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事件，國會聽證報告】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在1979年的這一天，爆發了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事件本身主要是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聚眾遊行及演講，訴求民主、自由以及終結一黨專政。或許不少人對於事件本身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觀測站今天想要分享的是，美國國會對於美麗島事件的回應以及相關的調查報告。
　
在事件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逮捕行動展開後，許多在美台灣人便開始動員，對國務院、國會，以及美國在台協會持續遊說及施壓。當時台灣人權協會會長范清亮甚至發起一人一信給國會議員的活動。時任麻薩諸塞州參議員的愛德華・甘迺迪辦公室表示，他們收到八千多封信，創了單一事件來函數的紀錄。
　
美國漢姆萊大學（Hamline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柯義耕（Richard Kagan）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後，在1980年2月20到3月10日間到台灣進行事件調查。調查報告後來被收錄在美國國會聽證會的記錄之中（文後附有全文翻譯）。
　
在接下來的一年之中，美國國會總共有4場公聽會關注了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會期更陸續有12場公聽會回顧了美麗島事件。愛荷華州眾議員李奇（Jim Leach）更曾兩度提出決議案，要求美國政府關注美麗島事件：內容主要強調對於台灣人權的維護、解除言論自由限制以及持續民主化的進程。
　
➡️ H.Res.708 - A resolution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the Kaohsiung incident in Taiwan https://goo.gl/YCp5RT
　
➡️ H.Res.616 - A resolution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the Kaohsiung incident in Taiwan https://goo.gl/oPFcs4
　
▎柯義耕教授的報告內容
　
我造訪台灣的主要目的，是調查八位因參與12月10日高雄事件被控叛亂囚犯的狀況。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見了政府官員、囚犯的親屬及朋友，地方政治人物，以及教會領袖。此外，我造訪了綠島政治犯監獄。以下只是我形成報告結論的總結。
　
我覺得有必要聲明的是，因為時間不足、見證時間的衝突、以及資料及人員，特別是囚犯本身無法取得，我的研究是嚴重受限。然而，我能做出一些概括性的報告。
　
知道囚犯的狀況，對於達成我的目的是至關重要。因為我無法見他們，我必須仰賴證人的說法。從被捕開始，囚犯會被與社會隔絕，也不准與家人、律師或朋友有任何私人聯繫。在多次交談後，我們發現了囚犯待遇的一個標準模式。在被捕後，囚犯會受到為期一到四天的密集審問。中間休息睡眠的時間只有每天10到20分鐘。高雄事件被控叛亂的八人已經不得與外界聯繫40天了。當時自白書就已經寫好了。自白書是什麼時候寫的還不知道。自白書似乎是基於一開始就被政府官員擬好的審訊內容，然後再由囚犯抄寫。（這個結論由黃信介在3月18日法庭作證時證實。應該注意的是，檢察官拒絕接受證詞中的真相，並宣稱被告並沒有被剝奪睡眠。）
　
在囚犯簽署自白書後，其親屬依法是可以和他們每週會面20到30分鐘的。所有的對話都會被監控，不被接受的問題也不准問。因為憲兵也在會客室中，隱私權是毫無保障。這在台灣雖然是合法的，但是國際判例法是禁止侵害律師幫助權的。
　
我所得到唯一與酷刑有關的證據，是有關於一位39歲省議員林義雄的證詞。他的腹部及跨下據說都被腳踢。他的身體姿態看來不是很好，甚至還從樓梯上摔下來。奇怪的巧合發生了。邱奕彬在六天審訊後自殺未遂。一位國民黨官員宣布，邱奕彬精神有問題。邱奕彬已經從獄中被釋放，政府及地方官員也宣稱他沒有被軟禁。但是邱奕彬的案子並沒有被撤掉，而他也還生活在恐懼之中。高雄事件被控叛亂的八人當中，其中一些包括姚嘉文及黃信介等人已經是十分沮喪，情緒也很不安。（在3月18日的審判中，黃信介表示，在58個小時的接力審問後，他感覺「生不如死」。)
　
為了評估囚犯的待遇問題，我們必須將酷刑細分為身體酷刑及感官酷刑。單獨監禁、環境控制、以及感覺剝奪都比骨折及內出血造成的影響更長遠。前者通常造成一個人終生殘廢。人權報告不但應該採用廣義的酷刑定義，更應該調查那些更生人的生活類型。
　
政府官員們似乎很希望也很願意討論他們的看法。他們告訴我們，台灣人「對你們沒好感」。現在有巨大的反美情緒轉向那些所有參與高雄事件的外國勢力，以及那些質疑審判的人。好幾個官員為這次事件在海外所受到的高度關注感到沮喪。他們相信這樣的反應大多是被革命份子所鼓動。我們一再確認台灣的主要考量是面對共產黨時的安全問題、台獨人士以及島上的經濟繁榮。有位軍官請我們對他的國家要有信心。「我們知道任何強力的武裝政策只會造成傷害；我們不會被權力沖昏頭」。總而言之，這番話的意思就是台灣正逐步成為一個更為自由的社會。
　
一些溫和的政治人物相信反對派行動太過倉促而沒有妥善的規劃。另一方面，他們很驚訝地發現，政府很明顯錯估了反對派就台灣獨立運動的意圖。事實上，政府的反應的確會催生本土意識，並重新點燃省籍敵意。
　
除了訪談，我還造訪了綠島監獄。這是座極好的實體設施。目前關有115位叛亂犯。有趣的是，他們大多數都有大學學歷，大部份是從大陸來的。未經允許，和囚犯談話是非法的。在一次對話中，有人告訴我們，囚犯要是未經允許和人交談會被懲罰。雖然有人告訴我王幸男、白雅璨、和黃華的身體狀況還不錯，但沒被允許面談。然而我卻聽到獄卒和囚犯間一段有趣的對話，因為囚犯會抱怨醫護問題，而且他們的休息時間會被那些把他們當作籠子裡的老虎看待的訪客打擾。我印象很深刻，因為囚犯和獄卒間的關係是很坦誠的。
　
有人告訴我，如果囚犯記錄良好，家屬可以每週會面一小時。感覺上好像只有親戚可以會面。就像一開始逮捕過程中的待遇那樣，監禁主要的目的是要完全掌控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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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美國國會聽證會紀錄：美麗島事件（Kaohsiung incident）
→ 《百年追求：卷三，民主的浪潮》

白鷺鷥 ◎#羊子喬
　
風車不願在鹽田留言
白鷺鷥磨亮了閒愁
以縮起的單腳練習孤獨和寂寞
　
（中國時報副刊，198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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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羊子喬（1951-），本名楊順明，出生於台南縣佳里鎮，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歷任出版社、報社編輯，立委辦公室主任，南投縣政府機要秘書等職。為臺灣筆會、笠詩社成員，為鹽分地帶文藝營的重要推動者。1967年開始發表第一首詩，197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月浴》。其後出版有詩集《收成》、《該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三十年詩選》等。另出版有評論集《蓬萊文章臺灣詩》、《神秘的觸鬚》、《島上詩鼓手》等。
（改寫自《羊子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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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許宸碩
攝影來源：Flicker c.c.｜Matthew Leach（https://goo.gl/173o8q ），圖片經過裁剪、增加文字與Logo，依cc分享（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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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鋼筆人賞析
　
這首詩乍看之下就是一首寫景詩，寫鹽田中白鷺鷥的單腳站立景象，似乎也暗喻了人的孤獨寂寞。但我們若從作者的背景解析，可看見更多層的面貌。
　
羊子喬是台南佳里人。在1930年代日本時期，台南曾經出過一個以超現實主義為主的詩社「風車詩社」（代表人物：楊熾昌，筆名水蔭萍）。
　
然而，在作者所屬的佳里，又有另一個文學集團，被現在的研究者稱為「鹽分地帶」，那是佳里、鹽埕一代的文學集團，由於近海多鹽田而如此稱呼。此地創作者輩出，日本時代有吳新榮等，戰後有羊子喬、鄭炯明、林佛兒、楊青矗等，以寫實主義和新詩著名。
　
之所以簡單提一下這台文史，是因為從這角度來重新切這首詩，可以讀到另一種風味。若風車表示風車詩社，而鹽田表示鹽分地帶，那麼「風車不願在鹽田留言」這句就顯得有趣。雖然不確定作者當時是否已經知道風車詩社的歷史（風車詩社的史料算是挺晚出土的），但如果作者知道，那麼這一句或許可以用「我之前不知道風車詩社的歷史」的方式解讀，有一種自省的意味。
　
接下來兩句「白鷺鷥磨亮了閒愁/以縮起的單腳練習孤獨和寂寞」這裡可以注意的是「單腳」。我並不確定白鷺鷥指涉什麼，但因為腳是踏著土地的，是一種走在某種事物之上的象徵，因此我會將「單腳」視為「單一的傳承」。
　
詩人陳千武曾經說過，臺灣文學的傳統是「兩個球根」，一個是潛伏於地底下、自日本時代以來的寫實主義新文學傳統，另外一個是紀弦、乃至台大外文系開創的現代主義的傳統，而這兩大傳統也曾在七〇年代互相交錯，激發出現代詩論戰乃至鄉土文學論戰等。
　
但這裡的「單腳」卻顯示了這樣雙重傳承的困難。羊子喬大多詩風都偏寫實主義，詩容易閱讀，且可以想像詩中事物發生在現實場景。從「單腳」一詞我們可以想見，他可能感慨自己、或是和自己同一代、及下一代的人，可能是語言問題，可能是學院導致的場域權力問題，讓寫實主義傳統難以傳承。他作為傳承者，可能是感到孤獨與寂寞的。
　
當然，這些解讀多少有過度詮釋、藍色窗簾的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重歸賞析的開頭，去細細品嚐作者走在家鄉、看著周遭鹽田景象時，看到白鷺鷥的身影，是想到怎樣的孤單寂寞。
　
http://cendalirit.blogspot.com/2016/06/20160609.html

很多人聽過，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楊照老師是啟發版主發展「百工裡的人類學家」的幕後黑手。2012年，楊照老師在誠品「大」講堂講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現在兩百多位學生一起聽，對於一個已經唸人類學吃過十年的台灣人來說，那場面實在太讓人匪夷所思，太難以置信。連人類學系的學生都未必能唸完唸懂的《憂鬱的熱帶》，竟然有這麼多人聽楊照老師說書。

從那個晚上之後，我就堅信人類學要大眾化不可能從人類學學術界直接發展出來，就像人類學家自己看到的，很多文化的變遷反而往往從邊緣、從跨領域的交界發展出來。

人類學要在台灣有更好的發展，成為台灣重要的核心價值，一定要有一套學術體制外的機制，讓這學門的可能性被看見！

再次謝謝楊照老師的啟發！

我第一次接觸李維史陀，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初，大一寒假，從圖書館裡借了Edmund Leach寫的、黃道琳翻譯的『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之父』．

二００七年英年早逝的黃道琳是最早將李維史陀與結構主義介紹進台灣的重要人物，事實上也就是他將Levi-Strauss譯為「李維史陀」的．雖然另外一位英年早逝的人類學才子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時，將作者名譯為「李維－史特勞斯」，但至今我都還是維持用黃道琳譯的「李維史陀」，一來習慣難改；二來誌念這位曾經短暫有過一段交誼的前輩友人；三者，在法文中，Levi-Strauss的最後兩個ss是不發音的，「李維史陀」比「李維－史特勞斯」更接近原音．

那個寒假，除了『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之父』外，我還借了一本Elvin Hatch的『人與文化的理論』，在那個慣例潮濕寒冷的台北冬天，這兩本書卻讀得我處在一種忽忽如狂的頭腦過熱狀態中．

從高中時開始自以為對「文化」有了特別的關懷，也自以為讀了許多談「文化」的書（『中國文化史』、『西洋文化史』、『東西哲學及其文化』、『中國文化的前途』、『佛教與中國文化』．．．），卻從來不知道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待「文化」、解釋「文化」，進而透過「文化」來探索人類行為．

我第一次真正接觸了一門過去陌生的學科──「文化人類學」，因而對「人類學」有了徹底翻轉的不同看法．

我們那個時代，高中考大學時要填志願，但說老實話，對於擺在我們眼前的大學科系，絕大部分搞不清楚狀況．文科志願中最奇怪的、最難理解的，首推全台灣獨一無二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就此一家，別的大學都沒有這種怪系，但偏偏又開在台大，不是任何其他大學．如果是台大以外的任何一所大學單獨開了這個系，我們的反應可以很自然、很直接──不理它，當作它不存在就算了．然而這是台大文學院的最後一個志願，絕大部分的人還是覺得不能放棄任何可能上得了台大的機會．
於是我們難免要對「考古人類學」這幾個字多看幾眼，難免要嘟噥討論一下這幾個字的意義．不知從多久以前，建中文組班的學長們就傳留下來對「考古人類學」的簡單定義──用台語說「挖死人骨頭的」．

就算我年少時興趣廣泛，也不可能會對專門學習如何「挖死人骨頭」動念的．自己認定了就是要讀歷史，連外文系、中文系都沒填進志願裡，當然不會考慮「考古人類學系」．

沒想到依照自己的志願進了台大歷史系，大一的必修課中，赫然出現了「考古人類學導論」．我本來高中時翹課就蹺得厲害，上了大學更是變本加厲，大部分時間寧可耗在圖書館裡找書讀書，課堂能不去就不去．開學好一陣子，都還沒好好在「考古人類學導論」的課堂坐過，也就一直沒搞清楚這究竟是如何一門學問．

我不急、不在乎，歷史系的直屬學姊比我急、比我在乎．她好心地翻找出自己大一時用過的筆記秘笈，硬塞給我．我花了一、兩個小時在圖書館翻了翻上學期的筆記，哇，「考古人類學」還真的是「挖死人骨頭」的啊！

陳奇祿老師教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先列出了「考古人類學」的分項內容，包括：「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誌」和「文化人類學」，然後就進入對於「體質人類學」的說明．筆記上，密密麻麻都是人體結構的繪圖、骨骼形狀、還有關於人骨的種種專有名詞．乍看下，很像醫學系學生的課程內容，唯一最醒目的差別是：不教肌肉、不管內臟，就只有骨頭、骨頭、骨頭！

寒假之前，上學期的「考古人類學導論」期考，我考得一蹋糊塗．考卷上有一整大題完全空白．陳老師上課時交代過，一定會考關於人類頭骨的相關名詞，大部分同學都知道要特別準備，只有我不知道．「請寫出『頭寬』、『頭高』、『頭長』的定義及其學名」，這樣的題目我只能望而生嘆．

考試成績公布，我的「考導」（「考古人類學導論」的簡稱）真的「考倒」，拿了班上倒數的六十二分．看完成績走回文學院，我記起了筆記上說：下學期「考導」的主要授課內容是「文化人類學」，為了避免又被「考倒」，我決定到圖書館借幾本「文化人類學」的書，放假時好好提前進入狀況．

這一讀，竟使我狀況大亂．文化人類學開展的視野，逼我重新思考歷史、史學與歷史系的訓練．相較於文化人類學那種結合科學、理論、荒野冒險與文學紀錄的研究方式，歷史，尤其是我當時所了解的傳統歷史與史學，顯得如此狹隘、如此平板且古板．

大一下學期，和上學期徹底相反，「考古人類學導論」成了我最感興趣的一門課．我還是沒有花太多時間在陳奇祿老師的課堂上，不是因為對他教的沒興趣，而是嫌他教得太少、教得太慢了．我拿著那份筆記，把下學期「考導」課程中提到的每個人名、每本書名都鈔記下來，然後到圖書館裡抱回一堆又一堆的書．

兩、三個月的時間中，我認真讀了Edmund Leach寫緬甸高原社會原住民結構的書，讀了Bronisław Malinowski和E. E. Evans-Pritchard的民族誌，還找到了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的英譯本，在台北逐漸熱起來的日子裡，開始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