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2-07-30

九萬市民遊行反洗腦中產稀客上街挫管治

“烈日高掛的周日，一個月內又有一次近10 萬人遊行。

據主辦單位推算，最少有9 萬人昨天上街反對政府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老紀昨天也在遊行隊伍中，觀察是次遊行有三大特色：一是多小朋友，二是遊行過程十分冷靜，三是不少遊行人士都是中產家長。

香港中產大多為六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大多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之中產年輕時靠個人努力奮發向上，學習時受教的是平等、開放及具思考的教育，加上社會條件成熟，令他們成功向上流。

但今時德育國民教育科的設立，直接影響他們下一代「複製」父母的成功之道，實難叫這些中產家長不氣結，一舉紛紛上街。社會最穩定階層的中產也反政府，八年前香港試過一次，結果令當時特首下台。梁班子又何苦重蹈

覆轍？”

先談多小朋友。昨天軒尼詩道滿布不同年紀的孩子，由手抱嬰兒到長近半個成人高的初中生，可見遊行人士不少是家長，藉遊行進行公民教育。再說遊行過程十分冷靜。老紀昨一直藏身於隊伍中間，行至灣仔時隊頭應已到達政府總部，所以可能隊頭有人喊口號，但隊中確是較寧靜。這可能是父母避免在子女面前過分激情，也可能是上街的大部分並非「常客」，不習慣遊行操作，甚或根本不屑這種表達方法。

最後是上街的不少是中產家長。當然，這未經科學方法如問卷調查研究遊行人士的收入和社經地位，但老紀有兩項觀察也可以和讀者分享。一是遊行父母的衣着頗為「光鮮」，即使如老紀般經常出入中環的白領，每次遊行也穿得較樸素，但昨天所見不少上街女士，穿得頗莊重。其次是遊行路線沿途一些較為高檔的食肆，也坐滿休息的市民。那些餐廳的下午茶餐也要40 至50 元，收費絕不便宜，但依然其門如市。就連在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甚落力的學民思潮，其召集人黃之鋒亦認同，昨天很多上街的都是中產家長。

那麼為何中產家長要上街？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並不始於今朝，去年5 月時，課程發展委員會公布這科目的課程指引諮詢稿，結果惹來強烈反彈，甚至演化至後來有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微博上直認國民教育就是「洗腦」，令港人意識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相。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曾榮光教授，去年在《教育學報》詳細分析國民教育科問題所在，他的論文名為〈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

文章開首，曾教授已介紹「洗腦」概念。他解釋， 「洗腦」一詞實是上世紀50 年代冷戰時期美國人的反共詞藻（anti-communist rhetoric），最早見於Edward Hunter 在1950 年對剛建政的中共政權進行思想教育的負面報道，加上後來不少美軍在戰場上變節投共，更多人相信他們被「洗腦」。

他坦言，不少人如何志平在報章撰文，指「教育，說到底，還不就是洗腦」（持類似論調的還包括郝鐵川、劉迺強和那個曾賄選的姜玉堆），但事實上， 「教育根本就不應該被視為思想的控制、禁錮與複製，相反應該是一種解放思想、釋放潛能、誘發想像的活動」，所以他提倡把對國民教育的批判，重回教育、課程與教學的討論。

正如對香港中產素有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所言，香港中產大量形成於70 年代。今天的中產，大部分是六十後、七十後，他們的父母往往有強烈政治立場。這批六、七十後，及後憑着個人努力和香港發展機遇而獲得更佳生活條件，社會地位亦向上流。在他們求學時期，英國人教育雖然不鼓勵他們認識中國，但同一時間，英國人也毋須當時的莘莘學子學習愛英女皇，要對米字旗「感動」等等。

這些中產人士正正明白，避免對政治過分熱情，接受良好西式教育，就是中產成功之道；同時間社會也毋須政治化。正如呂大樂分析，在那個大量形成中產的七十年代，對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呂大樂正認為，這三大情況恰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反之，愛國、鮮明的或左或右的政治立場，並不存在於中產對「成功」的詮釋。

事實上，連內地學者也明白香港中產有這樣的特點。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建平，在其《社會變遷中香港中產階層的形成、特徵和啟示》一文中，正正指出「香港中產階級深受西方社會影響，成長過程中，他們參與建立了為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價值和文化規範，包括公平競爭、流動的機會與開放的社會制度。」現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正顛覆中產賴以成功之道，而中產另一個特質，就是相信成功路徑是可複製的。這點並不難理解，中產相信「奮發向上」，以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所以即使時代不同，他們依然謹守這項原則。而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但要求他們的下一代作政治表態，甚至顛覆中產求學時所學的核心價值，以至影響他們子女繼續向上流的機會，中產的激烈反響絕對有迹可尋。

大部分社會學學者都相信，穩定中產有助穩定社會。然而，對梁振英政府而言，新班子上任未足一個月，已大舉上街反對政府政策，絕不是好消息。上一次中產出動，要數03 年七一50 萬人上街，而最終的後果，便是時任特首董建華因此而「腳痛」提早下台。

國民教育或掀本地種族仇恨昨天的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人群中不乏遊行稀客，除有數之不盡的中產家長身影外，更驟現一批南亞裔學童，他們沿途高呼的口號，亦跟「大隊」的口號略有不同，其中包括「又要我愛國，又唔教我中文」等，卻更能突顯出國民教育的荒謬。

香港是國際都會，因而成了一個華洋共處之地，這個亦是香港的特色與優勢所在，這一特色，也體現在學童中，因為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本港現時有超過一萬名非華裔中、小學生。

然而，他們或生於斯、長於斯，但他們卻難以被稱為中國人，誠如昨日參與遊行的巴基斯坦裔女生接受「有線新聞」記者訪問時所言，自己在香港出生，巴基斯坦是自己祖國，「跟中國無乜關係」，甚至也未弄清自己是香港人還是巴基斯坦人，更遑論要愛國；至於要求他們認同「祖國同胞」血濃於水之情及學習「中華文化的精髓」，稍有正常思維者，相信都只會感到是令人摸不着頭腦。

曾榮光教授在分析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諮詢稿時，就特別點出指引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把國民教育中的民族身分認同，建立在一種「原生─本質主義」的主體基礎上（其中又明顯圍繞漢族作核心），且陷入一種華裔（甚至是漢裔）為主的「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因此令人憂慮國民教育會為本港非華裔學童製造疏離以至被邊沿化的感覺。

事實上，指引在諮詢過程的行政安排上，原來本身已對非華語學童、家長及教師不公平，因為英文版《國民教育課程》諮詢稿（去年7 月29 日），較中文版諮詢稿（去年5 月5 日）遲公布逾兩個半月，然而兩者諮詢終止期同為去年8 月31 日，換言之，非華語學生、家長及教師，只得華語人士三分一時間提出意見。

這種「原生─本質主義」如成功植根，會造成什麼後果？由於疏離及被邊沿化，最終只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現時已經存在），曾教授就指出，環顧世界各地，種種以「原生主義」為本的「族裔民族主義」，便引發不少分離主義運動，甚至產生族裔爭鬥與仇恨事件，以至族裔清洗行動，我們又是否希望香港的下一代，要擁有如此的「公民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