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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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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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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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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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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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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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5860505502342/

（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官方公告：GLOs研究院首辦課程：2020年美國大選及政治深造班🇺🇸】

一直有朋友建議，可以慢慢建立使用華文的Khan Academy，進行真正的系統性教學，既能達到大學水平，同時也能繞過大學的官僚主義，及時回應社會。特別是在「後國安香港時代」，教育受到越來越大的干擾，更應該多思考不同替代模式，才能和世界一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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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席教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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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國平教授（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前副教授）
沈旭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何靜瑩女士（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領袖培訓課程導師）
陳至潔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所副教授）
梁啟智博士（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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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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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美國大選裏的疫情及醫保議題
L3: 選舉策略與廣告媒體
L4: 選舉財政與利益集團
L5: 選舉的國內和國際議程
L6: 民意、智囊團、民意調查與投票者行為
L7: 以調適性領導模型分析現屆候選人
L8: 個案分析：以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
T1: 社會科學學科如何量化選舉研究
T2: 選區劃分的技巧與對結果的影響
T3: 不同議題與候選人之間的因果關係研究
T4: 候選人開支與收入研究
T5: 選民結構各州分析
T6: 選民投票模式
T7: 民調相關常見問題
T8: 選舉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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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週四1900-2200、週六0930-1230
費用：USD800（全部16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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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 《#花木蘭》真的有這麼爛嗎？ 迪士尼找到的女性新觀念是「#孝」？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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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電影可以被黑到讓人專程去看，也是一種成就。最近上映的迪士尼電影《花木蘭》，讓大家看得氣氣氣氣氣（#chi），使有點害怕迪士尼公主的我，特地去觀賞這部作品。直接說結論，《花木蘭》還真不是很好看，儘管場景華美，但在敘事情節、鏡頭運作、演繹表達等多方面上，都可以感受到一些足以令人出戲的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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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版《花木蘭》真的有這麼爛嗎？花木蘭是一個怎麼樣的迪士尼公主？迪士尼公主有甚麼性別意義？真人版《花木蘭》居然把華人的「#孝道」拿來當作新世代女性特質，是不是搞錯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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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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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木蘭到底好不好看？
▶ 迪士尼的公主進化論
▶ 電影中的東方主義
▶ 孝順做為一種美德（？
▶ 雙元孝道的理論模型
▶ 其實花木蘭也沒有很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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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45rT6U9YctNslXtqs122V2?si=vSi4YxCgQ-60v7DFks3x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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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evkz4vfopop0839tan4komg?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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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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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公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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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性別（gender）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ity），也就是說，性別是模仿、表演、施行而成（Boucher, 2006），而媒體就是其中一個形塑性別的機器。Fought與Eisenhauer（2006）的迪士尼公主內容量化研究發現，女性角色的台詞量隨著年代增多，顯示性別意識的進步；而公主的性別特質，也隨時代轉變成更堅強、更獨立的女性。#公主的女性再現，會成為女孩們演繹性別的脈絡，因此，迪士尼當然重視公主的性別形象所帶給大眾的參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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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們也非常在意這些在童年裡扮演重要社會角色的公主，她們是一種「#認同的文本」（Wohlwend, 2012），公主跨媒介地出現在電影、電視、玩具、遊戲中，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動作。每一個女孩（或男孩）都可以有「#做公主」的機會。（回頭看以為自己是Elsa的5歲乾女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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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木蘭中的東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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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絕對不會計較《花木蘭》中文化轉譯上的失誤，甚至是誤讀。這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Said, 1979）的傾向，是基於「東方」與「西方」二者之間作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差異。像是片中土樓場景的使用、對「氣」的理解與詮釋、莫名的鳳凰。在妝容與服飾上倒是還挺符合花木蘭身處的魏晉南北朝，柔然的幾角色設置也還看得出迪士尼的用心。畢竟，《花木蘭》主要觀眾群應該還是西方青少年以下，嚴謹考究的戲劇設定，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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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真人版《花木蘭》把「#忠孝兩全」作為某種迪士尼公主的價值核心，到底有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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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的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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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評論者把片中置入的「孝」的概念視為父權（中國）勢力的再現，這個部份我覺得可以再思考一下。我們從社會理論來看看，花木蘭被賦予的特殊價值「孝」究竟是甚麼？孝道的文化原型主要奠基於華人家庭對宜農生態環境的適應策略，而孝道的心理原型則根植於親子間自然情感互動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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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前者乃是為鞏固家族結構來滿足務農社會之實際生活需求，透過將家庭日常運作與其經濟功能緊密連結，孝道規範逐漸從生計生活經驗中演化成形，藉以促進家庭體系之整合與延續；同時又在人為的政治力量作用下，將儒家特定的倫理階序觀強化為孝道規範的依據，使孝道意識型態從繁複細緻的文化設計進而成為華人首要的「#絕對主義倫理觀」。（葉光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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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其實也有很多意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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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孝」是一個社會—歷史性的概念，並且在孝道二元模式裡變動拉扯。以「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護親榮親」四個變項，呈現為「#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兩個面向。其實，從卡通版到真人版的20年過渡，在女性主體與孝道關係的表現性上，的確有新的進展。一方面，父親與皇帝皆具有「慈」的呼應性，符合相互性的孝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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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花木蘭從一開始的「抑己順親」、「護親榮親」，壓抑自我符合社會關係，轉向「尊親懇親」、「奉養祭念」以真實女性身份，達到孝道的境界，更加符合相互性的孝。我覺得，評論者在一個「現代性」的自我要求下，去批判該片對孝道關係性的掙脫與自我表達，稍有失去對孝道多元意義的真正理解，有直接將孝道掛上「中國」、「傳統」沉痾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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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看也不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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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來有趣，《花木蘭》引起大眾對孝道的敏感，但實際上是對中國的對抗。但回顧現代孝道的論述形構，反而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承接了源自胡適、魯迅五四運動的「#反孝」。而在台灣的情境中，因為國民黨執政時期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的「#崇孝」運動，權威性孝道則比較常出現在台灣。我想這是一個台灣人的症狀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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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真人版《花木蘭》到底好不好看呢？找片源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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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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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ucher, G. (2006).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tivity: A critique of Judith Butler. Parrhesia: a journal of critical philosophy, 1, 112-141.
2. Fought, C., & Eisenhauer, K. (2016).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gendered compliments in Disney princess films. In Washington, DC: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 presentation.
3. Wohlwend, K. E. (2012). ‘Are you guys girls?’: Boys, identity texts, and Disney princess play.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cy, 12(1), 3-23.
4.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Vintage.
5. 葉光輝. (2009). 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 3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