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 自由 / 勇於說母語的你

無論是母親還是父親的舌頭
台灣都希望自己的人民能夠勇敢說出各種語言

台灣是語言的熔爐

不同時代的人們將自己的語言帶上岸
在 #語言平權 這條路上我們歷經努力
希望能夠尊重與確保台灣的多元語言文化
讓大家都能自由的使用自己認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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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在今年聯合國推案影片《敬 自由》中
我們拍攝了在台灣的印尼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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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所有台灣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
都是國家語言
不管在家裡說的是哪種母語
在學校都有老師繼續教你
跟阿公阿嬤聊天不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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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聯合國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讓國家尊重人民的權利
台灣的夥伴價值，值得聯合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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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reedom / You and your mothe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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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something of a melting pot in terms of language.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reduce the historical stigma attached to some of these languages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not lost to future generations. New languages are also being carried to our shores by new arrivals, creating a linguistically dynamic young generation of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These young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mportant i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r a more cohesive society.

We recently featured an Indonesian teacher in Taiwan--a new arrival--and one of her students--part of this multilingual younger generation--in “To Freedom,” our promotional short to mark the #UNGA76. They tell the story of Taiwan’s respect for all its languages when they say:

“Here, the natural languages of Taiwan’s inherent ethnic groups are official languages. Regardless of what language you speak at home, you’ll continue to be taught it at school. I don’t need a translator to talk with my grandparents.”

If the UN states part of its mission as encourag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eir people, Taiwan's vision of global partnership can serv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UNGA76
#HearTaiwan
#WorkingTogether
#FreedomForAll
#UNGlobalGoals
#TaiwanCanHelp
#RespectTheRightsOfPeople
#LanguageEquality

修改歷史課綱引發的討論，為什麼會讓正反雙方都如此在意？為什麼我們需要一段時間重新修改歷史課本？其實這都跟我們看待歷史的態度轉變，使得過去許多有「定論」的事件與人物都需要重新從不同角度來被認識。以前為了時代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是殖民主義以及去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將某些歷史事件與人物做出符合意識形態的定位。這中間可能存在著政治權力的控制、學術精英態度的詮釋以及討好輿論的主流觀點。人們喜歡英雄與悲劇故事的心態始終如一，對於善惡二分的態度也是主流的價值。如此一來，歷史中那些事件與人物複雜且難以定位的部分就很難獲得多數民眾的青睞，因為這樣的歷史不好理解，也沒有戲劇性可言。不過，透過多元的資料，配合著意識到敘述者、分析者意識形態來面對這些複雜的歷史，應該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的使命。講述大眾喜愛的故事很容易獲得關注與資源，但是說一個不討人喜歡、不戲劇化也不太吸引人的故事，可能才是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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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芳在芭樂人類學共筆部落格中寫道，她在觀賞《賽德克・巴萊》之後與學生在課堂上有所討論，而「那一門課的五個研究生裡，三個是賽德克族，但其中一個是清流莫那・魯道的Tkdaya後裔，一個是祖先未參加霧社事件之中原部落的Tkdaya，一個是平靜部落的Toda，……但其中Toda的那位同學在我們的討論中幾乎總是沈默的。」這裡所稱的沉默，自然是來自霧社事件期間，曾以「味方蕃」的身份協助日軍的道澤群後裔所背負的眼光。

邱韻芳所提到的問題確實曾經引起族人的關切。據擔任該片歷史與文化總顧問的郭明正（Dakis Pawan，本人為霧社事件的遺族）所言，早在電影開拍之前，他應邀擔任翻譯而首度閱讀劇本時，便曾向導演就劇情有所反應，於是而有《真相・巴萊》書中所述，魏德聖至埔里與賽德克三語族人面晤之事。郭明正歸納當日族人的關切要點，在於「族群關係的詮釋以及是否符合史實」兩方面：德克達亞人與道澤人交惡與衝突的緣由，是否應於片中有所交待？而在「霧社事件」中，道澤人與托洛庫人的角色或立場為何？能於影片中呈現嗎？此外，瓦旦・吉洛牧師特別提問：「劇終本族的德克達亞人走過『祖靈橋』，不知道我們道澤人是否也一樣行過『祖靈橋』？」

道澤群和德克達亞群長久以來的關係究竟如何，本身似乎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賽德克人彼此之間意見也未見相同。例如郭明正提到，「若依賽德克族姻親之間的關係，莫那・魯道可說是〔鐵木・瓦力斯所屬的道澤群〕奇萊家族的女婿」，這也牽涉到「莫那・魯道起事前是否曾遊說道澤群及托洛庫群共襄盛舉」此一連清流部落遺老都沒有共識的問題。

郭明正認為道澤人的行為不應使他們背上「親日」的惡名，而且正是因為他們將「答應人家的事……做到底」，所以這些道澤人之為Seediq bale根本無庸置疑。此外他也相應的認為，「若以土布亞灣溪之役的結果，來指稱我起義六部落族人『殺害』道澤群屯巴拉部落的頭目鐵木・瓦力斯，我們認為有失公平，且會扭曲歷史的真相。」他認為這一切悲劇都應當歸咎於日本人一向以來「以蕃制蕃」的策略，爭論族人之間誰是誰非，只是「模糊了殖民統治者對我台灣原住民族一貫的殘暴行徑」。

雖然郭明正一人並不能代表其他的賽德克人，但顯然他對於「史實」的概念並不是那麼素樸。他所謂的「史實」超出單純的事實追尋（facts finding），而進入到歷史詮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範疇，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他清楚知道詮釋本身便是史實的一部分。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3480?fbclid=IwAR3dA98NY360IKUfdcSVMEkaEewaMEOI1Pjv72QeIxen4Dg_JEYTCgwBqoo

一分鐘閱讀
第4535-4539集
2020-12-11
4535. 《李慎之與美國所》
4536. 中美新時代的李慎之
4537. 開創一種新風氣
4538. 改變中國美國學的研究方向
4539. 受李慎之的再啟蒙

《李慎之與美國所》
近年中美關係交惡，在美國大選前後，中美關係的去向也成為競選議題之一，在中文網頁更成為爭論的主要議題。
11月17日，美國的亞馬遜網站，在中國歷史傳記（Historical Chinese Biographies）類別，一本中文書《李慎之與美國所》排上了新書榜第一名。

在中美關係上，李慎之和在北京設立的美國所，意味著中國對美關係的轉折點。

中國在文革結束後，於1979年元旦日與美國建交，一月底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美。有一個流傳的故事是：當時隨行的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回答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從美國回來後，中國社科院就在1980年設立了美國研究所，而第一任所長就是李慎之。

但李慎之跟隨鄧小平訪美前，他在中國的「右派」帽子還沒有摘掉，他是毛澤東欽點的「極右分子」，帽子比別人來得重而且大。話說當時鄧小平組團訪美前，他提出一個原則，就是過去周恩來出訪時帶哪些人，他就帶哪些人。李慎之曾陪同周恩來出席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還有其他外事出訪，於是被徵召上陣。李慎之的工作單位新華社在他臨上飛機前火速給他恢復了黨籍。

李慎之生於江蘇無錫，先後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和成都燕京大學，期間參加中共外圍組織。1946年，去延安，在新華社國際部任編輯。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起，擔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組組長，負責《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當時被認為是「黨的寵兒」。

中美新時代的李慎之
李慎之於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來外交秘書，多次陪同周恩來出國。1957年因為提出「讓人民群眾能夠更多參政議政」的「大民主」，李慎之被毛澤東欽定為「極右派」，一夜之間被打入地獄，開除黨籍，送勞動教養。

1979年李慎之隨鄧小平訪問美國，開始了中美關係的新時代，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美國研究所，李慎之被任命為所長。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長兼美國所所長。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捩點。他不贊成戒嚴，更反對武力鎮壓，但沒有上街喊口號，他對街頭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六四後，他在社科院領導層中為重點批判對象，那時委婉地稱為「反思」。李慎之請辭。1999年，他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視野開闊的長文《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風靡海內外。晚年致力於自由主義研究，被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著有《廿一世紀的憂思》、《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李慎之的檢討書》等著作。2003年春，病逝於北京。

李慎之一生最重要也最得意的工作，就是開辦美國所擔任所長那十年。今年11月出版的《李慎之與美國所》這本書，就是由原美國所同事們合作撰寫的李慎之紀念文集。作者包括有美國所第二任所長、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資中筠，中國經濟學家、1984年調入美國所的茅於軾等人。

中國從封閉的文革狀態走出來，李慎之成為中國美國學的開創者。他不拘一格地招攬人才，眾多當年的學者和年輕人，受過他的教誨與精神感召，在這本書中，從不同側面回憶這位老所長，以及那個時代創辦美國所的精神。

開創一種新風氣
《李慎之與美國所》這本書，不同的作者分別回顧了1980年代，在李慎之領導下，美國研究所、所出版的《美國研究》雜誌、中華美國學會等開創性機構和刊物的籌備、創辦經過，同時豐滿地呈現出李慎之的形象：一位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思路清晰堅定的領導，一位正直寬厚的長者，一位真誠坦率、值得信賴的朋友，和一位胸懷中國傳統士人的責任感，堅定追求民主自由的現代知識份子。

資中筠，1930年生於上海，1985年起先後擔任美國所副所長和所長，她在回憶李慎之的文章中說，李「自己說對美國所『情有獨鍾』。因為美國所是他長年受到不公平的貶黜復出之後創辦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僅如此，他復出是與改革開放同時，也正是由於改革開放才有此機遇。可以想見他辦美國所決不單純是為了學術探索，而是與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現代化相聯繫的。美國對於他來說，並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符號，代表著一種價值體系，一種參照系。同時他又反對把美國研究定位於為政府寫對策報告，而提倡對美國本身各個方面作科學的、客觀的、深入的學術研究。」

李慎之辦美國所最獨到的貢獻，就是在中國對美國敵視了30年的社會氛圍下，開一種新風氣。曾任美國所黨書記的霍世亮說，李慎之既不把美國研究所辦成黨政機關，又不把它辦成單純的學術單位。研究的範圍包括美國的經濟、政治、外交、社會文化、軍事等方面，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所。霍世亮說，現在回頭看去，我認為他的這個考慮是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

改變中國美國學的研究方向
曾任美國所所長助理的何迪在回憶文章中說，李慎之是中國美國學的開創者。儘管他幾乎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但他不拘一格招攬人才。

當年的美國所，招了一些專業背景與美國幾乎不沾邊的人，比如茅於軾，是做鐵路機車的，董樂山是英文翻譯，梅紹武是研究戲劇的，張靜怡是總參二部的，霍世亮是記者，吳展是搞航太的。對於年輕人，他不重學歷而重才識與潛質，招進來，再加以培養。他改變了中國美國學的研究方向，從對敵鬥爭、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巢穴中，轉向真正學術意義上系統地研究美國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等問題。他以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從全球視角看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反思和對中國新啟蒙的提倡，開了風氣之先。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1984年調入美國所的茅於軾說，李慎之在美國所經常和研究員們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學術、時事、生活。不論什麼問題到了他這裡就有特殊的見解。他的視野非常廣闊，涉及到中國現代化的各個方面。他雖然不是經濟學家，但是他能夠抓住經濟學最核心的問題。他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邪門歪道。所以美國所沒有其它所那些複雜的勾心鬥角。六四後他情緒特別低落。他和我相識也不過五六年，但是已經變得非常知己，無話不談。他多次表露過對自己深刻的檢討。文革改變了他對革命的看法，而六四則再一次，而且更深刻地認識中國民主化的前途。……

受李慎之的再啟蒙
現年90歲的資中筠，近十多年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她與李慎之相交數十年，在回憶文中稱他作老李，稱她自己的回歸真我，主要是李慎之的再啟蒙。

資中筠說，我大約是1982年赴美的飛機上第一次巧遇老李，恰好座位相鄰。當時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聞，竟也不曾聞其大名。他知道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美國，就滔滔不絕地談起對各種問題的見解，許多看法在當時十分新穎。對於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沒有戒備，使我吃驚。那一席談似乎在我長久受到禁錮的腦子裡吹過一陣清風。隨後他把我挖到美國所，從此我在他領導下工作，兩人都退休以後繼續交往共20年。這20年中他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我們也並非對所有問題看法完全一致，但是我最初的印象始終如一：襟懷坦蕩，議論橫生；總是單刀直入，很少拐彎抹角；時常一語驚人，發人之所未發。對我個人而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在關鍵時刻對我起了再啟蒙的作用。他是第一個從不跟我說「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領導。相反，他在對我有些瞭解之後，曾對我說，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對於習慣於戴著鐐銬跳舞的我真有豁然開朗之感。這是一種返璞歸真的根本取向。我終於擺脫從大學畢業前夕就開始的永遠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歸常識，回歸自我，進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於他的。

資中筠說，這樣滿懷救國之志而有超常之見的一個人，卻屢屢以言獲罪，使她深感中國人在精神上仍然任重道遠。

在最後的幾年間，李慎之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他有下一輩子，他願意做一個教公民課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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