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每年5月17日係「國際不再恐同日」，個英文名好長 -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簡稱IDAHOTB。
如果你年紀有返咁上下，就會睇住呢日由 IDAHO 變 IDAHOTB，不過依家性別身份咁多元，比較欣賞香港區集會籌委改嘅「IDAHO+」多啲。

點解要有紀念日？
因為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同性戀（homosexuality）喺《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分類標準》（簡稱ICD）中移除。同性戀同疾病脫鉤，亦都唔需要害怕會「患上」呢個病。呢個就係IDAHO一開始淨係叫 “against Homophobia” 嘅原因，你睇認識歷史幾重要呢～

30年前同性情慾被病理化。咩叫「病」？邊個有權力決定邊個有病？
醫療知識專業從來都係一種權力，醫生嘅決定彷彿無容挑戰...

快速回顧歷史
1952年美國心理學會將同性戀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第一版嘅心理疾病，描述同性情慾係一種「反社會的人格騷亂」；到1968年第二版再將同性戀歸類「性偏差」（sexual deviance）。喺50至70年代，當時外國對同志有乸型嘅刻板印象，以Fruit稱呼。政府曾經會跟蹤同志，收集佢哋聚集嘅地方。亦用一個叫Fruit Machine測試公務員嘅同性戀傾向：一開始展示普通男女照片，之後換做裸露嘅相，觀察受測試者瞳孔有無放大。測試不通過的話，輕則工作不保，重則可能會被拉去坐監，或者係注射激素等醫學治療。
以前喺香港出櫃真係好危險，喺1985年至1995年間，瑪麗醫院曾為最少20名男同志進行電擊治療，院方事後都承認根本無效。

隨住醫療與心理學研究發展，到1973年，美國心理學會宣布，將同性戀從DSM中除名。直到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跟住表態，將同性戀者從ICD第十版中刪除。

拗直治療仍然存在，並無想象中遙遠
社會學者Michel Foucault喺《瘋癲與文明》一書提到醫療化社會（medicalized society）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嚟對待。佢拎十八世紀精神科嘅個案分析，當年嘅醫生會使用厭惡療法，例如浸凍水、綁束身衣等各種方法去「醫好」佢哋，實際只不過用恐嚇嘅手段逼佢哋學習點樣改變行為，睇落似返個「正常人」。

有睇《American Horror Story》或《Ratched》應該都睇到相關畫面，有冇被嚇親？！唔好以為呢啲咁恐怖嘅情節只會出現喺Netflix，時至今日，喺！香！港！都有機構掩人耳目咁進行呢啲「拗直治療」，使用噁心嘅治療方法對付同志，過程會一邊向同志展示同性相片，一邊利用藥物令佢產生噁心以及嘔吐感，從而嘗試令當事人對同性互動畫面連結不安情緒。2017年亦有報告指出，中國大陸有醫院提供「拗直治療」，方法包括服用或注射藥物，仲有電擊等等。

促制定政策禁止「拗直治療」
香港心理學會喺2012年發表聲明，同性戀唔係精神病症，係人類性向正常現象；同時無科學證據指「拗直治療」有效及對人無害。聯合國、美國心理協會、澳洲心理學會等組織更加一致反對「拗直治療」，研究發現「拗直治療 」不但毫無效用，反而令當事人受到心靈傷害、更有引致抑鬱、焦慮以及自殺嘅風險。
一年又一年紀念5月17號國際不再恐同日，今日有同志可以活喺陽光下...
但唔好忘記，香港仍然有人喺暗地裡被逼接受「拗直治療」經歷創傷，而帶佢哋去治療嘅人，往往就係佢哋嘅屋企人。

加拿大、德國相繼通過法案禁止「拗直治療」，今年5月英女皇喺演說中有明確提到將會禁止矯正療法（“ban conversion therapy”）。可惜香港仍然未有制定相關政策。
要做到不再恐同嘅世界，需要大家同醫學專業人士一齊正視問題。

#pridelab #pridelabhk #BeTheChange #DareToBe #idaho #idahot #idahotb
#lgbt #LGBTQ #LGBTPride #lgbtcommunity #hklgbt #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 #拗直治療 #禁止拗直治療 #性別平等 #性別平權 #性別多元

#從怪癖中探索人性與自我 #怪癖心理學
·
心理學是一門探索人類行為與心智的科學。而當中，臨床心理學這個學門，特別專注於探究人類行為當中異常的一面，並試著為這些現象找出背後成因，以及有效的處遇方式，這些工作主要由受過訓練的臨床心理師來完成。
·
在取得執照前，心理師養成路上得接受不少心理學知識與臨床實務的訓練。在受訓的這七年裡，我們其實與「怪癖、怪異」這幾個字，有著分不開的緣分。
·
好比，引領我們踏入這個領域的第一堂基礎課程就稱為「變態（異常）心理學」。我對這堂課有個特別深刻的印象。在大二剛開學的第一堂課時，教室擠滿了許多「不是」心理系的學生，不少外系學生希望能加簽這堂課。
·
這種「熱潮」或許透露著，不只有心理學家對變態、異常的人類行為感到好奇，其實許多大眾也對這類人類行為深感興趣。不過，在老師開宗明義解釋了變態的（真正）定義，以及這堂課會討論哪些內容之後，開學第二周的教室就恢復了「常態」，留下的清一色幾乎都是心理系的學生。
·
在討論變態或本書要談的「怪癖」之前，從原文abnormal一字來思考會有些幫助。此字意指：「非」「常態」。但到底要如何界定常態與非常態呢？
·
這個問題正是變態心理學這堂課的第一個重點，而答案是，專家至今仍沒有一個完美答案。目前僅存在一個多數專家都能接受的共識：我們不能用「單一」指標來判斷行為是否正常，而須仰賴多種指標來做綜合評估。這些指標好比：
·
👉偏離常態（Deviance）：這個行為是不是「不」符合典型常態分配內多數人的樣貌？
👉喪失功能（Dysfunction）：這樣的行為，是不是已讓人失去生活能力，好比無法工作、無法完成課業、自我照顧、人際關係都因此顧不好？
👉個人主觀痛苦（Distress）：這種行為本身是否讓當事人自己感覺痛苦不堪？
👉造成危險（Danger）：這種行為是否會對當事人自己，或者週遭的他人與社會帶來危險性？
·
每一個用來判斷異常與否的指標都有限制，不能僅仰賴單一指標做出判斷。好比，新聞上出現的反社會人格特質的殺人犯，可能並不至於「失功能」（他還是可以好好上班），自己也不覺得痛苦（不構成個人主觀痛苦），但他違法的行為確實造成了社會危險。讀者可善用這些指標作為輔助，來觀察、思考本書裡的不同案例。
·
此外，我對這堂課還留下另一個印象。當時總覺得不少課本裡的描述，好像就是在講自己。後來發現，這種「似曾相似」的感覺，會出現在不少修習變態心理學或醫學系的學生身上，被稱為「醫學生症候群」。我們時常看著看著，就不小心「對號入座」了。
·
也許，讀者您也會在某段文字中，看見自己的影子。其實，我們也和書裡提到的各個主角一樣，身上多少都有些「非典型」的存在，不管你稱為怪癖、異常，或「怪」都好。這些我們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或許正構成了我們每個人自己獨特的樣子。
·
因此，我們不需要急著替自己貼上任何標籤，反倒是要記得，正常與異常之間的界線真的很模糊。書中不同角色也為我們示範了，他們如何善用了自己身上與他人「不一樣」的特質，將之轉化為力量，成就了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這是我想提供讀者，可以輔助您閱讀本書時的第一種觀點。
·
再來我想分享的是，本書以「真實人物」做為書寫主體的這部分。
·
過往閱讀心理相關書籍時，不免會看到許多「模擬個案」。礙於倫理考量，書籍在介紹個案時，往往必須從真實案例來改寫或改編。有時為了要精確地呈現出症狀的特色，示範的案例有時過於「完美」與「單純」。讀起來總有種隔靴搔癢的「間接感」，常感覺某些案例不夠立體。
·
本書以真實人物為主角，透過資料回溯，一步步從史實資料分析他們的性格面貌。這種切入角度讀起來別有另一種滋味。畢竟，這些人物都曾經是真實、活生生的人啊！雖然分析起來複雜，也難以用一套簡單的理論來企圖完整歸納他的一生。但這種複雜性，其實更接近人類心理的本質。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心理會理論會如此多元、百花齊放了。在每個行為——不管它是所謂正常或異常——的背後，我們總能找到不同角度與理論去理解與詮釋它。
·
這也提醒了我們，既然人類行為能用各種理論與觀點去詮釋，那本書作者對這些人物的心理學分析，也就只是其中的一種詮釋而已。同樣的人物，交到不同專家手中，很可能會寫出不同版本的《怪癖心理學》。
·
閱讀本書時，偶爾你會覺得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而有些時候，你可能對作者的詮釋不這麼有感覺。這是非常OK的。我們對於作者分析是否認同，背後可能源於每個人自己生命經驗與成長背景的不同。
·
在探索人性時，這種允許「百花齊放」的開放性是格外重要的。我自己的經驗是，當我們願意放下預設立場，開啟「好奇心模式」，我們的重點就不再是「支持或反對」某些觀點，而是想去知道，這種觀點與理論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透過這種觀點，能幫助我們更深入探究出人性的哪些面貌？
·
若能採用這種方式來閱讀本書，跟著作者一起練習探索人性，相信這趟閱讀之旅，會變得更加樂趣。祝福您，閱讀愉快！
···································
···································
本文出自日本精神科醫師岡田尊司所著之《#怪癖心理學》（あなたの中の異常心理）一書之推薦序，由心理師想跟你說蘇益賢臨床心理師撰寫。
·
天才如何為異常心理所苦，又如何因怪癖而成就非凡？
歷史上的天才，都有著鮮為人知的怪癖：
·
●榮格童年逃學，自陳有「雙重人格」；
●三島由紀夫有著致命性的「完美主義」，自殺前還交了最後一篇稿；
●甘地節食禁欲，是出於罪惡感、近乎「強迫症」的潔癖；
●尼采、叔本華、海明威、王爾德，皆因母親的掌控欲引發身心問題……
·
完美主義、控制欲、潔癖、強迫症、囤物癖、暴露狂……有些怪癖能讓一個人走上成功的道路，但也可能反成傷害自己的利器。即便是身心健全的人，也會在某一瞬受到「異常心理」的影響，而做出常人無法理解的舉動。
·
日本知名精神科醫師、暢銷作家岡田尊司舉出大量名人案例，分析日常裡無所不在的異常行為，帶領讀者認識其背後的心理機制，了解生而為人的基本欲望，藉此自我覺察、釋放執念。
·
閱讀本書：https://tinyurl.com/1usoclyo
本書由寶瓶文化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