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曾介紹美國電影製作人史杰鵬(J. P. Sniadecki)以及他曾經待過的哈佛大學感官人類學實驗室。最近史杰鵬以中國大陸鐵路交通為主題所製作的紀錄片《鐵道》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地放映，NY Times特別專訪。一起來聽聽他怎麼思考鐵路上的中國，以及影像人類學對於這個議題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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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們經常說封閉的車內空間可以被當做社會的一個縮影。這些火車上的情況是這樣嗎？

答：中國社會情況太複雜、變化不定，又摻雜各種地域和全球因素，聲稱通過某個基礎架構或某件藝術品就可以描繪出中國社會的縮影，似乎有點不智。不過，火車的確能給人們帶來很多有關社會的洞見。它改變了時間空間關係，給人們提供更大的機動性。當風景從車窗旁迅速掠過，看起來就像原始的電影。它把中國的邊遠村鎮和城市中心連接起來。在車上短暫相遇的乘客，往往更容易坦誠相見和親密交談。車上還形成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空間，乘客不得不應對彼此的存在，以安然度過這段旅程。我想我們的確可以從上述所有方面看到中國社會的一些面貌，儘管比較有限，而且影片所能呈現的東西也總會受到我這個電影製作者的視角局限。

問：這部影片中文名是《鐵道》，對應的英文是The Iron Road，但影片的英文名卻是The Iron Ministry（鐵部委），似乎是將影片放在了一個更加政治化的語境里。

答：這個名字涵義非常廣。「Iron」（鐵）一方面指鐵路、火車等事物，另一方面也指代發展、進步和現代性等概念。此外，從更為間接的層面上講，它還可以指中國共產黨對各個發展階段和各種經濟結構的管制：集體主義體制下的「鐵飯碗（意指讓所有人都有飯吃），和對社會實行持久的「鐵拳」控制，儘管它同時也努力發展軟實力。

「Ministry」（部）一方面指政府部門，尤其是鐵道部，它被認為是這個以不透明著稱的政府之下一個頗為神秘但又規模巨大的「獨立王國」，它曾經有自己下屬的學校、法院、住宅小區、工廠、公安機關等機構和設施。不過，現在這些都成為了歷史。拍攝這部影片的三年，碰巧是鐵道部作為一個獨立世界存在的最後三年，似乎是比較恰當的時機。在多起高層腐敗案件發生後，鐵道部在2013年被正式解散，轉換成新的經營性實體——中國鐵路總公司。據說該企業集團的控制權由一些中國高層人士共同掌握，這次轉型會如何改變中國鐵路事業，還有待觀察，不過它一直在進行私有化改革和業務擴張。

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回到影片名字，從另一個層面講，「Ministry」也可以指信仰、宗教和意識形態，一種無所不包的精神世界。所以，它最後也可以指在中國大地上傳播意識形態、科學觀、工具性邏輯和道德規範的「使命」(mission)。

問：你所接受的電影製作訓練主要來自在哈佛大學感官民族志實驗室(Sensory Ethnography Lab at Harvard)的學習。那個課程訓練中有哪些內容，或者有什麼理念，對《鐵道》的製作產生了影響？

答：在我看來，感官民族志實驗室並不信奉任何壓倒一切的理念，不過在那裡，我們的確對形式的實驗、對常規的質疑和對程式化的拒絕有共同的興趣。這好像給非虛構類影片製作和人類學研究帶來了有趣而讓人興奮的挑戰。

問：你已經製作了一部有關成都人民公園和一部有關中國鐵路的影片。中國還有哪些事物引起了你這種視覺化人類學研究的興趣？

答：儘管我在作品中使用了民族志的方法，但我首先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影片，這個製作過程涉及很多含義不明和充滿個人特質的東西。就影片中我和社會接觸所呈現的概述性和實驗性而言，的確有「研究」成分，但我對別人所說的我的電影所具有的民族志學價值，相對不那麼關心。除了《鐵路》和《人民公園》，我還在中國拍攝了兩部全長片和兩部短片：電影短片《松花》（Songhua，2007年）調查了哈爾濱居民和他們的母親河之間的關係；《拆遷》（Demolition，2008年）聚焦城市快速發展的時代里的城市景觀變遷和農民工、城市居民及電影製作人的經歷；《黃埔》（The Yellow Bank，2010年）也是一部短片，是在一個出現日全食的日子裡，在一艘通勤渡船的船頭拍攝到的上海景象；《玉門》是一部抽象實驗電影，拍攝了曾經是繁榮石油重鎮如今變成廢墟、鬼城、如同行為藝術場景的玉門。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