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條來臨前的六四備忘。

【廿三條成魔之路：後六四香港問題「國際化」外交風波解密】

近年，不論京官、香港政府，以至親建制政治人物皆大談要警惕港獨抬頭，大打「港獨」稻草人，對香港的自主、人權、民主戴上重重緊箍咒。對內政治審查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資格、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務求DQ本土、自決和激進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至近日大談重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外大放厥詞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翻查近月解密的「後六四」檔案，我們可發現中方早在28年前已經大扣英國將香港「國際化」帽子，「擔憂」港人同情六四民運的表現令香港對抗北京，藉機為《基本法》第23條「加辣」，更埋下今日DQ議員的伏筆。

回到28年前的八九六四，中共以解放軍鎮壓學運後，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受打擊。有傳媒報道一個由Inrasia Pacific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香港成為自治的英聯邦成員國或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比例由1988年六月的約30%急升至「八九六四」後的近50%，只有15%受訪者支持香港成為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同時間出現加快民主化進程、開展人權法案立法等要求，以挽救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包括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等八個專業團體聯署要求英國給予居英權香港人，以提供逃生門 (way out) 予港人。面對港人信心危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月出席英聯邦首腦高峰會議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 時，指英聯邦國家需要表明對香港的支持；同月，港督衛奕信訪問美國，尋求美國協助重建港人信心，繼續在港投資。

在檔案中我們看到，對英國來說「信心問題」是實質的管治問題，更直接衝擊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看法，但對中方來說，這卻是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陰謀問題。

就英方的行為，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1月刊登評論文章，上綱上線指英國高級官員借信心問題鼓吹香港問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ong Kong)，打「信心牌」、「民意牌」、「國際化牌」，容許中英雙方以外的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文章更指有部分人未放棄令香港在1997年後成為在英國影響下的獨立或半獨立國家。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 (Anthony Galsworthy) 認為評論文章反映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但無法理解相關指控的根據 (cannot understand basis of the Chinese complaint)。

官媒評論文章打響聲勢後，更強烈的指控陸續有來。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接受香港記者訪問亦大談「國際化」問題，他批評衛奕信在訪美時稱「香港的管治權是移交至香港人手上，而非中國官員的言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並反駁指主權和管治權是不能分割的，兩者應該回到中國手上，並將管治權授權給香港。

因此，除了這些輿論攻擊外，中方亦試圖在實質的制度和立法上亦「加辣」。李後稱「國際化」會令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Subversive Base)，考慮增加基本法內容，阻止香港成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adding provisions to the BL to prohibit Hong Kong from becoming a base for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PG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亦考慮禁止香港的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有任何聯繫 (writing into the BL the present provision in Hong Kong law that local societies should not have any relaionship with foreign political orgenisations)──即我們現時在基本法看到的「廿三條」魔鬼條文。

檔案顯示衛奕信見到李後的評論後頗為驚訝，認為李後刻意曲解自己的意思，其後安排港英政治助理與新華社解釋。後來李後卻公開指控是記者扭曲其言論，引致外交風波。但有趣的是，他又承認自己並沒細讀衛奕信的講辭。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看出中方官員不負責任地指責港督，然後推卸言責，合理化「加辣」基本法23條條文。

除了二十三條的內容，六四後我們亦看到中方為民選議員的資格「落閘」。李後指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引致中方擔憂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被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因素控制，並明言達賴喇嘛一類 (Dalai-Lama type) 主張顛覆行為的人士絕對不能成為立法機關的一部分 (must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SAR legislature)。而將這些「顛覆分子」排除在外的方式，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宣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One way to keep subsersive people out of the legislature would be to require LegCo members to pledge ‘recognition of the PRC’.)。

誠如當時英國外相韓達德 (Douglas Hurd) 所言，這些指控已經成為中方的陳腔濫調 (litany)，在今日的中港政治問題中同樣不絕於耳。為了回應中方在往後的中英聯絡小組重複相關指控，當時英方認為有必要向外發出聲明。聲明中指出英方的行為只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英聯合聲明》，以取得國際社會對《聯合聲明》作為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基礎的支持。英方重申英方將會繼續把握機會向外國政府宣傳，確保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以及有效落實《聯合聲明》，這些行為並非如外間所言，中英雙方以外的第三國有權干涉香港的政治 (different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third countries should have right to intervene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situation)，並希望中方能做相同的事 (hop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do the same)。

從解密檔案中我們見到，「八九六四」後，香港社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英方多管齊下重建信心，包括大規模的基建計劃、居英權計劃、國際遊說工作等，但中國作為信心危機的根源，卻故意藉此大扣英方帽子，指其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乘機合理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加辣」。另一方面，解密檔案亦揭示，今日北京對港的強硬政策方針，並非在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反對「廿三條」立法後才出現，這些政策方針早在1989年已經成型：以更嚴格的「廿三條」規定收緊香港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條件，從而將「異見者」謝絕於立法機關之外；並以「外國勢力干預」為由反抗國際社會監察具國際效力的協定－－《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其實從未過去，相反「六四」便是香港主權移交後整套中共對港管治邏輯與及基本法23條的原點。

回望今日北京和親共人士等無視所謂的「港獨」、「民主自決」思潮正正是北京對香港壓迫下的反彈，大打「港獨」稻草人，乘機封殺香港民主化的道路、逐點侵蝕香港的自主和人權，與28年前的行為同出一轍。可以預見，繼奪去香港應有的普選權、DQ本土派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後，若「廿三條」成功在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全面箝制香港自主權的計劃最後一塊拼圖將會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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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2673 Hong Kong - China; Chinese Complaints; Internationalisation https://goo.gl/3Lue4Q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好開心我個日幫手影的檔案2673已經被研究團隊極速分析左，仲出埋文tim!

【廿三條成魔之路：後六四香港問題「國際化」外交風波解密】

近年，不論京官、香港政府，以至親建制政治人物皆大談要警惕港獨抬頭，大打「港獨」稻草人，對香港的自主、人權、民主戴上重重緊箍咒。對內政治審查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資格、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務求DQ本土、自決和激進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至近日大談重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外大放厥詞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翻查近月解密的「後六四」檔案，我們可發現中方早在28年前已經大扣英國將香港「國際化」帽子，「擔憂」港人同情六四民運的表現令香港對抗北京，藉機為《基本法》第23條「加辣」，更埋下今日DQ議員的伏筆。

回到28年前的八九六四，中共以解放軍鎮壓學運後，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受打擊。有傳媒報道一個由Inrasia Pacific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香港成為自治的英聯邦成員國或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比例由1988年六月的約30%急升至「八九六四」後的近50%，只有15%受訪者支持香港成為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同時間出現加快民主化進程、開展人權法案立法等要求，以挽救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包括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等八個專業團體聯署要求英國給予居英權香港人，以提供逃生門 (way out) 予港人。面對港人信心危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月出席英聯邦首腦高峰會議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 時，指英聯邦國家需要表明對香港的支持；同月，港督衛奕信訪問美國，尋求美國協助重建港人信心，繼續在港投資。

在檔案中我們看到，對英國來說「信心問題」是實質的管治問題，更直接衝擊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看法，但對中方來說，這卻是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陰謀問題。

就英方的行為，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1月刊登評論文章，上綱上線指英國高級官員借信心問題鼓吹香港問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ong Kong)，打「信心牌」、「民意牌」、「國際化牌」，容許中英雙方以外的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文章更指有部分人未放棄令香港在1997年後成為在英國影響下的獨立或半獨立國家。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 (Anthony Galsworthy) 認為評論文章反映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但無法理解相關指控的根據 (cannot understand basis of the Chinese complaint)。

官媒評論文章打響聲勢後，更強烈的指控陸續有來。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接受香港記者訪問亦大談「國際化」問題，他批評衛奕信在訪美時稱「香港的管治權是移交至香港人手上，而非中國官員的言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並反駁指主權和管治權是不能分割的，兩者應該回到中國手上，並將管治權授權給香港。

因此，除了這些輿論攻擊外，中方亦試圖在實質的制度和立法上亦「加辣」。李後稱「國際化」會令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Subversive Base)，考慮增加基本法內容，阻止香港成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adding provisions to the BL to prohibit Hong Kong from becoming a base for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PG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亦考慮禁止香港的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有任何聯繫 (writing into the BL the present provision in Hong Kong law that local societies should not have any relaionship with foreign political orgenisations)──即我們現時在基本法看到的「廿三條」魔鬼條文。

檔案顯示衛奕信見到李後的評論後頗為驚訝，認為李後刻意曲解自己的意思，其後安排港英政治助理與新華社解釋。後來李後卻公開指控是記者扭曲其言論，引致外交風波。但有趣的是，他又承認自己並沒細讀衛奕信的講辭。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看出中方官員不負責任地指責港督，然後推卸言責，合理化「加辣」基本法23條條文。

除了二十三條的內容，六四後我們亦看到中方為民選議員的資格「落閘」。李後指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引致中方擔憂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被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因素控制，並明言達賴喇嘛一類 (Dalai-Lama type) 主張顛覆行為的人士絕對不能成為立法機關的一部分 (must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SAR legislature)。而將這些「顛覆分子」排除在外的方式，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宣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One way to keep subsersive people out of the legislature would be to require LegCo members to pledge ‘recognition of the PRC’.)。

誠如當時英國外相韓達德 (Douglas Hurd) 所言，這些指控已經成為中方的陳腔濫調 (litany)，在今日的中港政治問題中同樣不絕於耳。為了回應中方在往後的中英聯絡小組重複相關指控，當時英方認為有必要向外發出聲明。聲明中指出英方的行為只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英聯合聲明》，以取得國際社會對《聯合聲明》作為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基礎的支持。英方重申英方將會繼續把握機會向外國政府宣傳，確保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以及有效落實《聯合聲明》，這些行為並非如外間所言，中英雙方以外的第三國有權干涉香港的政治 (different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third countries should have right to intervene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situation)，並希望中方能做相同的事 (hop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do the same)。

從解密檔案中我們見到，「八九六四」後，香港社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英方多管齊下重建信心，包括大規模的基建計劃、居英權計劃、國際遊說工作等，但中國作為信心危機的根源，卻故意藉此大扣英方帽子，指其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乘機合理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加辣」。另一方面，解密檔案亦揭示，今日北京對港的強硬政策方針，並非在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反對「廿三條」立法後才出現，這些政策方針早在1989年已經成型：以更嚴格的「廿三條」規定收緊香港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條件，從而將「異見者」謝絕於立法機關之外；並以「外國勢力干預」為由反抗國際社會監察具國際效力的協定－－《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其實從未過去，相反「六四」便是香港主權移交後整套中共對港管治邏輯與及基本法23條的原點。

回望今日北京和親共人士等無視所謂的「港獨」、「民主自決」思潮正正是北京對香港壓迫下的反彈，大打「港獨」稻草人，乘機封殺香港民主化的道路、逐點侵蝕香港的自主和人權，與28年前的行為同出一轍。可以預見，繼奪去香港應有的普選權、DQ本土派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後，若「廿三條」成功在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全面箝制香港自主權的計劃最後一塊拼圖將會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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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2673 Hong Kong - China; Chinese Complaints; Internationalisation https://goo.gl/3Lue4Q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