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險可守年代回顧 #兄弟爬山史前史 #齊上齊落史前史
[ 民主小龍鳳：中共代理落地還錢，黃金機會破冰溝通 ]
當年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號召港人表達爭取普選、踢走功能組別決心。補選前夕，港府照樣硬推政改，說要求同存異，但無議價餘地；那邊廂，中共代理則向溫和泛民伸出橄欖枝。民主黨兩度去信北京回應，表示願在人大框架下商討，終促成「歷史」破冰。
----------------------------------------------------------------------------------
1) 光明磊落偷雞出牌，求同存異裝腔作態

2010年4月，港府在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會期中，突然公佈政改最終方案。林瑞麟局長說，選擇這時推出跟5月補選無關；唐英年司長形容方案是向中央爭取得來不易黃金機會；特首曾蔭權語重心長呼籲各方求同存異。同日，人大副柲書長喬曉陽首度公開強調，2017年及其後「可以」普選不是語言偽術，而是依法辦事，呼籲支持港府方案。本來一心爭取終極路線圖，願意「忍多兩屆」的泛民議員一致抗議，認為當局既無明確交代廢除功能組別，又欠實質普選路線圖。

無綫新聞(2010年4月14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公佈政改方案。區議會功能組別由民選區議員以比例代表制互選產生，委任區議員沒得參與。行政長官選舉提名門檻加到150人，選舉委員會加到1200人，政界新增100席有75席撥給區議員。唐英年說，功能組別應否取消，留待下屆政府跟進。

唐英年(政務司司長)：「會談不代表有何修改空間或修改甚麼，會談其實是溝通，有多些機會說服他們，希望大家不要再錯失這黃金機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說這時推出跟5月立法會補選無關：「我們不會磋跎歲月，不會乘人之危，特區政府辦事非常光明磊落，準備好方案就拿出來。」

政府希望立法會在7月休會前表決通過政改。政改方案公佈後，政府新聞處向各電視台發放行政長官曾蔭權錄影講話，曾蔭權說方案比諮詢文件建議進步。

有泛民議員認為，政府無明確交代廢除功能組別又欠普選路線圖，難以接受。

何俊仁(民主黨主席)：「甚麼叫普選，是否包括功能組別？以及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會否有高門檻等事宜，一律沒有說明，根本不知終點是甚麼。」//

根據後來民主黨發表的政改六人小組報告，在中間人梁愛詩拉線下，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早於3月3日正式去信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對話，表明雖然「香港人仍希望2012有雙普選」，但民主黨願意以人大決定為基礎探討2017和2020年終極普選問題。4月11日，民主黨得悉中央認同其不參與五區補選之理性路線，會委派中聯辦與該黨會面，又會公開回應終極普選問題。翌日何俊仁與黨友張文光會見特首，欲提出押後表決，當時未知港府將公布政改。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致國家主席胡錦濤信件(2010年3月3日)：
//相信中央知悉，香港人仍希望2012有雙普選，但若未能實現，仍希望中央能與民主派坦誠對話，以縮近雙方距離，達成共識…//

何俊仁(2010年7月8日)《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
//我當時亦預料日後會有人指責，我和劉慧卿以及民主黨放棄了「爭取2012雙普選」的政綱，但我深信絕大部份市民明白：2012雙普選是理想目標，民主派只能盡力而為。事實上，當民主派討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時，其實已偏離了2012雙普選的理想目標。現實是：港人希望落實雙普選愈早愈好，但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否決了2012雙普選，這是港人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

----------------------------
2) 鳥籠方案無從入手，泛民吶喊姿態強硬

4月25日，一直取態溫和的普選聯召開新高山大會，盼以泛民僅餘團結綑綁否決權向當局還價。翌日，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急急約見普選聯代表張文光和楊森，然而雙方可斟酌細節不多。學者陳健民以南非領袖曼德拉例子主張繼續爭取對話，並建議泛民「中間落墨」，先分拆通過特首選舉方案，以維繫與中央互信溝通。

議事論事(2010年4月29日)：
//司徒華(資深民主黨黨員)：「我們『一定』要有普選，不是『可以』有普選，對不對？」

劉慧卿(民主黨副主席)：「若這方案再不獲通過，我很相信立法會將出現不信任動議。你們贊成嗎？(贊成！)」

眼見泛民溫和派態度轉趨強硬，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星期一緊急約見普選聯代表，令外界以為有商量餘地，豈料結果又再各自表述，毫無進展。

政壇近日有新建議，泛民可考慮先通過爭議較少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如何普選立法會則暫時按下不表，普選聯成員之一陳健民對這建議持開放態度。

陳健民(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完全接受方案對泛民風險太大，若完全否決也許跟中央溝通會中斷。只接受一部份，是中間落墨解決目前困局。」

當局主力推銷政界新增75名民選區議員加強民意基礎，但如果像2005年選委會區議員全票互選泛民全軍覆沒，將來要達150提名參選預計極難。不過林局長前日強調仍可商量：「政府開放態度，大家可討論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

根據民主黨政改六人報告，何俊仁在4月21日再度去信胡錦濤要求展開對話，形容港府方案令人失望，喬曉陽講話亦未釋大眾疑慮，特首將面對政改再被否決的管治危機，當務之急是西環按中央指示盡快找民主黨一起拆彈。4月30日民主黨與中聯辦代表為正式會面進行預備工作，中聯辦法律部馮巍提出5月11日會期，民主黨建議押至5.16補選後。那邊廂，普選聯在5月初舉行爭普選遊行，民主黨何俊仁和張文光再到禮賓府申明反對政府方案立場。

----------------------------
3) 港府老點會談籌碼，含笑落閘死狗講價

5月24日，五區補選後一週，溫和泛民龍頭民主黨歷史性與中聯辦「破冰」，會見副主任李剛、法律部馮巍和劉春華。會後中聯辦率先開記者會否定民主黨方案，主流傳媒則大讚李剛開明友善。民主黨說向北京提出了五點要求，包括2020年取消功能組別；2017年特首門檻不高於2007年；2016年立法會只增加直選議席並取消分組點票；2012年取消委任區議員，立法會新增5席與現有1席區議會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全港選民選出，特首選委加入全數400位民選區議員。

話說民主黨、普選聯本來叫價是2012立法會每邊加10席，又說如果中央願意就政改展開10年立法，保證2017和2020年有普選，即使2012未如願也可以「忍」，後來有傳得高人指點，著力爭取2012方案每邊5席「實質進展。隨後中聯辦於26日及28日分別會見普選聯代表與民協馮檢基。

議事論事(2010年5月27日)：
//劉慧卿(新界東，民主黨)：「李剛好好笑，他說看過你幾本著作，有《卿描淡寫》、《我在民主黨的日子》、《偏向虎山行》，我說我現在不就偏向虎山行了。他們(中聯辦)三人回應，我們三個不是老虎，哈哈哈！」

中聯辦首次舉行官式記者會，副主任李剛席上談笑風生，對記者罕有地有問必答。
這次會面被形容為「破冰」是因為過去21年，民主派和中央一直沒溝通對話，但其實之前雙方關係不錯。轉捩點發生在1989年六四，當年李柱銘、司徒華同時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以示抗議。以他們為首的民主派與中央勢成水火，不少民主派議員更被沒收回鄉證至今。隨著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出訪美國，中央官員甚至批評他是賣國賊。雖然中央視民主黨為陌路人，但非正式收風攞料其實從沒停過。

有分析認為這次破冰會談意義，在於中央以新思維調整以往對民主派策略。

蔡子強(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無論你喜歡與否，香港有六成選票投給反對聲音，究竟如何處理跟反對派關係，是全面封殺還是肯定一部份，排擠一部份，藉此改變政制格局？你可說這是分化手段，亦可說它改變以往鐵板一塊。」

不過，中聯辦今次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安排與其他立法會議員會面，難免令人感覺中央插手管治香港事務正式浮上水面。特首曾蔭權尋求連任時曾說希望任內可徹底解決普選問題「玩鋪勁」，但不久就只強調特區政府無權處理2012後政改。李剛在星期一記者會上，亦親自證實這說法。

程翔(時事評論員)：「一而再、再而三說香港沒剩餘權力問題，又說中央授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突然沒任何解釋，就收回香港特區政府的規劃權。現在是中聯辦幫香港政府站台、補台，我想請北京高官領導想一下，長遠對北京信用有否好處？對保持香港一國兩制有否好處？」

張志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在政治上，見面好過不見面，溝通好過不溝通，直接好過間接。如果我們經常要通過中間人傳話，這其實不是政治常態。」

李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卻沒說一國兩制中聯辦治港，我們要消除這誤解。」//

根據民主黨政改六人報告，何俊仁在5月28日再去信胡錦濤，要求再度會面回應先前訴求。翌日梁愛詩致電何俊仁，稱願再穿針引線向北京反映。6月6日，何俊仁、劉慧卿和張文光再會見中聯辦馮巍和劉春華，馮指中央將就普選發表重要講話，請民主黨支持政府方案，然後繼續談路線圖；翌日何俊仁和張文光會見曾蔭權，獲悉曾向中央推薦民主黨方案不果，政府計劃6月23日表決原方案。接著，喬曉陽重申民主黨方案惹人質疑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民主黨公開說繼續反對港府原方案，內部則仍期望與北京鴿派合作。

-- 歡迎分享，在專頁按Liked >See First會送埋上門 --

考古陣地一覽
[FB] facebook.com/recall.hk
[IG] instagram.com/recall.hk
[Medium] medium.com/recall-hk
[Twitter] twitter.com/recallhk
[Mastodon] mastodon.social/@recallhk
[Telegram] t.me/s/recallhk
[Google搜尋] goo.gl/vZknst

#世代懺悔錄 #香港前途考古 #民主小龍鳳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基本法 #政制改革 #小圈子選舉 #功能組別 #終極普選聯盟 #曾蔭權 #唐英年 #林瑞麟 #喬曉陽 #何俊仁 #余若薇 #馮檢基 #梁耀忠 #張國柱 #李國麟 #梁愛詩 #胡錦濤 #劉慧卿 #張文光 #楊森 #司徒華 #陳健民 #馮偉華 #何秀蘭 #中聯辦 #李剛 #五區補選 #五區總辭 #五區公投 #變相公投 #廢除功能組別 #公民黨 #社民連 #民主黨 #李先知 #偏向虎山行 #新華社 #曹二寶 #李柱銘 #蔡子強 #程翔 #張志剛 #馮巍 #劉春華 #真普選 #2012雙普選

【終於，在美國報復下，由美國主導創立的WTO“癱瘓”了】

在美國多次阻撓下，12月11日起，WTO上訴機制只剩下一名法官。

以特朗普宣稱報復法國征收“數字服務稅”為序曲，在國際貿易領域內，一輪未經WTO授權的報復與反報復大劇，正在悄然拉開帷幕……

12月2日，睚眥必報的特朗普再次開啟“關稅俠（TariffMan）”模式，打算對自己的小夥伴法國的“拳頭產品”葡萄酒、奶酪、手袋、化妝品等“開刀”，理由是報復法國向美國互聯網巨頭征收巨額數字關稅。

12月8日，法國政府表示，不會在對美國企業征收數字關稅方面有所讓步，並且準備將此事訴諸國際法院，特別是世貿組織（WTO）。

讓美國憤怒的“數字關稅”，到底是何方神聖？

面對迎頭而來的“貿易大棒”，法國為何堅持“寸土不讓”？

兩國僵持不下，對世界各國而言意味著什麽？

數字經濟沖擊現行稅制一個世界性難題

近年來，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商品和服務市場的運作方式，國際貿易日益受到經濟活動數字化的影響。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電子商務總價值為29萬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約13%；2018年，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達到2.9萬億美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總額的50%，較2005年時增長兩倍多，遠超整體服務的出口增速。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給現行的稅制體系帶來了革命性挑戰：

註：現行稅制體系，指以工業經濟為基礎、以物理存在的企業及其分支機構為主要征稅對象、以行業和區域作為劃分企業所得稅和間接稅。

一方面，像蘋果、亞馬遜、谷歌這樣的互聯網巨頭公司，其利潤並非完全依靠有形商品，部分利潤來自於軟件專利之類的知識產權所衍生而來的使用費收益，甚至相當一部分的產品本身就是以數字形式存在，如下載的歌曲。

問題就來了。

這些無形商品不再局限於具體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全球任意地方出售，企業很容易將其利潤轉移至全球低稅地區。企業避稅，不僅導致國家稅收蒙受巨大損失，也產生了一個全球性難題——互聯網企業與傳統企業（主要以有形商品貿易為主）之間的稅負嚴重不公平。

以蘋果公司為例，據《紐約時報》報道，蘋果公司2011年度報告顯示當年利潤為342億美元，其在全球繳納了總計約33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僅為9.8%。

相比之下，同期，沃爾瑪則為其全球244億美元的利潤繳納了59億美元的現金稅費，稅率高達24%！

另一方面，由於各國數字化進程並不一致，各國對相關稅收問題的理解大為迥異，在全球稅收規則和征管協調方面的主張必然有所不同。

征稅規則如何與現代商業模式相接軌？怎樣實現國際稅基合理分配？在這些問題上很難達成一致，導致國家間的政策協調舉步維艱。

大型互聯網公司紛紛將營收轉移至愛爾蘭、盧森堡等低稅國家，現行國際稅法對此卻遲遲無力應對，面對這種尷尬狀況，法國希望歐盟層面率先啟動數字稅計劃。

在法國大力推動下，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布了立法提案，擬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征收3%的數字稅，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都可以對其境內互聯網業務所產生的利潤征稅。

然而，該法案卻遭遇愛爾蘭、芬蘭等企業稅率較低的歐盟成員國強烈反對。因此，法國決定先行一步，試圖以國內單邊立法方式對全球大型數字服務商征收數字稅，以此逐漸改變數字經濟時代中的全球稅收規則。

法國先行一步各國陸續“開刀”

7月11日，法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向全球數字服務商征收數字服務稅的法案。依據該法案，全球數字業務年營業收入超過7.5億歐元、且在法國境內年營業收入超過2500萬歐元的企業，將被征收3%的數字稅。

該稅收將追溯至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據估算，這一稅收將給法國政府每年帶來約5.5億美元的收入。根據法案所確定的標準，征稅對象大約有30家企業，主要來自於美國、中國和英國，而美國互聯網巨頭谷歌（Google）、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等受影響程度最深，該法案因此得名“GAFA法案”。

實際上，在征收數字服務稅的道路上，法國並不孤單。

在法國通過上述法案的同一天，英國財政部也公布了一項從2020年4月起征收數字服務稅的計劃，征收對象為全球營收超過5億英鎊且盈利的跨國科技公司，稅率為2%。

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英國將在該領域作出行動，直到國際稅法可以針對數字巨頭在不同司法轄區內轉移營收和獲利的現象作出應對。

12月3日，英國首相約翰遜表態，如果保守黨在本月的大選中獲勝，這一預計能夠每年為英國帶來4億英鎊的數字稅將於明年4月如期開征。

法國和英國的帶頭作用似乎很有效果。

據《金融時報》報道，截至目前，印尼、加拿大、奧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墨西哥等24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或者正在考慮采取行動，對美國科技巨頭征稅。

這種情勢與當前數字經濟發展顯現出極不均衡的特征密切相關。

全球數字經濟領先的國家，除了美國，也有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報告，中美兩國占據全球70個最大數字平臺市值的90%。若就通信和通信技術部門的附加值而言，中美兩國加起來占據世界總量的40%。

歐洲在數字平臺市值中的比重僅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總和僅為1%。而若具體到各個互聯網巨頭公司，當前7個“超級平臺”——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裏巴巴，占據了全球總市值的2/3。

從上述數據中，我們便能深刻體會到為何法國等國家正在大力推動開征數字服務稅，為何美國表現得如此激烈——這一征稅標準所覆蓋的美國互聯網公司的數量顯然更多，需付出巨額稅款。

那麽，各國是否有權征收數字服務稅？

這一做法是否符合WTO規則？

征收數字服務稅違反WTO規則嗎？

要理清這一問題，需要理解國家稅收主權原則，即在國際稅收中，一國對實行怎樣的涉外稅收制度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不受任何外來幹預。也正因此，各國稅收法律制度存在重大差異。

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為了避免雙重征稅和減少逃稅、避稅現象，國家之間通常簽訂稅收協定以進行國家稅收政策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此類協定對國家具有約束力。因此，國家稅收主權原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會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必須基於國家同意）。

需要特別註意的是，在國際稅法領域，出於對一國稅收主權的高度尊重，無論是國民待遇還是最惠國待遇，都尚未構成一項基本原則。因此，在國際稅收爭議中，雖常常涉及雙重征稅問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要求他國放棄征稅權。

在國際貿易領域，WTO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多邊貿易機制，為推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在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因關涉國家經濟主權，迄今為止WTO框架內規範的仍主要是邊境措施。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型商業運作方式，其在推動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凸顯。為促進這一新興貿易形式進一步蓬勃發展，1998年，世貿組織決定實施電子商務關稅禁令。但是，這個禁令並非是永久性質的，需要定期進行審議。

2017年底，WTO成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第11屆部長會議的最後時刻達成協議，延長電子商務關稅禁令至2019年12月。12月10日，WTO決定對這一禁令再次延期至2020年6月的哈薩克斯坦部長級會議舉行時。

而鑒於國家間協調貿易政策和互聯網治理之間關系的突出需要，2019年1月，在達沃斯召開的電子商務非正式部長級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76個WTO成員簽署了《關於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正式啟動這一議題的多邊談判。

但在相關稅收問題上，WTO協調的是成員方有關電子商務領域的關稅政策，並不會幹涉成員國內的數字服務稅。WTO有關同意延長電子商務關稅禁令的聲明也明確指出，暫停征收關稅不影響成員以符合WTO協定的方式征收內部稅費或其他費用的權利。

因此，各國征收數字服務稅的決定本身並不違反WTO規則，除非它在實施過程中，明確違背了WTO的其他原則或者規則。

問題關鍵在於這麽多錢，誰來收？

要知道，特朗普早就覺得現行國際貿易規則讓美國吃了大虧，這時候法國等國家居然還想對美國互聯網公司征收更多稅款，顯然讓其難以接受。

對於各國紛紛提出將對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開征數字服務稅的做法，美國政府指責這是“單邊主義措施”，是對美國企業不公平的保護主義行為。

加之，法國此次僅對網絡廣告、用戶數據銷售、網絡中介等行為征稅，美國認為，這一做法主要針對美國互聯網公司。

於是，率先提出征稅的法國自然成了特朗普的靶子。

早已嗅到風聲美國在7月10日就宣布，根據《1974年貿易法》的第301條款，對法國政府即將通過的這項數字服務稅發起調查。

8月，美法雙方同意尋求妥協方案，表示將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框架下解決問題，並設定了90天的談判期。

然而，11月底的談判期限已結束，雙方並未達成任何解決方案。

12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宣布，對法國數字服務稅稅進行的“301調查”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並得出結論：該稅收具有歧視性，將給美國商業造成沈重負擔。

為此，USTR提議政府向價值24億美元的包括香檳、奶酪、手袋、化妝品等法國產品，加征最高達100%的關稅，邀請公眾在2020年1月6日之前提交有關擬議行動的評論。

美國政府還在探討是否對奧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數字服務稅展開調查。

事實上，特朗普並不必然認為數字稅本身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麽多錢，誰來收？

近年來，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等互聯網公司通過復雜的安排在國家之間甚至國內不同稅率地區間轉移利潤的做法，不僅使政府稅收直接流失，也會導致那些真正繳納稅收的公司因面臨不利競爭條件而蒙受損失。

這些傳統企業的倒閉，不僅不利於當地民眾就業，也會間接給政府稅收帶來損失。因此，未來互聯網企業稅收機制的調整也是必然趨勢。但在此之前，特朗普認為不應讓其他國家從中獲利。

12月3日，特朗普表示：

“（這些公司）是我們的，他們是美國的公司。如果有人要從美國公司身上獲利，那也會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法國”。

對此，法國表示“寸土不讓”。

12月8日，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勒梅爾表態：

“我們準備將此事訴諸國際法庭，尤其是世貿組織。對美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與其他國家公司是同等對待，這不是歧視。”

馬克龍同樣清楚，如果法國在面臨特朗普威脅時表現出退縮，其他觀望的國家也會難以堅持。

這意味著他一直以來為推動數字服務稅的努力將大打折扣，甚至付諸東流，對他想要打造的更具主權性的歐洲的構想，也會是一個沈重打擊。

不僅是報“一箭之仇”特朗普在打一場預防性戰爭

第一，美國需要防止法國征收數字稅一事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緊隨法國提議征收數字稅的國家，必然深諳此中利害關系，也在觀望美國與法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究竟如何解決。

若美國對此反應不夠果斷，而且最終未能成功阻止法國通過單邊立法方式實現對互聯網巨頭征稅稅基的改變，其他國家必定群起而效仿之。到那時，美國將更加無力扭轉這一趨勢。

況且，這還不光是錢的事，還關系到美國作為“全球一哥”的面子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與馬克龍的關系不太“和睦”。

對於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和巴黎協定，馬克龍表現出了強烈不滿。今年4月歐盟理事會投票授權啟動美歐貿易協定談判，馬克龍未曾“服軟”令美國失望；本次北約峰會前他有關北約“腦死亡”的言論，被特朗普抨擊為“令人厭惡”。

加之，法國在重構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稅收規則上頗為積極，似乎也撼動了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威權——若法國此次“得逞”，美國擔心這一立法模式會被復制推廣，從而導致美國在這項國際稅收規則的制定權上變得被動，甚至削弱到自己今後在其他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

換言之，即便要加征關稅，也不應該輪到法國來做主。

第二，特朗普擔心若在美法數字稅摩擦問題上態度不夠堅決，可能會對其選情產生不利影響。

雖然由美國民主黨人把持的國會眾議院所發起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案並未對其支持率造成顯見影響，但特朗普能否真正“捍衛”好民眾的“錢袋子”，對於大選走向顯然具有實質性的意義。然而，當前備受矚目的中美初步貿易協定談判的進展並未如特朗普所願。

12月3日，特朗普對此前一直信誓旦旦表示能夠盡快達成協定的說法突然改口，聲稱可能要等到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方能解決。

盡管美國國內對此並非沒有心理準備，但仍對特朗普態度的逆轉顯得十分失望。這意味著，本來尚有希望暫時穩定的中美貿易關系將立即變得更難以預料。

對於美國農民、商業團體而言，定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出口貿易環境。而隨時可能繼續升級的關稅戰，也會讓美國制造商和消費群體遭遇沖擊。特朗普此言一出，美股應聲而跌。這一變化，此前特朗普已經歷數次，心中必然十分有數。

相比彈劾案，這可能更令其擔憂。對於了解中美貿易談判進展的他，自然不希望法國在此時順利征收對美國互聯網巨頭的數字服務稅。

以關稅威嚇、阻攔，是特朗普一貫采用的施壓方式，也是對受影響的美國利益團體和選民所表現出的一種姿態。這也說明，此刻在特朗普眼中，選情才是重中之重。當地時間12月12日，據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提出重大關稅讓步，美中在原則上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一致。而特朗普早先一步在推特上對協議表示出的樂觀信息，引發美股當天應聲大幅上漲，三大股市在他發出這一推特後均創下最高記錄。這一方面說明中美貿易局勢發展至關重要，牽動人心，同時也體現出特朗普本人對達成協議，進一步穩固選情的急切盼望。

美國一意孤行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多變數

美法數字稅摩擦或對經合組織（OECD）正在推進的新國際稅收規則產生影響，沖擊到各國在這方面的努力。

當前，135個國家正在OECD帶領下致力於制定數字經濟時代的統一稅收方案，以期在2020年達成全球共識。據OECD網站10月發布的文件，正在就擬議的統一方法征求意見。

根據這一新的稅收聯結度規則，即便外國企業並未在市場國設立任何實體，市場國也能對其征稅。統一方法還引入一項新的公式法以進行利潤歸屬，解決如何將數字服務帶來的收入分配到特定位置的問題。

作為一項旨在更新國際稅收規則以將新的數字商業模式納入其中的協同努力，這一過程本身就已困難重重，當前美國與法國等國家的數字稅摩擦更令其增添不少變數。

12月4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致信OECD，敦促所有國家暫停數字服務稅收計劃，以使OECD能夠成功達成多邊協議。這一信件所透露出的“威脅”意味，可能會導致OECD框架內的談判變得更加復雜。

事實上，解決美法當前僵局的最好方法，就是回歸到OECD框架內解決。若能推動OECD盡快就數字稅問題達成各方能夠接受的安排，也會有助於緩解美法在這一問題上的對峙。

但在此之前，美法能否回到這一軌道且耐心等待OECD在這方面取得進展，從特朗普翻雲覆雨的行事風格及其對盟友毫不客氣的一貫態度來說，將會存在很大變數。

此外，特朗普的做法對美國貿易政策也影響不淺。

特朗普上任後，可謂四處“開炮”：

*對外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所發起的“232調查”；

*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

*對法國征收數字稅的“301調查”；

*以巴西和阿根廷操縱匯率傷害了美國農民為由，宣稱將立即恢復對其鋼鋁產品加征關稅;

……

這一系列措施使得美國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中的“國家安全”以及《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中的“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的內涵經歷了一次次的異化和擴張。

在特朗普的推文中，甚至對巴西和阿根廷鋼鋁產品加征關稅不過是為了保護美國農民的意圖不加任何掩飾。

《華盛頓郵報》評論指出，在冷戰時期，制定該條款的目的是將其作為一種極其特殊的手段來應對真正的緊急情況，絕非作為對他國的經濟施壓手段，更非為了總統的一時興起。

更要命的是，美國國會擁有憲法所賦予的貿易政策權力，卻並未對特朗普的做法作出行之有效的約束。這一切對美國貿易政策帶來的破壞效應，恐怕需要美國國會耗費數年時間來加以清理。

特朗普的做法給世界經濟帶來的變數已經愈發不可預見。

雖然各國對特朗普動輒加征關稅的做法已司空見慣，但是，這種毫無克制的做法接下來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風險，正在變得更加不可控。

在美國多次阻撓下，12月11日起，WTO上訴機制只剩下一名法官。在能夠找到替代方案之前，WTO爭端解決功能已然遭遇重大破壞。

歐盟、加拿大、挪威等固然可以通過簽署雙邊仲裁協定，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它們之間的爭端解決秩序，但是，對於當前這樣一個不願意接受國際規則約束、很可能不願意同任何成員簽訂仲裁協定的美國，其單邊主義措施將徹底進入無人看管狀態。

因此，諸如法國宣稱的將在WTO內對美國加征關稅提出申訴的做法，也註定只能是徒勞一場。

國際貿易領域內一輪未經WTO授權的報復與反報復正在悄然走近。

屆時，全球貿易秩序或許只能用“混亂”二字加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