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訪】【攬炒開始了，但你知道甚麼是攬炒嗎？——專訪攬炒巴】

5月30日，相信不少香港人均鮮有地守在各式螢幕前，還是深夜兩點半。不說還以為是哪個歐聯還是世界盃決賽夜，不少人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句「香港已變成一國一制」暗地裡喝彩。卻猶記得幾年前，特朗普跌破眾人眼鏡當選美國總統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一片哀號，但起碼無人敢說是好事，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由去年6月9日103萬人上街，之後一年的歷歷在目：中大二橋、理大圍城、有人逝去，有人收監，香港的民憤像土庫曼的「地獄之門」，一燒就再也撲不掉。卻猶記得幾年前，在79日兩傘運動結束後，當時香港不敢說是再無希望，但起碼無人敢說仍然在望，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隨著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少有地一字不漏照稿道，正式宣告香港已不再有獨特地位，而淪為中國一個城市。一時之間Facebook上滿滿的貼文，「攬炒」一詞更成為關鍵詞，許多人說「攬炒」開始了，有人說「攬炒」成功了，林鄭要被制裁了。

但其實，「攬炒」，究竟是甚麼？

-- 攬炒與焦土 --

「攬炒」的概念在這場運動中，最先出現在去年6月10日，在連登討論區上一個名為「我要攬炒」的巴打，一個題為「【招兵買馬】 召集所有未放棄既連登仔，認真分工，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外國護照」。然後在數月之間，攬炒由一個人的一空想，成為香港人的階段目標。

「我覺得「攬炒」同「焦土」有一定關連，就好似兩個圓圈，中間有一定重疊，但又不盡相同。」攬炒巴提出攬炒的概念多月後，終於第一次公開闡述他心目中的「攬炒論」。

這裡指的焦土，是2014年中在香港萌生的一個政治觀念，多年來香港人對焦土論述最大的印象，應該莫過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因為不滿各種現況，包括泛民主派多年來手持議席，卻對香港民主進程毫無貢獻，所以呼籲支持者在選舉中投廢票、白票，甚至投建制派，「射落海都唔益泛民」。當年對推祟焦土的支持者，都常會舉出以筆名「無神論者的巴別塔」的一篇論述，認為能夠加速中共摧殘香港，以換取全民覺醒。

投票予建制，將資源拱手相讓給對手是否軍事學上的「焦土」，這裡不作討論。但「攬炒巴」承認，而站在今天回望亦不難發現，攬炒和焦土的其中一個步驟，都是要先摧殘香港。「攬炒巴」認為，攬炒只是一個手段，一個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這個終極目標，正是香港人近一年叫得已入腦的一句——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一句，最先由正服刑的梁天琦，於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提出，當時光復的用意，是提醒香港人，梁天琦所代表的「本土民主前線」是在街頭抗爭爭取香港人應有權利的抗爭者。及後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張秀賢在回覆選舉主任有關政治立場時，對光復香港曾有以下的解釋：「光復香港」，意思是將香港「光復」回舊日般面貌，如市民可以如往日般享受各種自由，重歸安居樂業的生活，參選者亦可以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所賦予而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不會因為政治傾向而被取消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可以回復專業，不受政治問題的干擾。」

「我覺得光復香港，應該係令香港可以拎番應有要有嘅言論自由，文化，經濟，國際視野以及民主。」「攬炒巴」重提自己於去年8月中的一篇文章，不難看到他對「光復香港」的想法，和其他人相差不遠。

他補充香港的各種權利由上世紀50年代起，已經被中共政權壓逼。他指出5、60年代，二戰後起，英國在全球推行殖民地計劃，推行民主化，唯獨香港在中共政權的各種實際和口頭的威脅下，如六七暴動、暗示出兵武力收回香港等，使英國最後與中國談判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至於這份聲明今日是否仍行之有效，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強推香港國安法後，彷彿若如一個羅生門。

「主權移交之後，打壓就變本加厲啦！」「攬炒巴」一連數出幾個例子，如他口中是「假政改」的2007年政治改革、國民教育、甚至近日的中學文憑試取消歷史科試題，另一方面又有人大釋法緊接著DQ立法會議員，各項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都逐漸消失。他形容，現況是一個活生生的「制度扭曲」。他認為經歷近70年的打壓，香港卻一直只淪為中國的解套，成為中國謀取經濟利益的白手套。唯有攬炒將香港的獨特用途失去，才能最直接撼動中國。故他從一開始提出攬炒，第一個目標就放在中共及香港官員，以及其家人，目標要令他們都失去在外國擁有的一切，包括國籍、資產等，令他們也要一同承受制度被扭曲的香港，「自己種嘅自己受」。

「攬炒」彷彿在上月底迎來曙光，特朗普一番強烈措詞，伴隨一系列制裁措施。「係唔係你心目中嘅攬炒？」我問，很快就獲回覆一個肯定不過的否認。他認同美國正式宣佈一國一制，是通往終極攬炒的其中一個里程碑。「不過，香港人距離正正式式成功攬炒中共仍然有一段距離。」「攬炒巴」認為，到取消美港關係法，到香港正式步向一個極端，就是終極的攬炒。

今時今日「攬炒論」深入民心，「攬炒巴」在連登一個帖文，在Telegram頻道的一篇文章都可以一呼百應，卻猶記得幾年前，當已被取締的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提出要取消美港關係法，甚至為此作出聯署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人人唾罵，但起碼不曾成氣候，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結束後不久，陳浩天就在自己Facebook上舊事重提，指當時「一開頭講，直情冇人理。後來再講，開始多人鬧，又話冇可能又盛。」

該篇貼文的第一句，是「政治果然一日都嫌長。」

「攬炒巴」直認不諱，指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終極目標，陳浩天的確才是提出此反制手段的第一人，又慨歎當時「係一個大眾尚未太明白嘅政治主張」。不需無人問寒窗十年，短短三年同一套主張便「一舉成名天下知」，「攬炒巴」認為是時勢造成的變化，加速了香港人的承受力，套他的說法是「香港人覺醒」。

「今日同當年最大嘅唔同，係人心。」「攬炒巴」認為香港人經過6月一連串的示威，看清政府的心狠手辣，視百姓如蟻民，加上數之不盡令人不寒而慄的警暴，香港人始明白「攬炒」的必要性。「攬炒真係打入香港人到，都唔係馬上啦。」他指到7月1日才第一次在街頭上看見有市民支持攬炒，手裡舉著「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標語。

「攬炒要成功，首先要係香港人展現到一個意志。」他不斷重申攬炒缺不了的，是民間展現抗爭的決心。變相亦講出攬炒和焦土的最大差異——焦土予人一種消極地擺爛的感覺，但攬炒是讓人覺得，是主動地將情況推向極端，甚至尋求外力加快整個過程。況且，焦土是焦泛民的土，但攬炒是攬炒是攬中共的炒，對象都不同了。

但許多人仍然不明白「攬炒論」的道理。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翌日(5月30日)，在記者會上指，自己多次出訪美國，都希望底線是保住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攬炒巴」認為，到今時今日依然對中共政權在幻想，仍然希望能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將已禮崩樂壞的制度修補是自欺欺人，不切實際。「就好似大家都讀過嘅《六國論》，面對中共70多年嘅打壓，香港人仲要不斷退讓，同抱薪救火有乜分別。」又反問如果反對攬炒，反對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目標，眼前的局面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他以「破花瓶」作比喻，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是這個被打爛的花瓶，當然可以嘗試將花瓶拼回，但到注水時一樣會漏水，那倒不如「大破大立」，重新再弄一個新的花瓶。

-- 攬炒破立 --

「攬炒論」的破立問題，在近一個月浮上水面。劉細良在今年5月11日，於「城寨」的一個節目中，對「攬炒巴」作出回應時就提到，本土派應該做好成為主流的準備。

當中令人在意的，是提醒本土派要「破而立」。他認為本土派過去許多論述都過於守勢（defensive），以攬炒論為例，中共政權近日不斷針對論述作攻擊時，卻只見到自圓式的回應。劉細良認為眼前的重點應該放在立的部份。

「『攬炒論』嘅『立』究竟係咩？」這應該不只是我關心的。大概誰也沒想過，在節目不到一個月後，破的部份已經開始了，變相亦令「立」的部分開始變得重要。

然而「攬炒巴」也不見得能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我覺得咩係『立』，真係好睇局勢而變。」他覺得在現階段很難下一個定論，因為今日的一個答案可能會影響全局。

但他重提5月初時，他提出的「港版下議院」。當時他建議香港仿效外國的議會制度，由香港的區議會訂立一份社會契約。這個概念背後的理論追遡回來，更早提出的是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在2月10日於Facebook上拋磚引玉，當時就提到區議會作為經294萬多名已登記選民的民意誕生，全民選的地區議會（筆者按：479席中只有79席為當然議員，由各鄉事委員會的主席擔任，但此主席的產生本來就有民意基礎），本來就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而相比起立法會有功能組別的存在，區議會何謂百分百代表民意，而且組成人員更廣。

在全球的不同民主國家，凡是採取「上下兩院」制度圈都能找到類似區議會的存在，如美國和日本的眾議院，英國的下議院。「攬炒巴」認為區議會絕對有這個潛能，只是過去一直被港英政府和中共政府扼殺。「如果區議員一直只視自己係一個諮詢嘅角色，其實選個位番嚟都唔係做到幾多嘢。」他指區議員這個代議士的身份永不能改變，故此更應該要作出制度上的突破，「有權用盡」，像區議會的功能盡量推延。

在追問下，他亦承認就此，立法會（區一）的當選議員將會十分重要，因為他將變相擔當起議長的角色，要捍衛和推動區議會在政治上的權力。

「如果有1、200個區議員有執政嘅意志，成件事都已經差好遠。」而事實上，6月6日17個由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將聚首一堂，舉行第一次聯合區議會大會，意味著這個概念近日即將邁出實際的第一步。（筆者執筆時，此會仍未開始。）

在「攬炒巴」的藍圖中，香港的下議院成形後，將會授權他們團隊對外國政府進行遊說工作，令他們變相得到民意代表的授權，使遊說的工作更具認受性。而他始終相信，取消美港關係法，才是破的最關鍵，亦是獲得一切授權下需全力推動的首要目標。

但取消美港關係法就衍生一個問題，許多人對「攬炒論」百思不得其解，是香港的地位完全由美國賦予，當香港一切特殊地位在攬炒之下全部被取消，香港本質上即等同無價值。但「攬炒巴」卻堅信香港能夠穢土轉生，在失去一切後仍會受國際支持。他引用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提出的《香港八大腹地理論》：香港的國際腹地（即文化、經濟勢力範圍）可劃分成八份，包括東亞、華南、東南亞、南亞等地區。「攬炒巴」指，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一瞬間視野只落在北方，「將面向世界嘅眼光轉向中共，追求短期經濟暴利不擇手段。」

近日不少評論文章，不論國內外，都不約而同形容一場新冷戰正逐漸成形，一方依然是美國，只是對手由蘇聯變成中國。而此時的香港受盡中國政權的苛刻，同時渴求美國伸出援手，難免予人一種，淪為大國博弈中台上籌碼的感覺。「攬炒巴」對此則不以為然，「只要我哋唔忘記八大腹地，以至於國際舞台，香港重生嘅機會就好大。」他覺得歷史上有太多例子可以被視為香港的參考，在大國之間周旋不等同成為籌碼。他亦指出香港過去的成功，乃由過去二百多年來香港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而來。當中成功的因素，有英國人以香港為本位的施政、美國的特別待遇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香港人作為海洋民族的思維同智慧。

「香港人可以憑1997年前百幾年嘅國際經驗，創造屬於自己嘅未來。」

當說到海洋民族，不其然就會想起《香港民族論》一書。事實上民族論一書亦有提到和「海洋民族」類近的觀點，全書篇幅最長的第8章，由徐承恩所撰寫的〈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中，文中第一小章節就提到海洋社會是香港意識的發軔期，指出福佬及蜑家人的海洋族群文化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逐漸香港本土歷史的縱深便被大幅加闊，提出香港在本質上和其他有大異上的差別。建基於「攬炒論」缺少「立」的立場，在「攬炒巴」提出海洋民族的觀點時，不禁追問他「若以《民族論》作為『立』，『攬炒論』為破」，他會否接受這套互補不足的折衷。雖然只換來「對《民族論》印象深刻亦大致認同」的一句，但「攬炒巴」亦特意點出，《民族論》中的自決，在現時他認為是「唔現實嘅做法」。

-- 攬炒是盛夏的舞，攬炒後剩下的舞？ --

當然誰也料不到，攬炒說了快一年，爭取著爭聽著，忽然對手一個投懷送抱，如狼似虎的一個香港國安法，攬炒的第一炮就成了。但成了的背後，國安法的存在依然不容忽視，特別是顯然針對「攬炒團隊」所聚焦的「國際線」時，「攬炒巴」亦承認，國安法對團隊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影響，而且十分即時。

「最明顯咪幫攬炒呢件事加咗士氣分。」他將影響分成香港本土和對外國際層面，指國安法最大的影響無疑是在香港，站在政權對面的每一人。在法案條文一日未正式公布前，當然誰亦料不到影響有多大，但從一些建制派中人的放風，當連「結束一黨專政」都有可能被以言入罪，不僅宣傳「攬炒」變得困難，變相亦預示報章和網媒將不可避免的需要自我審查，連帶壓迫到言論和出版自由。

國際層面上，他認為在「國際線」上在過去一年的變化，令國安法的影響能夠收至最細。打「國際線」的概念一直都存在，只是由上世紀80年代到去年5月前，一直都集中在部份的政治明星身上，如回歸前有李柱銘，國教風波後有黃之鋒。「佢哋嘅努力有一定成果，我唔會話係好定壞，但我相信佢哋都係想香港好而做。」但「攬炒巴」認為，過去香港人過份依賴政治明星，將所有責任和重擔都往他們身上推，令香港在「國際線」上長期缺乏人手，亦變得被動。

真正令局面產生變化，「攬炒巴」覺得要由2019年5月，Frances Hui許穎婷一篇在美國Emerson College，一間以新聞系而聞名的校報所刊出的文章——「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講起。這篇文章當時在美國和香港都引起頗大迴響，而「攬炒巴」就直指文章對香港最大的啟發，是「開創咗香港國際戰線嘅草根時代」。因為那篇文章，令許多香港人無論在港或在他鄉，都忽然明白到原來「國際線」的門攬可以很低，低得只要你想參與就可以參與。

「嗰陣世界各地都有唔同香港人，想搞6月9號個集會。」「攬炒巴」形容「是Frances Hui的文章起了作用」，或許就是當日埋下的種子，成就了今日「國際線」遍地開花。「所以我6月10號喺連登開po，想招兵買馬，搵人幫手一齊用法律理據向外界解釋，好快就搵到人。」這些事情在過去的香港，一定會被冠以「無咩可能」的帽子後就無疾而終，但如今的香港人會明白到「只要有一絲希望，都唔理一切試咗先」。

「攬炒巴」不忌諱地承認，由去年6月成軍到今日，一路走來許多目標都未成功，但「正因為我哋未成功，我哋先會鍥而不捨努力，去嘗試達成當初訂立落嚟嘅目標。正因為未成功，我哋先會不斷突破自己。」他覺得今日香港人打「國際線」，經常不按常理出牌，因為不管會不會成功，「反正就試咗先」，所以亦會有意外的成果。如去年8月31日，「攬炒團隊」秘密安排英國保守黨議員Bob Seely MP來香港，就讓他親眼見證許多街頭抗爭情況，更重要是令他目睹香港第一次出動水炮車對付示威群眾。

「831太子站慘劇發生嘅時候，Bob Seely MP係搭緊車去香港機場，但佢當時喺twitter即時睇到速龍點樣衝入車廂暴打市民，更即刻聯絡返我哋團隊，睇下有咩幫到手。」而正是「攬炒團隊」的邀約，令Bob Seely MP不斷在香港被一幕又一幕的畫面衝擊，造做他日後成為英國跨黨派國會香港小組副主席之一，持續於英國政壇為香港人發聲，並爭取BNO權益。（執筆之時，剛傳來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南華早報》撰文，指若國安法成事，或將放寬對持BNO港人的限制。）

近一年「國際線」的發展雖令香港人減少對政治明星的依賴，不過「攬炒巴」認為國安法對「國際線」始終有一定影響。「失去咗好似黃之鋒呢啲戰力，對『國際線』戰力一定有損，而且唔知幾時先會補得番呢部份嘅戰力。」

-- 說到眾籌 --

另一方面，「攬炒團隊」亦被逼提早啟動眾籌計劃，在5月29日「攬炒團隊」在網上發起眾籌，希望目標籌到175萬美元，以支持「攬炒團隊」未來兩年的各種支出，在世界各地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甚至運動。「攬炒巴」指按本來的打算，眾籌計劃起碼會在1年甚至2年後才誕生，「本來係想撐埋呢幾年，到時候先再諗繼續定解散團隊」。

但香港國安法的出現，令這次可能成為他們最後眾籌的機會，因為在國安法立法後，在可見沖著打壓「國際線」而來時，相信再無可能就此再募集香港人金錢上的支持。

有意見認為籌175萬美金的金額太大，根本不可能要這麼大筆的洗費。「攬炒巴」表示「用唔曬咪捐翻出嚟」。他解釋若將175萬細分，一年只得80萬美元的洗費，而「攬炒團隊」所開拓的「國際線」，遍佈美洲、亞太區和歐洲，在細分下去在每個國家所能動用的金額「只係啱啱夠」。

「我哋全部都只係素人，無政治明星。」他解釋最大筆的洗費是請外援，在某些地方「攬炒團隊」缺少人手，甚至近乎零人脈，就需要出錢請外援，更形容這是國際線草根化下，缺少政治明星的副作用。

-- 攬炒開始了，但，但攬炒要怎樣？ --

香港國安法之下，的確加速了攬炒的進程，但同時亦令攬炒的前路變得步步艱距。「攬炒巴」亦慨嘆，現時的局勢只能見步行步。「香港人都睇到今年5月嘅發展有幾戲劇性：美國已經確定香港無咗自治嘅地位，正式係一國一制，距離取消香港關係法好似只係一步之遙，但呢一步要好似揼石仔咁慢慢邁進。」

「攬炒巴」認為，最終攬炒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大因素，其中之一是國際的支持。他指如果無國際制裁，單靠香港人街頭抗爭，絕對沒有無足夠力量攬炒中共政權。美國若取消關係法，甚至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將會是強而有力的國際支援，對香港先破後立絕對有利，而除美國外，亦需要爭取不同國家如英國、歐盟、澳洲、紐西蘭等等支援香港。

又再套回文首的「政治一日都嫌長」，誰曾想過美國一宗警暴和種族歧視事件，能夠演變成近年最大規模的示威，並演變成騷亂。當然這種演變，或多或少帶著「選舉近了」的背後操作，但亦道出一個殘酷又可愛的事實——民主社會的一切能變得更快更措手不及，說不定特朗普年尾就敗選，「攬炒團隊」和香港人一年來的努力和犧牲就統統如幻影。

「攬炒巴」承認，各國的政治形勢都變得很快，需要小心處理，亦警惕香港人應該要更具有國際視野，小心言論，「而唔係做一個國際Crying Baby」。亦提到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對制裁中國都採取曖昧態度，故在看不見對岸的未來，「國際線」仍有無盡的石頭要摸著走。

而國際是否支持香港，「攬炒巴」依然深信取決的，是香港人攬炒中共意志。「如果香港人自己都無同中共決一死戰嘅決心，國際係唔會將中共同香港人區分出黎，亦都冇義務救香港。」他認為既然香港人明白到「當香港失去國際地位，缺少呢份幫助嘅中國同樣唔會好過」，「攬炒中共」已經成為主流時，香港人就更應該咬實牙關，速戰速決。

「政治一日都嫌長。」

他寄語香港人在國安法下，對抗中共的日子絕對不會好過，所以更應該尋找方法，保存並對國際展示香港人的抗爭意志，「執生啦！」

文/胡戩
攝 排版/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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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Winning Majority in LegCo: Beijing's Crackdown May Trigger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感謝Hong Kong Columns - Translated，將我早前撰寫『議會過半想像：以「#國際攬炒」反制「臨立會2.0」』長文（https://www.facebook.com/joshuawongchifung/photos/a.313299448762570/2887650867994069/）翻譯成英文，鼓勵國際社會關注立會選舉一旦過半的沙盤推演，在最惡劣形勢下的制衡策略。***

中文精簡版本：https://www.facebook.com/joshuawongchifung/photos/a.564294826996363/2888641404561682/

Hongkongers have experienced our revolution for over half a year. They no longer take a consequentialist view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movement as they did years ago, or waste time second-guessing the intentions and background of fellow activists. Following the defensive battles at CUHK and PolyU, November’s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saw a great victory of unity. More marvellous is the union between peaceful and “valiant” protesters.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ing tyranny, the people have realised that one cannot prioritize one strategy over another. This is also how the common goal of “35+” came into being—the hope that we will win over half of th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his September, such that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at represents the majority of Hongkongers is able to gain control of legislative decisions. The political clout of Hongkongers will increase if 35 or more seats are successfully secured on our side. It is certainly one vital step to achieve the five demands within the system.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legislative majority

Technically it is not unrealistic to win a majority even under the current undemocratic system. Back in the 2016 LegCo election, we already won 30 seats. In addition to the District Council (Firs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 that is already in the pocket of the pan-democrats, as long as the candidates in Kowloon East and New Territories West do not start infighting again, we could safely secure 33 seat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n-dem votes in 2016.

The other 3 seats required to achieve a majority depend on democrats’ breakthrough among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y dispers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Liaison Office. They also count on whether the turnout this September could exceed 71.2% — that of last year’s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turnout include: will the epidemic persist into the summer? Will there be potential violent repression of protests in the 2 weeks preceding the election? Will Hong Kong-US relations be affected by the downtur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ambition of “35+” is to be prioritised by the resistance as both a means and an end. I have already expressed my support for an intra-party primary at the coordination meeting. In the meantime, it is pleasing to see the ongoing debates reaching a consensus of maximising the seats among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Whilst enthusiastic coordination, we should also assess the post-election landscape and gauge Beijing’s reactions: if we do not reach 35 seats, Hong Kong will be subject to tighter control and more severe repression by China; but i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successfully form a majority in LegCo, CCP’s fears of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would become imminent. Hence, the key questions are how the Pan-Democrats should deal with the volatil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how they are going to meet Beijing’s charge head-on.

Watching out for Beijing’s dismissal of LegCo after reaching majority

To take back control of LegCo such that it faithfully reflects the majority’s principles and needs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althy democracy. Recently, however, DAB’s Tam Yiu-chung has warned that the plan of the Pan-Dems to “usurp power” in the LegCo would only lead to Beijing’s forceful disqualification of certain members 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is proves that winning a majority in LegCo is not only a popular conception but also a realistic challenge that would get on the nerves of Beijing. Could Beijing accept a President James To in LegCo? These unknown variables must be addressed upon achieving a majority.

While there is no telltale sign as to Beijing’s exact strategy, we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way CCP manipulated the Basic Law in the past 4 years. Having experienced three waves of disqualifications in LegCo, twice kicked out of LegCo with my team, and thrice locked up in jail, I have no false hopes of an easy compromise from Beijing: they would not let Pan-Dems control LegCo for half a year and wait (as is the proper procedure) until after having negatived the Budget to dissolve the legislature, and thereby giving them an easy victory in the re-elections. The greater the Pan-Dems threaten Beijing’s rule in Hong Kong, the more likely that it will trigger Beijing’s repression.

Since the disqualification and arrest of lawmakers have already become “normalised”, one can even imagine the police stepping into the LegCo building to force Pan-Dems into voting. Neither is it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o expect the CCP to kick out all 70 lawmakers in a fit of rage and replace them with a provisional LegCo “2.0” [HKCT note: The first was from 25 Jan 1997 to 30 Jun 1998]. To depend on a majority that could lead to a chapter of a “new testament” fo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perhaps what many elites long for, but they are overly optimistic:for a ticket to the promised land will not be available at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campaign a year and a half later.

Admittedly, the Pan-Dems cannot unilaterally initiate “Laam-chaau” [HKCT note: mostly translated into “scorched-earth” mentality or “mutual destruction”; some even translated into “If I burn, you burn with us”]. The most they can do is to force a standstill of the government, and not for long the LegCo will have been eliminated from the equation to make the wheels turn again. It all leaves the plan of “Negativing the motion → Dissolving LegCo → Re-election after re-election → the stepping down of Carrie Lam” merely as overly positive speculation, probably resulting from their overestimate of CCP's capacity for rational calculation. The Pan-Dems must guard their frontlines and recognise what the biggest threat from Hong Kong to China could be. In this case, should LegCo sessions be disrupted or suspended, the Pan-Dems would have to be well prepared to surmount the expected obstacles and prevent the disqualification crisis 4 years ago—a Catch-22 indeed.

Productive tension from global intervention: Using Laam-chaau against the CCP

What aggravates the CCP the most is the potential threat to Hong Kong’s unique status as the one and only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Any miscalculation will compromise its role as the Chinese economy’s “white gloves”. Imagine if CCP were to disqualify all 70 elected lawmakers and convene a meeting north of the Shenzhen River to pass a resolution to Hong Kong’s affairs (much like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1.0" in 1997), how great will the shock be in a world with an effectiv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However hard it is to predict the future one thing is certain: With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lows to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would not be tolerated, and the West would necessarily effect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Beijing has been relying upon Hong Kong to naviga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decades. While clamping down on the political freedom of the cosmopolitan city, Beijing desires to maintain the financial centre’s economic freedom. Hence, we started lobbying for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four years ago, and today we are determined to promote “Laam-chaau”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The will of the voters must be reflected in an election. If a “35+” legislature were to be dismissed and replaced, such flagrant violation of democracy would assuredly cause a greater backlash than the infamous extradition bill. Knowing what the reality ahead of us could be, we have to combine our el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to oppose the placement of a 35+ LegCo with an “Emergency Legislative Council 2.0”, to advance an international “Laam-chaau” to Hong Kong’s status as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nly then will we stand a chance to resist the regime and to realise the five demands.

Adjusting our mindset: Overcoming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to reach a resolution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35+” LegCo,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CP will launch a devastating counterattack. The Pan-Dems should not expect LegCo to run normally; neither can the lawmakers realise their governing blueprints they have for Hong Kong. Rather, candidates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gainst one another with visions of a liberated Hong Kong through popular vote. Bringing this point up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ndermining the common goal of reaching a majority in LegCo, but rather channels the battle of LegCo to positive use upon the rule of law’s death and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ahead. Knowing that Hongkongers have nothing to fall back on, all Pan-Dems should not miss the only way to the realization of “35+”.

Thus, be they partisans, nonpartisans, incumbent politicians, amateur politicians, or the civil society as a whole – if we stay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2016 and continue to perpetuate old stereotypes, that is to deal with the divisions on the pan-democratic camp by favouring the most “local” faction; to consider onl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elf-aggrandizement as the purpose of a LegCo campaign; to ignore how potential lawmakers are fitted to what specific roles; to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journey of resistance since last summer (extending indefinitely into the future)—They would lead as astray and cost us lose a precious opportunity for change by winning a 35+ majorit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an-democrats can stay united in light of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since last summer is another problem that our side must to address. Before the watershed moment of 12th June 2019, many democratic delegates were trapped in the mentality of needing to “preserve people’s livelihood”, “be content of w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and other strategies that favours stability. As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heed to the five demands, whether the democrat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to go all-in is the real difficult question that confronts us in the upcoming LegCo election.

All in all, if “35+” cannot be realised, it is unsurprising to see LegCo being more heavily suppressed in the next 4 years; even if "35+" is achieved,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pan-democrats are able to weather multiple attacks, verbal or physical, from the regime (judging from its power in the last four years) and utilise the international Laam-chaau strategy against the displacement of LegCo. Adhering to the motto of “we fight on, each in his own way”, I can only hope that Hongkongers in elections, street confront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front can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we may collectively compel the government to yield to our demands in the next six months. It is only by reaching a resolution before a real constitutional crisis that we can combat th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of the regime and not be devoured by it.

https://hkcolumn.blogspot.com/2020/04/joshua-wong-after-winning-majority-in.html?fbclid=IwAR216gf53pG_j9JOpDfr2GItvjLfrFSekKTPzoEs3-s9KBqvPEwz865P8vw

留個紀錄。

20/2　高等法院

暴動案重審，梁天琦作供

梁天琦：「要保衛香港嘅一切。」

「我記得好清楚，係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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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案重審，控方已傳召所有證人，輪到辯方由梁天琦作供。

他的代表律師馬維騉，先向陪審團盤點一次案情。

馬向陪審團解釋，2016 年 2 月 8 日（年初一）到 2 月 9 日（年初二）的旺角事件，共分數個階段。

馬維騉強調，梁天琦從未否認他初到旺角，見警察推高台入夜市，便用背部阻礙高台推進。惟警察承認雙方沒有衝撞，控方亦無意憑此入罪。

馬說控方證人幾乎全是執法人員，他們作供時對本民前成員帶著「有色眼鏡」，屢次稱呼他們為「暴徒」、「指揮暴動」；多番使用「我認為」、「我印象」、「我相信」等主觀字眼，既欲合理化自己行動；也欲為被告罪名蓋棺定論。

馬列舉兩個例子。一是警方以交通阻塞，重開馬路為名清場。但當晚是年初一深夜，沒任何證據顯示當晚當地的交通出現問題。結果警方勞師動眾，為了動員大批機動部隊進駐，封鎖了周遭更長的道路。

由於控方始終沒有傳召警方的最高指揮丘紹箕＊，無法要求他解釋原委，「可能永遠唔知佢有咩盤算。」

（註：丘紹箕已升職為「刑事部支援科總警司」，goo.gl/Qierkp。）

二是警方證人皆篤定，梁天琦以選舉遊行為名，煽動群眾非法集結為實，「目測」本民前同伙逾 30 人。但當辯方重播片段，要求警察交代誰是誰不是，證人卻無法辨別。

案情的關鍵在 2 月 9 日 凌晨一點後。梁天琦宣布舉行不超過 30 人的選舉遊行，警民對峙了頗長時間，但相安無事。期間梁天琦多番宣布，他們只是「留喺度保護大家」。

但後來民前一行人變卦。黃台仰、梁天琦等本民前成員，率眾衝擊警隊防線。「梁天琦有份向前衝，點解佢有變化？控方最著力打依點。」

馬維騉向陪審團說，應該區別梁天琦和其他本民前成員。作為受審的被告，梁只能為自己行動負責，其他人的行動不能加諸他頭上。

在刑事審訊中，控方負上舉証責任，必須證明被告的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並存，而且毫無合理疑點方告罪成。馬期望梁天琦現身說法，能向陪審團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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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步上證人席，先向陪審團自述身世。

1991 年他生於武漢，一歲偕母來港與父團聚，從此在港生活 26 年，今年 27 歲。

梁父任職中學老師，教中文和中史。梁很敬佩父親的學問，梁父自幼提點他做人道理，行有餘力便要助人。

梁母原為家庭主婦，湊大了一子一女後重投教職，現任私人補習老師。

梁與妹妹皆於港大畢業。梁修讀哲學和政治；妹妹修讀文學與音樂。

梁說自己的價值觀由香港塑造，是紮根於此的香港人。

他回顧自中學起關心時事，認識到民主是「民治、民有、民享」，追求民主成為他的理想願景，中五開始參加六四晚會、七一遊行。

傘運結束後，本土民主前線於 2014 年底成立。2015 年 7 月，梁天琦通過中學同學李東昇，認識本民前的黃台仰，繼而加入。

梁天琦解釋本民前的理念，就是本土和民主，主張以香港為本位思考。語言和文字是香港的載體，所以要保護香港文化。梁認為崇尚自由乃香港的價值，同時要為香港爭取民主。「要保衛香港嘅一切。」

2015 年 11 月，政改方案遭否決，湯家驊求去。議席出缺，黃台仰建議他參加補選，梁考慮到 12 月應允。

此前適值區議會換屆，傘後組織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的黃子健當選，其選舉代理人即何蔓兒。黃台仰重視其勝選經驗，引薦予梁天琦。何雖非本民前成員，但答應無償出任梁的選舉代理人。

梁坦承「勝選渺茫」，首次為自己拉票，可謂「見步行步」，但他解釋選舉不僅止勝負，也是量化指標，反映理念有多少支持。通過選舉為平台，作辯論和宣傳，可以闡揚香港本位的政見，也可鼓勵年輕人參選。

梁正在其時出席選舉委員會簡介，收到選舉指引，得悉候選人可舉辦不超過三十人的遊行，符合公安條例。而且他們亦曾在上水付諸實踐，與十多名義工結隊遊行，反對水貨走私，若干警員隨行監察，但順利完成。

馬維騉問到選舉結果，梁天琦毫無窒礙地答：「因為係第一次，我記得好清楚，係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四票。」（66524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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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農曆新年，本民前已曾落場協助小販，但彼時梁尚未加入。

2016 年 2 月 7 日，農曆新年的年三十晚，梁天琦在家陪家人食團年飯。但他內心「唔舒服」，因為新東補選涵蓋的選民達 55 萬，若干義工正在土瓜灣的本民前總部，通宵貼選舉通函。

團年飯後，梁出門去惠康買食物，到土瓜灣慰勞義工，返回個人另租的居所休息。

其時本民前的通訊群組，正討論應否幫助小販。因為是年政府打壓從嚴，聲援「腸粉大王」的劉小麗剛因擺檔而被捕。本民前亦收到小販求助，希望今年他們繼續協助。

梁承認自己一直猶豫應否現身旺角。因為他正參選，亮相必惹來記者的鏡頭，公眾的目光，或會貽譏為「搏出鏡」，為「拉票」才撐小販。二來競選日程繁忙，難得新年休息，「唔係真係咁想出去。」

翌日 2 月 8 日，梁天琦起床上網，方知本民前在 facebook 發帖，公開宣佈將落區支持小販。他一直與何蔓兒聯絡，終決定一起到場幫忙，於夜晚 9:40 到達旺角。

梁解釋自己不懂駕駛。乃因黃台仰為了助選，賣去其電單車，籌得約兩萬元經費，改租一架小型貨車，運送選舉物資，包括直幡、海報、單張和本民前的藍衣。當晚小型貨車亦在旺角，黃台仰一度站在車頂發言。控方指控本民前用該貨車運送盾牌等裝備。

梁甫抵旺角，便見證的士受困的衝突，警察持圓盾到場為的士解圍。民眾對事發起因眾說紛紜，擔心警方利用此事增派人手清場。

迄至 10:30，警察與的士離開，民眾欣然歡呼，希望警察不要小事化大，轉而針對小販。乃後是約一小時的和平期，梁不過在周遭閒逛，樂在其中。現場恰似逢年過節的墟市，熱鬧但和平，民眾自發維持隱然的秩序。縱使因為排隊的人太多，部分人在馬路走動，但他們沒有故意堵路。

深夜 11: 47，梁天琦正和朋友閒談，忽聞聲響鼎沸，眾多警察推高台進場。他見警察齊備整裝，有圓盾和旗手，料定他們一心想驅散群眾，故背向警察，用背脊阻擋高台前進。

同時民眾亦上前奧援，梁夾在警民中間，在雙方推撞下跌倒。他沒有與警察衝突，跌倒後返上行人路。很快警察便揮舞警棍並發射胡椒噴霧，他救了一名中椒的記者離開。

凌晨約 12 點，何曼兒首先建議，可舉辦選舉遊行緩和情況，因應上水的經驗，警察應該無權對付選舉遊行。

梁依然顧慮，因為正在參選，高調行動或被批評「搏取鏡頭」。惟黃台仰進而和議，梁天琦決定實行，換上本民前藍衣宣布遊行。

梁天琦偕本民前成員站在民眾的前線，與警察的防線對峙，期間氣氛漸趨緩和，不再見肢體衝突，再次進入約一小時的和平期。

他用大聲公批評警察和食環署的行逕，一如公安和城管。呼籲「係香港人就留喺依度」，他們也會「留喺度」保護民眾。

凌晨約 1 點，一些泛民支持者指責本民前拿出直幡，喝倒采喊「收旗」和「收皮」。梁還口：「攞支旗出嚟好韾香咩。。。叫民主黨。。。（羅列民主派政黨）。。。楊岳橋拖三十人出嚟幫手啦。」

梁解釋他當時感到難受和委屈。因為動用直幡非他本意，他曾明言不需要，但後面的同伴傳遞上前。其時他們挺身而出，或遭暴力對待甚至秋後算帳，梁不解他們何以斤斤計較。

梁形容自己當時較 defensive，因已想過避忌但仍遭批評，故按捺不住反唇相譏，若大家都不想警察驅散夜市，大家都可出來搞選舉遊行，毋須針對他一人。

凌晨約 1:28 ，警察替班，換上更多裝備的防暴警察，配備長盾和頭盔，部隊後排還見有催淚水劑，他判斷警察決意武力清場。

凌晨約 1:40 ，警方警告本民前干犯未經批准非法集結，將用最低限度武力清場。

督察向梁喊：「唔好再煽動在場嘅人。。。」梁駁斥道：「我冇煽動！」重申公安條例允許舉辦不逾三十人的選舉遊行。「我地唔會走，我地會留喺度，你要清就過嚟清！」

梁解釋整個本民前不過三十多名成員。當晚部分人留在土瓜灣幫手，過來旺角的成員不多，故他肯定一眾成員合組的遊行隊伍不過三十人。

梁天琦申明自己的心意，是想和選舉隊伍留在原地，橫亙在警民中間，從而保護市民。

在對峙結束前最後一刻，後排傳來黃色工業頭盔，但他將之戴在身旁另一人頭上。是故由始至終，梁身上沒有任何裝備。他只是戴著口罩，手上拿著一支蒸餾水。

馬維騉問梁天琦為何不保護自己，梁答「冇諗過。」

不過稍待片刻，黃台仰呼喊「三、二、一」，率眾前衝，梁天琦亦在其中，他的變卦成為案件最大的爭拗。

梁解釋當黃台仰決定先發制人，梁質疑問：「點衝呀？」並向黃示意雙方懸殊，抵敵不過警方布陣。但黃台仰答：「你唔衝，佢地都會衝埋嚟。」隨即倒數並率眾行動，梁亦同行。

重溫自己衝上前的片段，梁天琦稍稍閉上眼睛一刻。他解釋自己撞向一長盾，警察用警棍打了他的頭幾下，隨即中胡椒噴霧而退後。

最後馬維騉問：「你有冇想用暴力？」

梁天琦答：「冇咁諗過。」

辯方其他律師將繼續詢問梁天琦，之後轉由控方盤問。

#別當搶黃燈的賭徒 影片拍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小巴載著無辜的乘客闖紅燈左轉。罪大惡極。很遺憾事件中騎士因為搶黃燈不及而違規闖紅燈後死於另一台違規車輛。

Bike: Triumph Street Tripl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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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 Triumph Street Tripl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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