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了一部轟動全球的電影，不幸卻從此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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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可是又老又胖，看起來與我的年齡相稱。但這可不是這部電影想要的。」當被問到是否會在《捍衛戰士：獨行俠 Top Gun: Maverick》（2021）回歸出演，已經年過六十的凱莉．麥姬莉絲（Kelly McGillis）坦率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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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莉比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年長五歲，在《捍衛戰士 Top Gun》（1986）當中連袂主演時，羨煞眾人，成為全球最火紅的銀幕情侶。然而，一隔三十年，這部賣座大片的續集消息傳出，狗仔卻也拍下了數張凱莉的近況照片。凱莉知道外界會如何嘲弄她的外貌與身材，於是主動向媒體「自嘲」，同時暗諷，自己現在的樣子顯然不符合好萊塢的主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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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穩居好萊塢一哥地位湯姆．克魯斯雖然年近六十，卻讓人不禁想起他在《夜訪吸血鬼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1994）中出演的吸血鬼，幾乎長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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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會就此解釋，這是男女生理上的差距，也是無可奈何。但好萊塢長期以來讓中年大叔配年輕女子的傳統，卻也早已令人詬病，畢竟這往往與現實脫節，也讓中年的優秀女性演員演出機會大大減少。以至於在現實生活中，同樣也是大叔的基努．李維（Keanu Reeves）帶著白髮女友走上紅毯時，反而像是一個奇聞一般成為討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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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的一次訪談，當記者問及凱莉《捍衛戰士》劇組有沒有主動聯繫她時，得到的回應是「完全沒有」，就連參加首映等系列活動的邀約都沒有。凱莉說即便邀了，她也得要評估一下自己有沒有時間配合（相當於婉轉的拒絕）。她自己甚至沒有看過預告片，也老實承認自己不太想看屆時上映的續集，因為那不是她最在乎的事。不過她卻對阿湯哥在片中的「新歡」珍妮佛．康納莉（Jennifer Connelly）表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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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珍妮佛．康納莉還是比阿湯哥年輕八歲之多。但不得不說，好萊塢算是有了一點進步，終於不是再找小妹妹來跟大叔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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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許多人可能以為凱莉是因為沒有得到任何知會，所以才幾乎說不出什麼好話。但實際上，即便當年《捍衛戰士》立刻推出續集，她也不會接演。因為這部片幾乎成為了她一生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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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當年出演的這部經典之作，凱莉很坦然地說，這個演出經驗與「表演」無涉，她更像是在演出一個「卡通人物」。在此之前，她以《證人 Witness》（1985）提名英國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以演技派演員姿態竄出。在遇上《捍衛戰士》的邀約時，凱莉很果斷的拒絕，因為她不想要讓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銀幕形象一下變成帥哥旁的香豔女郎，但經紀人卻說「這由不得妳」，因為她與派拉蒙有合約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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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中，她飾演湯姆．克魯斯飾演的米契爾上尉在飛行學校的教官恰莉，最後終成眷屬。其實恰莉並不是傳統好萊塢形象的陪襯角色，她在片中展現了相當豐富的智識，堪稱才貌兼備。鮮有人知的是，這個角色的原型其實是後來高居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克莉絲汀．福克斯（Christine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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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上映之後，獲得的成功遠超過凱莉想像，全球賣座達3.56億美金，更激起大批美國青年報考空軍，幾乎成就了一個文化現象。原先期望成為「演員」的凱莉，一夕之間被當作偶像，而且各種邀約不斷上門，走在路上也會被圍著討簽名。她為此掙扎了幾個月，甚至從此喪失人對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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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控訴 The Accused》（1988），她再次重回主流視野，這是一部關於女性強暴案審訊的題材。曾經在1982年不幸遭到兩名男性持刀性侵的凱莉，對這個題材有著極高的使命感，毅然決然同意出演劇中檢察官凱瑟琳一角。不過戲份等同女主角的她，沒有因此成為矚目焦點，飾演被害人的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以這部作品榮膺奧斯卡影后，她卻顆粒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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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凱莉逐漸淡出影壇，嫁給一名富商，將重心拉回家庭，並以劇場演出為主，偶爾在電視電影有些表現機會。在2000年，她被發現在在佛羅里達的餐館擔任服務員，受訪時她不改犀利性格，向記者說道：「聽著，我現在43歲了，我根本不在乎人們對我的期望是什麼。我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這點。如果大家對我感到失望，那也不是我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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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問她為什麼從此拒絕大預算的商業製作。凱莉也很坦率地說，那是因為拍這些大片往往要忍受那些「明星」的不敬業表現。她說自己曾遇到導演要求明星演哭戲，對方卻哭不出來，還問導演該怎麼哭，她心想：「⋯⋯喂！這是你的工作吧！」對於真正追求「表演」的她而言，這些商業大片只是金玉其外，反而小眾的、低成本製作或劇場演出，能讓她與真正的尊重表演的演員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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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許多人經常將凱莉當作一個「失敗的例子」來描述，不過其實這一切無關成敗，而關於選擇。一方面，之所以會讓凱莉幾乎喪失表現的舞台，一部分原因也在於在1980、90年代的好萊塢，可不容許一個這麼有個性、勇於說出真話的女明星。女星梅格．蒂莉（Meg Tilly）就曾語出驚人道：「在那個年代，女性只是一個消防栓，男人得靠它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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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已經步入中年，凱莉明白自己更無立足之地。她悻悻然道：「我認為這個行業對50歲以上的女性很不友善。我可不喜歡染髮、打肉毒桿菌和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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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對凱莉來說是一個人生的重大轉折，她公開出櫃，承認自己真正愛的是女性。凱莉過去有兩段婚姻，育有兩女。但第二段婚姻在2002年以離婚收場，直到女兒已經成年，她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可以說出真相。2010年，她與伴侶在紐澤西州辦理了民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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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莉說自己多年來都因為必須隱瞞自己的同性戀身分，而感到痛苦與焦慮。她承認自己在1981年遭受性侵時，正與一名女性友人同居，她認為正是同性戀取向而導致自己遭到「懲戒式」的性侵，從此將近30年，她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真正的欲求。過去在感情經驗當中，她更無意識地在男人面前貶低自己。為此，她一度迷失於過量酒精與藥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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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她努力使自己走了傷痛，成為了協助他人解決藥物成癮問題的諮詢師。近年她決定重返最熱愛的表演工作，不過凱莉知道自己追求的已經不再是世俗的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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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路演到92歲，死在舞台上，但如果要我拍《捍衛戰士》那樣的電影，是不可能的。」凱莉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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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有高達五成住在寄養機構的兒少會出現終身的精神疾患】
「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說出去妳就完蛋了」，12歲的小妮（化名）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媽媽因為夜班工作需求，常把小妮託給男友照顧，沒想到卻遭到長期性虐待，並威脅小女生必須守著這個「秘密」，直到2年後某天清晨，上夜班的媽媽回家發現小妮下體流血，緊急送醫，才揭露這起不幸事件。
　　
這只是「林口長庚兒保中心暨兒童心智科主治醫師梁歆宜」照護眾多有類似遭遇兒少的其中一人，而小妮儘管事後被緊急安置在寄養機構，開始新的學校、新的人際關係，但長期的性侵惡夢仍在小妮生命中持續了好幾年。
　　
■研究發現，寄養機構中的兒少精神疾患終身盛行率為54.6%
「林口長庚醫院兒少保護中心」於（22）日發表最新研究：「兒虐的陰影恐怕久久難以擺脫，甚至造成終身疾患！」
　　
失去父母或遭受重大變故的兒童及青少年，會被安置到寄養機構（育幼院）以得到暫時性的妥善照顧。根據統計，全台去年兒少收容人數約近3千人，林口長庚兒保中心提供桃園地區多家寄養機構的兒少長期完整評估及身心照護，今年並針對2011至2014年間的97位兒少身心調查結果進行研究，此項結果也刊登在《台灣精神醫學期刊》【註1】。
　　
梁歆宜醫師說，研究團隊發現，寄養機構中的兒少精神疾患終身盛行率為54.6%，高出台灣兒少精神疾患盛行率（32.3%）達2成；最常見的各項疾病包含：
▶ 行為規範障礙症（22.7%）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15.5%）
▶ 對立反抗行為疾患（13.4%）
▶ 憂鬱症（10.3%）
▶ 創傷後壓力症（4.1%）
　　
研究還顯示，機構兒少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的終身盛行率，是一般兒童精神疾患盛行率（10.1%、1.7%、0.1%）的1.5倍、6.7倍及41倍。此外，機構中兒少6個月的精神疾患盛行率為28.9%，也高於一般台灣兒童和青少年的25%。
　　
梁歆宜醫師說，機構中兒少約有1成自述有明顯憂鬱，且在8到12歲的族群高達1成7，雖然排行不是最高，卻是殺傷力、後座力最大者，最怕的是，可能影響兒少萌生輕生意念；而創傷後壓力症也常令受虐兒少走不出過去的陰影，回覆回想過去受虐情景。
　　
■心理的傷，身體知道！心血管、免疫系統都有影響
梁歆宜醫師指出，在兒童時期，尤其是幼年時期，遭受到虐待經驗，不僅對精神心理層面有影響，同時也會長期影響身體，包括生長發育與生理變化、引起長期發炎反應、及破壞壓力荷爾蒙系統的調節，也包括大腦的學習功能，腦部杏仁核的恐懼反應被過度喚起，負責理性分析的前額葉皮質功能被抑制，使得兒童青少年專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降低，變得衝動、易怒或是躁動不安。儘管復健之路漫長，但仍舊可以改變。(資料來源：【註2】)
　　
梁歆宜醫師指出：「這心裡的傷身體知道，換了一個安全保護的環境以後，雖然正式修復的開始，但過去創傷的經驗還是會影響他們。」且這後續影響不只是精神方面，梁歆宜也發現，其實這麼小的孩子三高就出現了，BMI也變高，和人的免疫調節也有關係，發現這其實就是跟壓力不良事件有關。(資料來源：【註3】)
　　
■揮別創傷！孩子都有韌性可慢慢恢復
「林口長庚兒保中心臨床心理師黃文怡」強調，若是受虐兒童已出現明顯的失眠、焦慮及憂鬱情緒、創傷後壓力症，進而影響生活適應、人際互動、課業學習，應先至兒童心智科就診，請臨床醫師進行臨床評估與診斷分析；接著可依照醫師評估及診斷結果，判斷是否需要進行藥物治療，優先處理急迫的情緒行為問題，並選擇適合的心理治療取向，進行長期腦部心智功能復健。(資料來源：【註2】)
　　
據統計全台去年兒少收容人數約近3千人，經過良好的協助、治療及陪伴，是有機會揮別過去的恐懼或陰影，梁歆宜強調：「孩子人都有韌性，是有恢復力的，只是該怎麼好起來，比較擔心孩子狀況還沒有好時就出現併發症。但個案進入正向的安全環境下，是可以回到正常孩子一樣。」
　　
其中，家長、家人、朋友都是支持的角色，可以選擇適合的心理治療取向，與進行長期腦部心智功能復健，重新開啟新的人生篇章。(資料來源：【註3】)
　　
【Reference】
1.來源
➤➤資料
∎【註1】
Liang, Sophie Hsin-Yi & Lo, Fu-Sung & Huang, Jing-Long & Shen, Shin-Heng. (2020).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Foster Care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in Norther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0. 15-24. 10.4103/TPSY.TPSY_1_20.
http://www.sop.org.tw/sop_journal/pastIssues/info.asp?/2268.html
　　
∎【註2】
CNEWS 匯流新聞網 -【有影】兒虐「無聲」害一生！研究驚揭台灣寄養機構兒少 終身精神疾患高達5成：https://bit.ly/37IWzZc
　　
∎【註3】
早安健康 -「高達5成寄養機構兒童終身患有精神疾病！創傷也會造成三高、肥胖」：https://bit.ly/37IRwbg
　　
➤➤照片
∎ 自由時報(2020-10-23)-「寄養機構兒少，54%罹精神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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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saving the world and living their lives meaningfully and all I do is whine like a teenager all the time.

(Lie down, roll over, grab knees, contemplate life, cry a little)

我是Veronica，一個在屋邨長大的八十後，原本是一家五口，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自小家裡已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逆境。
我讀小學的時候，家裡時常發生很多爭吵，爸爸是自僱人士，因為當時經濟很差，我們的家庭面對很大困難。父母之間相處也常常有很大的磨擦，每晚當爸爸回家時，我們三姊妹都會躲在房間裡，不希望聽到當天吵架的原因。
在我大約五、六年級的時候，爸爸向我們表示再沒有能力供養我們四母女，建議將我們三姊妹送到社福機構寄養，他更向媽媽提出離婚。當時我們十分驚慌，只懂得不停哭泣，最後媽媽答應離婚，她沒有將我們送到社福機構，決心一個人將我們養大。
媽媽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主婦，沒有任何工作技能，要她重新投入社會工作，對她的壓力是非常大，日間需要上班，放工後要趕回家煮飯。我們三姊妹很快已經學懂要堅強和獨立，大家互相照顧，處理好自己的學業。我們讀書成績雖然平庸，但並不需要媽媽為我們的學業擔心。
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和姊姊下課後，開始兼職工作，幫補家中日常開支。但當我大約十六、七歲的時候，姊姊患上了急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家中的壓力更加是百上加斤，姊姊需要停學進行化療，媽媽每天都要進出醫院，因此要減少工作，但要支付每天的住院費，家中的經濟也變得十分緊拙。當時一餐晚飯的預算只得十元，只能夠買芽菜配白飯，但我最喜歡的是煎蛋配白飯加豉油，價錢便宜，而且味道甚佳。我們一家人都沒有抱怨，有一餐便吃一餐，姊姊亦很勇敢，十分樂觀去面對，但她情況差的時候會嘔吐至不能下牀，當情況好的時候，她會很積極地往醫院當義工，幫助和安慰有需要的院友，亦會協助朋友教興趣班幫補收入，她亦很積極做運動。在她身上我學懂了什麽是真正的樂觀，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一兩年之後，她的病情已進入康復期，長時期都可以留在家中，只需要定時回醫院注射一些低劑量的化療針。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已慢慢地回復正常，覺得最終都捱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但不幸的意外再次發生。在二零零七年，當姊姊往醫院覆診的時候，醫生將應該注射在靜脈的藥物，錯誤地往脊髓注射，當時並沒有留意到，一日之後姊姊覺得身體十分僵硬，數天後便被送往深切治療部，而且進入了半昏迷狀態。之後的十多天我們都在深切治療部陪伴著姊姊，最後醫生表示姊姊已經証實腦部死亡，建議拔喉讓她離世，姊姊便在我們一家人的身旁安詳地離開。
我們本來是一家五口，到現在只有一家三口，過了數年傷心和黑暗的日子。後來我們得到醫療失誤的賠償金，我決定用部分賠償金和空餘時間兼職賺來的收入來讀書進修，希望能夠完成姊姊讀書的心願，更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有能力使到家中的生活安穩起來。過了數年我完成了學士課程，我希望能夠繼績姊姊助人的心願，所以報讀了一個言語治療碩士課程，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今天我已經碩士畢業，成為一個治療師，可以為復康界作出一些微小貢獻。
每一個人一生中必定出現過大大小小的難關，部分人會在逆境中抱怨，選擇放棄、自殘、接觸毒品，有些人會變成邊緣青年誤入歧途。我一生中也出現過數次難關，父母離異的時候我選擇堅強，學懂獨立，家中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我積極外出找兼職，減輕家中的負擔。姊姊患病的時候，我們一家人都沒有抱怨，只是樂觀地去面對。到姊姊離世後，我努力增值自己，希望為家人帶來一個更加安穩的將來。經過了十多年的難關，今年我已經二十七歲，十分慶幸，每一次我所作出的都是正確選擇。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難關在何時出現，我們不能夠控制，但在難關當中，我們自己的心態和怎樣去面對，作出何種決定，我們是絕對有能力去選擇，難關雖然難過，亦可以關關過。
I am Veronica. I am an eighties child who grew up in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Originally, I hailed from a family of five. I have an elder sister and a younger sister. We had to overcome a lot of adversity among our family since we were young.
When I studied in Primary school, there were a lot of disputes among my family. My father was self-employed. A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as at a downturn at the time, we came across a lot of difficulties. There was a lot of friction between my parents. Whenever my father returned home, we three girls would hide in our room. It was because we did not want to hear our parents fighting.
During Primary five or six, my father expressed that he was unable to support us four anymore. He suggested sending us to a social welfare agency for foster care. He also suggested getting a divorce with my mother. We were all terrified. We only knew how to keep crying. In the end, my mother accepted the divorce. She did not send us to the social welfare agency. She was determined to raise us on her own.
My mother was only an ordinary housewife. She did not have any work experience. To find a job was very stressful to her. She had to work during the day and in the evening; she had to rush home to make dinner. We three girls learned how to be tough and independent. We took care of one another. We also handled our own studies. Our grades were average but we did not need our mother to worry about us academically.
When I was fifteen, I began working part-time jobs after I got off school. I had to help the family financially. But when I was around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my elder sister had acute leukemia, which basically means blood cancer. The pressure at home was even greater. My elder sister had to stop her studies to undertake chemotherapy. My mother had to go to and from the hospital each day. In light of the situation at home, she had to give up some of her work. Our family life was in red light due to the daily hospital stay costs. At that time, we only spent around ten dollars on dinner each night. We could only buy bean sprouts to go with rice. But what I loved most was eggs with rice mixed with soy sauce. It was cheap and tasty. Our family did not whine and complain. We would enjoy each meal. My elder sister was also very brave. She faced her illness positively. When she was in bad shape, she would vomit so much that she could not get out of bed. When she felt better, she would proactively work as a volunteer in the hospital to help and support patients in need. She would also assist friends to teach interest classes to help the family. She also did a lot of exercise. I learned what real positivity was from my elder sister. I would think positively in all situations. After a year or two, my sister began to go into recovery phase. She was able to stay at hom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She only had to visit the hospital at regular intervals for low dosage chemotherapy injections. Our family lifestyle began to turn around and return to normal. We all felt that we have endured our most difficult times. But the most unfortunate accident took place. In the year 2007, when my elder sister went back to the hospital for a follow-up, the doctor wrongfully administered her medication into her spinal cord,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 into her vein. It was not noticed at the time. After one day, my elder sister felt very rigid. After a number of days, she was sent to the ICU and drifted into a semi-coma. For the next ten or so days, we spent our time accompanying my elder sister. In the end, the doctor declared her brain dead. The doctor also suggested pulling the tube off her throat to allow her to leave the world. My elder sister passed away peacefully with family surrounding her.
From a family of five, we became a family of three. After a number of dark and depressing days, we eventually received compensation money for the medical error. I decided to use a partial amount of the compensation money along with the salary I made from my part-time jobs on further studying. I wanted to fulfil my elder sister’s dream of completing her own studies. I also hope that one day I could become a financial pillar to my family so that they can live a stable life. Over a number of years, I completed my degree. But I wanted to spread my sister’s spirit of helping those in need. That was why I applied for a speech therapy program. I hope to help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Today, I have completed my masters degree. I am also a therapist. I can contribute in small ways to the rehabilitation community.
Each person will come across large and small obstacles in life. Some people will complain during adversity and choose to give up, self-destroy and do drugs. Some youth may even live on the edge and involve themselves in illicit activities. In my life, I have come across countless of obstacles. When my parents divorced, I chose to be strong and learned to become independent. When there was financial difficulty at home, I looked proactively for part-time jobs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at home. When my sister was ill, we, as a family, did not complain. We only confronted everything positively. When my elder sister passed away, I worked hard to upgrade myself with the hopes of bringing a more stable future to my family. After ten years of arduous times, I am now twenty-seven years old. I have been very fortunate. I made the correct choice each time. I hope to share with you all that obstacles often manifest and we cannot control them. But during hard times, our attitude and how we approach those difficult dats; as well as our decision making, are all within our grasp. Obstacles may be hard to hurdle over but you can surely overcome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