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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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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都市香港為何如此迷信 - Matthew Keegan
在香港一個炎熱潮濕的日子裏,當地金融工作者李薇來到這座城市最繁忙的黃大仙廟,來使用一種名為「九神」的算命方法。
流行的做法是搖動裝有從1到100計數的「福簽」的竹管,直到其中一根掉到地上。每根木棒都有一個對應的故事,當寺廟裏的算命師給與一番解釋,就有機會看到你的未來。
李薇跪在寺廟主祭壇前的一個祈禱墊上,閉上眼睛,開始搖晃發財棒,專注於她想回答的問題。幾分鐘後,編號24的棍子掉在地上。她來到寺廟的算命長廊,這是一個有161個攤位的兩層樓。她在這裏遇到了擁有20年算命經驗的約瑟夫(Joseph)大師,根據李薇所尋求的職業指導來解釋她的算命棒。
在這個展位裏,約瑟夫大師坐在李薇對面,告訴她今年不要期望有任何晉升,她在工作方面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他說,總體來說,她的運氣一般。
李薇過去曾多次參觀過這座寺廟,她認為這一解讀是凖確的。「黃大仙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她說。「每當我對自己的未來有疑問或踟躕不定時,我都會來這裏。我覺得它是凖確的;那是過去的事了。」
李薇不信教,但就像每天進出寺廟的1萬名遊客一樣,她對當地的迷信習俗持開放態度。「說實話,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在某些方面都很迷信。這裏的大多數人會做一些事情來增加運氣或避免厄運。」
李薇說,是迷信讓她最近沒能租下一套新公寓。她說:「管理人員給了1404號房間。」「我不會把公寓看成是廣東話裏的『壓死凍死』。儘管他們給我的租金有很大折扣,我也不想冒險住在那裏。」
李薇並不是唯一一個積極避免或害怕任何與數字4有關的人,這種情況被稱為「四足症」。在廣東話中,四的發音與「死」相似。14和24被認為更不吉利,因為14聽起來像「壓死」,而24聽起來像「易死」。城市裏的公寓樓、酒店、辦公室甚至醫院經常跳過有這些號碼的樓層。
「這是一種迷信,」在香港做了10多年的風水師蔡偉雄(John Choi)師傅說。「即便在我的公寓大樓裏,40到49層也不存在。到39層就結束了,然後再從50層開始。而且沒有4樓、14樓、24樓和54樓。」
除了缺少樓層之外,在整個城市的建築和住宅外,另一個常見的景象是土地宮神社。這些小神龕通常位於建築物的正門外,用來供奉中國的土地之神土地公。人們認為,土地之神可以驅除負能量或鬼魂,並為居住在土地上的人們祈福。
蔡偉雄說:「這裏有許多人相信,神和神靈有巨大的力量來改變一個人的運氣或命運。」「你會發現很多商店的正門旁邊都有一個土地宮。它就像一個辦公室管理員,防止入侵者進入商店。」
蔡偉雄說,這個城市高度競爭的本質促使許多人相信迷信,以此增加運氣和機會。
「在一個競爭如此激烈的地方,你怎麼能超越別人?」蔡偉雄說。「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風水來提升運氣。」
「風水」,字面意思是「風和水」,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實踐,利用能量使個人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從而帶來更好的財富和健康。風水(安排或擺放建築物的做法)如今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因為違背了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信仰。
「當中國第一次禁止風水時,很多風水大師都逃到了香港,」蔡偉雄說。「一些人去了台灣,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如今,風水在香港仍然很受歡迎,蔡偉雄說,約有40%的開發商仍在徵詢風水大師的意見,為項目的最吉祥的設計方式出主意。諮詢價格一般從普通的8港元/平方英尺到高端的30港元/平方英尺不等。如果是新建築項目,每個項目的成本從100萬港元到幾百萬港元不等。
位於香港中央商務區的大部分摩天大樓都被認為是符合風水的建築。事實上,它們的許多設計特點都深受古代習俗的影響。
專家表示,市中心甚至發生了風水之爭。據說,這座中國銀行的摩天大樓像一把刀片,用它那被稱為「殺氣」的不吉利能量來切割周圍建築的財富。據稱,鄰近的匯豐銀行大樓在其屋頂上增加了兩個類似炮彈的物體作為防禦。
1989年,中國銀行大廈落成後不久,匯豐股價便跌至歷史低點。據稱,為了轉移這種負能量,匯豐將其像炮彈一樣的物體對凖了中國銀行。聯想控股稱,自那以後,匯豐的業績有所改善。
經過與風水專家長時間的磋商,匯豐銀行還在大門正前方擺放了兩座青銅獅子。在風水裏,獅子是保衛、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象徵。考慮到匯豐是世界第六大銀行,一些當地人喜歡撫摸獅子的鼻子和爪子,希望能從獅子身上沾到好運。
蔡偉雄說:「我們相信,觸摸一些風水寶器可以給自己帶來好運。」他說,這就像和幸運的人出去玩一樣,你會發現自己接觸到更多的好機會,但沒有任何保證。「中國有句古話,要想成功,70%靠努力,30%靠運氣。」
蔡偉雄大部分時間都在諮詢室內空間的設計,以確保客戶獲得最好的風水。如果一個建築是最近才建起來的,他會進入單位,計算門的位置,以帶來最佳運氣。「對任何單位來說,門都是至關重要的,」他說。門意味著帶來好運和繁榮。我們可以把門對凖一個非常吉利的角度,然後在一個吉祥的時候用風水羅盤來計算。他還為客戶提供最佳風水方面的建議,利用生日來確定事物的最佳方向。
根據蔡偉雄的說法,風水並不需要很昂貴。最經濟的方法是在某些地方擺放風水飾品。大多數時候你會看到「賜福之人」。這些小物品通常由黃銅製成,形狀像葫蘆,可以專門用來吸收負面能量,並將疾病和厄運的影響降到最低。
在香港,迷信也延伸到了死者身上。在祭拜先人的節日期間,包括4月份舉行的清明節,悼念者會焚燒紙錢、紙衣服、紙房子,甚至是紙做的智能手機和電視等最新產品。人們相信這些祭品會讓死者擁有幸福、富足的來世。
蔡偉雄說:「我們相信,如果你照顧祖先,他們會回報你祝福。」「我父親死的時候很窮。所以我們為他燒了很多東西,這樣以來他在來世就可以發財了。連我都這麼做了。這畢竟是個迷信的社會。」
香港迷信現象如此之多,其原因難以查明。英國此前在香港殖民已有150多年歷史,吸收了東西方的信仰,如今許多居民相信來自兩種文化的流行迷信。例如,香港人會避免從梯子下走過(在西方被認為是不吉利的),也會避免送鐘錶作為禮物(在中文裏,鐘錶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因為」鐘「這個詞聽起來和參加葬禮、表達敬意時的」送終「很像)。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張燕(Yan Zhang,音譯)撰寫過有關迷信儀式在驅趕厄運方面作用的研究。他說,人們相信迷信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獲得一種對周遭環境的控制力。
「迷信的行為讓人們有一種控制感,這讓他們感到不那麼焦慮或緊張,」張燕說。「宗教、科學和迷信都能幫助人們產生控制感和舒適感。香港不是一個特別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所以要想感覺好一點,你需要依靠科學或迷信。」
但無論原因是什麼,這座城市的迷信信仰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張燕說:「隨著時間過去,當人們更了解某些事物的運作方式時,迷信觀念可能會不斷更新。」「但我並不認為迷信會完全消失。考慮到人們永遠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有關迷信的信念會一直存在,只要我們能想象到。」
原文:BBC中文網
#社會
joseph發音 在 吳祥輝 Brian Wu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中華民國的結局
是天理也是人性
(轉貼)
十月十日的後續是什麼?辛亥革命之後發生了什麼?
以下摘自內文: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辛亥革命發生後第四天,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來到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湖北武昌,發現滿地都是滿人的屍體。如果那是清帝國的官兵屍體那就算了,偏偏一堆都是無辜婦孺的屍體。基本上這就是場無差別的種族屠殺,對,就是像盧安達大屠殺那類的事情。你覺得這個時候你分得出誰是「正義之師」誰是「革命先烈」嗎?你覺得殺婦女與小孩的人,他們的革命理念是什麼?還有那個「鐵拳無敵孫中山」當時人在哪?(當時他人在美國打工端盤子,看到報紙才知道武昌新軍叛變。)不要跟我說清帝國曾經對漢人平民「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屠」,所以現在屠回來剛剛好,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東西嗎?
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在他的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提到一段歷史記錄:「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旗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https://www.facebook.com/EOSMOVIE/posts/10157142901486058
台灣人,你真的知道「雙十節」是什麼嗎?
十月十日雙十節,很多台灣人想到這個日子,腦中就會自動跳出「四海同心、薄海歡騰」的意象,要不然就是想到「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創建了中華民國」的國立編譯館洗腦金句。但是台灣人,你真的知道一百多年前發生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資深影評李幼新的外婆是南京人,他的外婆曾經目睹中華民國誕生,他外婆說當時革命黨進到南京,要人數數字,「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用江蘇話說成「ㄌㄛ」,是漢人,不殺。唸成「ㄌㄧㄡˋ」的,是滿人,一刀砍下,人頭落地。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你現在發音的「標準國語」(Mandarin Chinese),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聽到是要被革命黨人當街砍殺的。孫文喊的「驅逐韃虜」就是呼喚種族屠殺的口號。所以李幼新才在「破報」上說:「把反清復明與國民黨建國當成聖戰救國救民,你別傻了!」
李幼新外婆所見到的狀況,就是大多數清國老百姓在當時所見到的「中華民國開國實況」。你一定會說,革命就是要殺人啊!那我問你,你有沒有想過革命該殺的是哪些人呢?你覺得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就只是殺了那些「腐敗的滿清政府官兵」,然後「革命先賢建立了中華民國」那樣地單純嗎?
中國國民黨給你洗腦的歷史課本通常都只會講前半段,後半段卻不會跟你講。就像中國國民黨只會跟你說八百壯士四行倉庫熱血送國旗的楊惠敏愛國故事,卻不會跟你講楊惠敏送完中華民國國旗之後,因為無辜捲入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戀情,而被國民黨以日本間諜與共產黨的罪名抓去關了四年黑牢,楊惠敏從此以後超級痛恨國民黨,連事後國民黨想要補償楊惠敏都被她拒絕。這就是「八百壯士」這部電影的真正隱藏版結局。(DVD跟藍光片都不會收錄,你別找了。)
那你想知道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發生之後的隱藏版結局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辛亥革命發生後第四天,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來到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湖北武昌,發現滿地都是滿人的屍體。如果那是清帝國的官兵屍體那就算了,偏偏一堆都是無辜婦孺的屍體。基本上這就是場無差別的種族屠殺,對,就是像盧安達大屠殺那類的事情。你覺得這個時候你分得出誰是「正義之師」誰是「革命先烈」嗎?你覺得殺婦女與小孩的人,他們的革命理念是什麼?還有那個「鐵拳無敵孫中山」當時人在哪?(當時他人在美國打工端盤子,看到報紙才知道武昌新軍叛變。)不要跟我說清帝國曾經對漢人平民「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屠」,所以現在屠回來剛剛好,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東西嗎?
美國歷史學者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在他的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提到一段歷史記錄:「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旗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路康樂也提到革命黨進入武昌之後,當地旗兵雖然沒有抵抗,但是革命黨通通把他們抓去殺了。而且革命黨人還會在街頭隨機把長得像滿人的叫下來,命令他們念出數字六六六,若有滿人口音,把六念成「ㄌㄧㄡˋ」,就會立刻被抓去處決。(這段美國歷史學者的敘述雷同於前述李幼新外婆所形容的狀況。)
美國著名漢學家,同時也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現代中國史教授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對於辛亥革命有著這樣的看法:「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麽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辛亥革命發起之後,漢人殺滿人殺到眼紅,滿人也對起義的漢人進行屠殺,中國文學家沈從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課」描述了他小時候在家鄉湖南湘西鳳凰縣目睹的辛亥年慘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是啊,這才是辛亥年「光輝十月」的中國人日常,也是往後半世紀的中國人日常。辛亥革命的發起地武昌更是殺到滿街屍體,外國領事館甚至得出面向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干預才能避免更多無辜民眾遭到濫殺。
中國各大城市,包括西安、荊州、杭州、廣州、南京的滿人居住城鎮都遭到全面式的種族屠殺。杭州與河南被砍下的滿人頭顱,把各村的井桶裝得滿滿的。許多原是長期大量駐紮數萬旗兵的區域被殺得乾乾淨淨,廣州三萬旗兵,被殺到只剩一千餘名。許多滿人家族,見到革命軍殺來,知道對方一定不留活口,乾脆全家服毒自殺。最慘的就是滿人婦女,除了她們的服飾與漢人不同之外,最明顯的就是她們不像漢人有纏足傳統,一雙大腳馬上就會被認出,很快就會成為被凌辱、綁架與殺害的目標。有的滿人家族就趕快把幼小的女孩送去纏足,想要裝成漢人女子的樣子,結果痛得小女孩哇哇大叫。
以被屠殺最慘烈的西安城為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的回憶錄中說道:「1911年10月22日,陜西首府西安爆發瞭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陜西的革命黨事後也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後,戰鬥隊伍分成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家屬。
另外一個名為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也描述過西安城的慘狀。西安城的滿人城被攻破之後,革命軍衝入城之後,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通通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露臉。革命軍在一堵矮墻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滿人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並進入漢人城鎮的滿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殘酷的無差別屠殺導致不下萬人的死亡,也造成多名無辜的外國僑民被殺。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當然革命黨人中也還有部分保有人性者,時任江蘇監察使的嚴庄,在西安看見旗人的小孩,拿了刀砍了四五下,小孩子沒死,嚴庄心軟放下刀,結果回去還被陝西革命黨人笑他軟弱無用。也有一些參與革命的成員對於屠殺滿族很不以為然,當時的革命團體共進會會員郭寄生事後曾經回憶:「我曾在街上親見便衣數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殺旗籍婦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權,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為,不但為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只可惜在中國的醬缸政治文化中理性的人終究難成主流,多的是開口閉口皆曰殺者,動不動就想當槍決可也的「判官爵德」。
中國社會黨的創始人江亢虎,也對武昌起義革命軍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辛亥革命引發的種族屠殺提出了針貶,內容提及:「種族革命,有悖於人道,易失民心,並且與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復仇為義,冤冤相報,本為大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導致瓜分慘禍。」
好啦,江亢虎這封仗義執言的媒體投書,沒有上海的報社敢幫他刊登,最後只剩一間「天鐸報」願意幫他匿名刊登。不刊還好,一刊一堆革命黨軍來函痛罵,還有一堆寫給江亢虎的匿名警告信,痛罵他「倡邪說以媚滿奴,疑亂軍心,當膺顯戮」,還用「漢奸」、「滿奴」的字眼痛罵江亢虎,只差沒罵他是滿清鬼子跟旗民餘孽,甚至還有人宣稱要用炸彈炸死他。你看中國人是不是徹底沒救,一百多年來幾乎都沒什麼變過。
中華民國創立時的血洗式種族屠殺把一堆滿族給嚇死了,許多滿人不得不隱瞞自己的身分與姓名,甚至遠離家鄉,直到死前才敢承認滿人身分。滿族人唐日新日後還寫了一首詩來表述辛亥種族屠殺的恐懼:「自從民元到如今,民族沈怨似海深。旗族傷殘如草棺,誰敢自言滿洲人。」這場中華民國開國屠殺把滿人殺得消聲匿跡之後,再來跟他們講五族共和一家人,漢滿蒙回藏苗傜,一起開心來合照,雙十國慶闔家歡,你覺得他們笑得出來嗎?看完這一整系列的辛亥屠殺,你還覺得這十月過得很光輝嗎?
就這樣,中華民國就在種族大屠殺的不祥開端中誕生啦。中國人向來習慣以濫殺來「解決問題」的無腦慣性也註定了它接下來將歷經長期自相屠戮的悲慘輪迴。許多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先賢先烈」,在接下來的五十年,不是死於孫文一幫指使的黑道追殺、黨眾互鬥、中原大戰的軍閥互殺、蔣介石的特務暗殺,就是死於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鎮反與鬥爭運動當中。中國人最愛講「成王敗寇」,結果通通都是寇,然後個個都以為自己是王。
你可以說參與這場開國無差別種族屠殺的中國「革命先烈」並不代表其他所有志在革命的中國人;你也可以說革命軍組成份子複雜,總是少不了失去控制的混亂與失去人性的濫殺;你甚至可以跟我論辯說不應該用現代的人道主義立場去質疑前現代的屠殺,畢竟那是個你不砍他頭,他就砍你頭的時代,但是中華民國為了宣傳辛亥革命與雙十國慶的正當性,長期以來都一直刻意隱瞞這段血腥的種族屠殺史。你覺得這樣對嗎?
好啦,我講了那麼多,最後問你一句話,台灣人既然要慶祝十月十日辛亥革命,那你台灣人要不要對從辛亥革命演變成滿人種族屠殺的歷史事件真相來進行檢討、負責、道歉與賠償啊?要不要成立「辛亥屠殺無辜滿人受害者真相調查委員會」啊,然後再從台灣人的稅金中編預算撥款賠償受害滿人與其後裔啊?搞不好金溥聰跟關中還可以拿到賠償金哩。你腦中是不是馬上爆出「幹!這干我屁事」的句子啊。
這就對啦!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干台灣人屁事!你可以期待與支持台灣鄰近的國家施行民主與享有自由,但是沒事不要去湊中國的熱鬧與醬缸,把鄰國的招牌與恩怨扛到自己的身上。中國人這一長串淵遠流長的濫殺政治包袱,你台灣人擔得起嗎?台灣人被當成鍾無艷這麼久還當不夠啊你?中國民主要你台灣人來拼,中國革命要你台灣人來坦,中國開國要你台灣人來慶祝,中國內戰還要你台灣人來參一腳,盧小夠了沒。給我閃到旁邊去吃冰淇淋,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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