絲繡
｜剪輯助理：歆雅／珊珊
｜演出：志祺

——

【 本集參考資料 】

→ ：具荷拉自杀与韩国偷拍视频阴影下的受害者 - BBC News 中文：https://bbc.in/308Cerr
→ ：網友瘋傳激似熊熊不雅片會GG？　律師：最重判2年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https://bit.ly/3mPHdHl
→ ：小心！復仇式色情，不要讓自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數位時代：https://bit.ly/3cGadwJ
→ ：有錢就能散布別人裸照，誰讓加害者有恃無恐？ - 報導者 The Reporter：https://bit.ly/307ZLc7
→ ：數位女力聯盟widi：https://bit.ly/2FY1hGW
→ ：臉書社群守則：https://bit.ly/3i1o81o
→ ：K-pop suicide sparks a reckoning on revenge porn, sexual assault - People - The Jakarta Post：https://bit.ly/3mQvKHt
→ ：什麼是復仇式色情 | twrf-antirevengeporn：https://bit.ly/3hYXbv3
→ ：又有受害者！男星自慰影片再流出　網瘋傳：還有更多│TVBS新聞網：https://bit.ly/3mOYbpe
→ ：KNOW YOUR RIGHTS: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REVENGE PORN"")：https://bit.ly/2HwA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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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raped at 14, and the video ended up on a porn site’：https://bbc.in/2FP4OYb

【 延伸閱讀 】

→ ：律師：看過「色情報復」被害人的痛苦，就再也無法看熱鬧了 - 報導者 The Reporter：https://bit.ly/332yrO8
→ ：你的情慾不是你的情慾：當「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成為一種龐大產業 | V太太 | 鳴人堂：https://bit.ly/2RU49Ha
→ ：Rose Kalemba – Faith/Feminism/Activism/Mental Illness/Recovery/ & much more：https://bit.ly/3kFHafg
→ ：致力移除性虐影片、自己也罹患創傷症候群......南韓NGO團體如何助「N號房」受害者重建生活-風傳媒：https://bit.ly/3028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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