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遭遇疫情歧視的美國亞裔何去何從？

儘管她並不在美國出生，劉文的美國生活沒有絲毫「不美國」之處。她去看橄欖球比賽、煲美劇《慾望都市》、在慈善組織裏當志願者。

在新冠疫情之前，31歲的劉文對自己是住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東亞裔人士這件事，並沒想得太多。「實話說，之前我真不覺得我在這兒很顯眼，」她說。

但情況如今不一樣了。新冠病毒在美國讓超過10萬人喪命，而亞裔身份可能在此招來橫禍。對於包括劉文來內的許多人來說，他們已感覺受威脅。

據劉文說，幾個陌生人在當地超市裏朝她一名韓裔朋友喊髒話、推搡她，還要求她離開商鋪。這一切只是因為她是亞裔，而且當時戴著口罩。

包括紐約州、加州和德州在內的多個美國州份，都有東亞人士報稱被吐口水和拳打腳踢，甚至還有一宗被刀刺的案例。

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偏見遽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否曾親歷過暴力、欺凌或更不堪的不公待遇，都開始思索自己在美國社會的位置。

「五年前剛來到美國時，我的目標是盡快地適應美國的文化，」劉文說。

「不過疫情讓我意識到，因為我是亞裔，因為我的樣子或者我的出生地，我永遠無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在她的朋友經歷那場超市爭端後，劉文下定決心買她人生中的第一支槍。「如果奧斯汀都到了這個地步，那我們可能真的需要買槍了，」她對BBC說。

紐約市和洛杉磯市的警方稱，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而舊金山州立大學與多家倡議組織表示，他們合辦的報告中心從今年三月至今，接收到超過1700宗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歧視報告。

在包括德州、華盛頓州、新澤西、明尼蘇達與新墨西哥在內的13個州份，警方都處理了上報的仇恨事件。

批評者說，位高權重者為情勢火上澆油。無論是總統特朗普，還是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都遭遇到了一些指責，因為他們在談論中國在疫情中的角色時使用的措辭，不同程度上助長了反亞裔的情緒。

而對於很多亞裔美國人來說，他們在遭遇偏見的同時，感覺自己身為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也遭到攻擊。
在美國的反亞裔的偏見有多嚴重？

為數眾多的亞裔美國人與身在美國的亞洲人形容，他們在此的境遇在新冠疫情暴發後急轉直下。

金伯利·哈（Kimberley Ha）稱，她在二月留意到這樣的變化，當時她在紐約遛狗，一個陌生人開始朝她大喊。

「他喊道：『我不怕有輻射的中國人'然後開始指著我大叫，『你們這樣的人不應該在這，滾出這個國家，我不怕你們這些人帶來的病毒。』」金伯利是一名華裔加拿大人，在紐約生活了超過15年。

在接下來幾周裏，她留意到她在公眾場所遇到的「大概十人中有一人」，在看見她時顯得怒氣衝衝。「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程度的敵意。」

而在美國的另一端加利福尼亞州，23歲的麥迪遜·法萊米爾（Madison Pfrimmer）聽說過針對亞裔的攻擊，但「並不認為它像人們所說的那麼常見」。

今年四月，她在洛杉磯一家超市裏為一對年長的中國夫婦幫忙翻譯，據她說，這對夫婦遇到了一名憤怒的女子。這人持續用粗言穢語謾罵他們，還朝他們扔水和噴灑不明液體。

「她高喊，『你們怎麼敢來我家人購物的商店，你們怎麼敢來毀掉我的國家。你們就是我一家人沒法掙錢的罪魁禍首』，」有一半華裔血統的法萊米爾回想道。

法萊米爾說，她嘗試與那名女子爭辯，但對方譴責她為那對夫婦翻譯，還朝她扔了一瓶水，淋濕了她的腿部與腳部。

當他們一行人在櫃台排隊付賬時，那名女子又走過來，朝他們噴了似乎是空氣清新劑或消毒劑的東西。她還跟著那對年長夫婦到他們的車旁，一邊拍他們的照片，一邊高呼「這是你們的錯」，用髒話罵中國、「那些骯髒的人」以及「共產主義」。

「我跑向那對夫婦，用國語告訴他們快進車裏，我幫他們把買的菜放進車裏，從窗戶把蛋遞給他們。」那名女子則開著她的車，一路尾隨法萊米爾，直到法萊米爾把車開近一個警察局。

「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 （STOP AAPI HATE）數據庫收到來自45個州份與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新冠病毒相關歧視報告，加州和紐約州的案件佔了其中的大部分。

這些事件涉及的種類廣泛，其中口頭騷擾最常見。但推搡、肢體攻擊、職場歧視、禁入場所、打砸等等，都涵蓋在數據庫當中。而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成為目標。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研究亞裔美國人的張華耀（Russell Jeung）教授管理這一數據庫，他發現在許多案件中，當事人「被朝著咳嗽與吐口水」，因此他新增了這一類別。

那正是泰德·嚴（Ted Nghiem）的親身遭遇，他生活在費城，是一名37歲的越南裔美國人。在三月，一名男子朝他高喊「滾出這裏，是你造成了新冠病毒」，但他當時並沒有太在意。

然而，同月不久後，另一名男子在兩人擦身而過時朝他吐口水，這讓他「在一、兩天內都感到鬱悶」。

「我通知了警方，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後續……幸好我並沒有染上什麼病。」

"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數據庫收集的事件來自網上的自主報告。BBC通過採訪及分析美國媒體報道發現，自1月起在美國有超過100起疑似針對亞裔的事件，其中約一半的案件已上報警方。

一些事件到達了仇恨犯罪的標凖。紐約警方指，他們已調查了14宗與新冠病毒有關的仇恨犯罪，其中涉及15名亞裔受害者。

而在加州，一名老人遭遇鐵棍襲擊，一名青少年則因被襲而送院治療。

在德州，一個亞裔家庭在超市中被刀刺傷，其中還包括了兩名分別2歲和6歲的幼童。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獲得的聯邦調查局（FBI）報告，"嫌犯表明他用刀攻擊該家庭的原因是，他認為他們是把新冠病毒傳染給他人的中國人"。實際上，受襲家庭為南亞裔。

有亞裔人士報稱，由於其族裔背景，酒店、Uber司機等拒絶為他們提供服務。

馬特（並非他的真名）是一名華裔美國人，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急診室工作的醫生。他稱，有多名患者表示曾有亞裔人士在他們周邊咳嗽，因此要求住院治療。

他經歷的反亞裔偏見似乎更為切身，當時他正嘗試治療一名相信感染了Covid-19的病人。

"我穿戴著防護設備，走進房間作自我介紹。當他們聽到我的姓氏時，他們的反應是'不要碰我，我能見另一個醫生嗎？你可以不要靠近我嗎？'"

馬特說，許多其他少數族裔面臨著"更顯性、更嚴重的歧視"，但他依然擔心類似事件會打擊醫護人員的士氣。

"這是一個壓力相當大的時期，我們的工作量大了很多，時刻穿戴著很不舒服的防護裝備。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暴露在Covid-19中。"

「如果他看起來像是華人，他就被攻擊」

新冠疫情最初在中國武漢暴發，總統特朗普因此把炮火瞄凖了他口中控制疫情不力的中國政府。

今年較早前，特朗普多次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批評者稱這一詞匯並不區分中國、中國政府和華裔人士。

特朗普稍後呼籲保護亞裔美國人，稱「疫情蔓延不是他們任何形式的錯誤」。但這並沒有停止一些人怪罪華裔美國人或攻擊其他東亞裔人士。

張華耀教授稱，他收到的反亞裔事件報告之中，四成來自華裔人士，但大部分案例發生在其他東亞裔人士身上。

「這是種族定性的例子：『他看起來像是中國人，他就被攻擊』。」

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又成為種族歸納、種族貌相，指的是依照某人的族裔特徵，來認定其犯罪或涉嫌某種行為。

來自韓國的23歲大學生吳多賢（Dahyung Oh）記得，早在2月，在美國疾控中心建議佩戴布口罩之前，她站在紐約地鐵月台上，旁邊一名女子充滿敵意地瞪著她。

「她開始向我靠近，指著我說『為什麼你不戴口罩，你應該要戴上口罩』，」吳多賢稱。

這名女子自己也沒有戴口罩，吳多賢認為她「被針對」了，「因為我們周圍十幾二十個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當下覺得非常憤怒，我因為身為亞裔而被針對，又因身型嬌小而更容易被人當作攻擊目標。」

這次事件沒有以暴力告終，不過吳多賢是幸運的，紐約在3月出現了兩宗無關聯的案件，都是亞裔女性因沒有戴口罩而遭遇襲擊。同時，許多人又因戴了口罩而被騷擾。

張華耀教授表示，對遭遇歧視的亞裔人士來說，口罩可能造成"雙輸"局面，因為"如果他們戴口罩，他們會被懷疑感染了病毒，而如果他們不戴口罩，則會被質疑感染了還疏忽大意。"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在英國和加拿大都有多起針對東亞裔人士的襲擊，引起了高度關注。溫哥華警方稱，今年至今已受理了20宗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與此同時，在中國出現了針對非裔人士的歧視情況。有報道指，數百名非裔居民未被確診新冠肺炎，卻被趕出家門丶強制檢疫和沒收護照。包括一家麥當勞快餐店在內的一些餐廳與酒店禁止非裔人士進入。

「我認為這跟以往的危機時期一樣，某一群體的人通常會被當作替罪羔羊，」紐約市人權委員會主席馬拉斯（Carmelyn P. Malalis）說。她指出，艾滋病危機和伊波拉疫情時也有類似情況。

馬拉斯認為，在疫情之前，「針對亞裔的含蓄歧視」就已存在，但由於報導甚少，公眾對此的意識並不高。「人們認為種族歧視是黑白對峙，沒有意識到歧視是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她表示。
為什麼亞裔美國人仍被看作局外人？

在美國的亞裔人士來自多元的族裔、國家和背景，他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與身份認同。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美國約有2000萬居民是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約6%。這其中包括了亞裔美國人，以及在美國生活、學習與工作的亞裔人士。

在亞裔美國人當中，一些族群，例如不丹裔美國人，較高比例是出生在美國以外的移民。而包括日裔美國人在內的其他族群，則更可能在美國已生活多代。

每年，單單是從中國到訪美國的遊客就有300萬人。

但無論是對自我認同為亞裔美國人的人士、希望成為美國人的人，還是僅是到訪的亞洲人來說，在美國針對亞裔的種族偏見都一視同仁。

亞裔美國人有許多共同的經歷，例如他們在疫情之前就已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

「種族，就如許多社會分類一樣，是一種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見的類別，」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戴比·馬（Debbie Ma）博士說。「正因如此，人們很容易對這些類別加以標籤與刻板印象，例如，東亞裔人士是外來的，儘管他們實際上並不是。」

她在2008年參與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在紐約出生的華裔演員劉玉玲（Lucy Liu）與英國演員凱特·溫斯萊特（Kate Winslet）之間，來自各種族裔背景的美國受訪者們更傾向於認為後者是美國人。

馬特醫生說，經常有人跟他說「你的英語說得真好」，問他真正的家鄉是在哪，儘管他已向對方解釋了他生在美國。

張華耀教授則說：「儘管我的家庭在美國已經開枝散葉到了第五代，我依然被認為是一個外國人。」

這導致人們的亞裔長相、馬博士稱之為「我們明顯帶有的特徵」，成為亞裔人士在疫情期間被針對的原因。

這並非族裔首次被用來邊緣化或針對在美國的東亞裔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襲擊後，大批東亞裔美國人被囚禁。在19世紀，諷刺東亞人的漫畫被用作種族主義宣傳，用來排斥來自中國與其他東方國家的移民。

時至今日，一些亞裔美國人仍形容他們感覺「處在試用期」，需要去證明他們是美國公民。這一情況在疫情暴發後明顯惡化。

曾以民主黨人身份競選美國總統的楊安澤在4月時撰文稱：「對族裔背景一定程度上的鄙視和疏離，已變成了明顯的仇視甚至攻擊。」

他呼籲亞裔美國人「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展示我們的美國特質」，例如幫助鄰居、捐獻防護裝備、穿上美國國旗顏色「紅白藍」的衣物。然而，批評者譴責楊安澤的言論是在怪罪受害者，並且他似乎內化了一種觀念：由於其族裔背景，亞裔人就是不夠「美國」。

特朗普總統與拜登的競選團隊都遭到批評。特朗普的一個競選廣告裏形容拜登對華軟弱，其中展現了一連串拜登與中國官員共處的短片。

然而，短片裏還包括了駱家輝（Gary Locke）的畫面，他是一名華裔美國人，曾任美國前駐華大使。人們譴責特朗普的競選廣告暗示駱家輝是中國官員。

與此同時，拜登的競選廣告也被炮轟，因其中強調在疫情旅行禁令實施後，「特朗普仍讓四萬名旅客從中國進入美國」。不過，這些旅客當中許多人或是美國公民。

兩個競選團隊都否認上述廣告涉及排外主義或針對華裔美國人。

在美國的亞裔如何回應攻擊？

對於一些人來說，反亞裔情緒的高漲感覺明顯且危險。

目前並沒有全面的數據記錄各族裔人士在美國購買槍支的數量，但根據槍店老闆們的反饋，亞裔強制購買者和整體的槍支銷售數量正在上升。

49歲的華裔美國人臧東慧在紐約皇后區組織了社區巡邏隊，巡邏隊的微信小組中有200多名成員，他們輪流開車在社區中巡邏，向警察報告可疑行為。如今巡邏隊以棒球棍自衛，但臧東慧希望未來他們可以持槍巡邏。包括他在內的十多名巡邏隊成員最近已申請購買槍支的許可證。

臧東慧形容自己是保守主義者，他相信華裔美國人應該武裝自己，「以防社會動蕩與犯罪急增」。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讚正這一看法，舊金山和平組織的共同發起人梁國雄（Max Leung ）就是反對者之一。該組織近日定期在唐人街巡邏，並稱巡邏有效減少了蓄意破壞與盜竊的案件。

「儘管我深信並且十分支持自衛，我們並不鼓勵成員們持槍巡邏，」梁國雄說：「我們希望在組織內建立促進和平、而非以暴制暴的文化。」

藝術家與喜劇演員也受到啟發而發聲，譬如華人說唱歌手Jason Chu，他發起了名為「仇恨是一種病毒」的倡議活動，還寫了一首關於反亞裔事件的饒舌歌曲。他說，想以饒舌來展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人們有多麼荒謬」，以及「強調亞裔美國人屬於這個國家」。

「我們在美國不是過客，我們在這裏出生，這是父母養育我們的地方。我們想說，仇恨不屬於我們的國家。」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人們希望這番對歧視的全新認識，能讓美國的亞裔族群變得更強大，與其他的少數族裔更團結一致。

馬特回想起，在他成長過程中曾聽到不少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負面評價，其中有的來自亞裔美國人。

相反的是，「如今我看到許多亞裔美國人為艾莫德·阿伯裏（Ahmaud Arbery）申訴」。非裔美國人阿伯裏2月在喬治亞州郊外慢跑時被槍殺，兩名槍手說他看起來像是個盜竊案嫌犯。

馬特留意到，亞裔美國人群體近年來在政治領域的聲音更大了，在其他領域也越來越亮眼。「我的很多朋友看到這些反華人的言論，對於談論其他族群面臨的歧視更感興趣了。」

張華耀則目睹一些亞裔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或群體動員起來」。他說，來自不同階層、教育背景和族裔的亞裔人士如今因疫情相關的歧視而「發現了他們共同的經歷」。

「我們在一同面對種族定性這一過程，希望終有一天，我們會團結在一起對抗歧視，以共情心對待其他同樣面臨種族定性的人們。」

#社會 #政治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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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

當初調降營所稅的理由一大堆，
10年後央行總裁彭淮南卻說，
「將營所稅率由25%降至17%，但吸引企業投資之效果並不明顯，國內投資率仍下降；可見稅賦並非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的主要因素」。
現在又說稅改，稅改，稅改~

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